三、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

　　1927年夏，国立暨南学校校长姜琦，以经费竭蹶，再三请辞。其后，郑洪年接任暨南校长。他主张“道德、科学、军事、职业、政治五种训练为暨南的教育方针”，办学力求“适应华侨所处特殊环境的需要”，以期“使华侨子弟得享受世界高深的知识与祖国优美的文化，以为他日参加祖国一切运动及提高华侨地位之准备。”正是带着这样的抱负，郑洪年一上任就决定将暨南学校扩充为完善的大学，改商科大学部为商学院，并增设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此次改革，商科大学部的改动较小，仅将原来的银行理财改为银行系，会计统计改为会计系，并添设了交通管理系，其余则均存其旧。尽管这样，暨南商科专业设置之齐全仍为当时全国之首。继潘序伦后，任商学院院长的还有萧渊、杨汝梅等著名学者。杨汝梅是我国著名的会计理论家，1926年获得美国密西根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长院期间，他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尤其是为了督察学生学习和考核学生成绩起见，严订考试办法，建立周考、月考制度，努力于教学质量的提高。自此，伴随着国立暨南大学的成立，暨南大学商科教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作为国立的高等商业学院，暨南大学商学院与其他商业高等院校相比，特点是能得到政府的较多拨款，办学经费相对充足，因而能够以相当的能力改善教学设施，也以此比私立院校能吸引更多教授、学者和专家来校担任教授，尤其是专职教授。而毕业生的出路也较私立者为宽，因为当时私立院校只有在立案后，毕业生才能获得政府承认的文凭和学位。

　　其后，在扩充中，商学院原来设立的6科均改为了独立学系，即银行学系、会计学系、工商管理学系、国外贸易系、普通商业系以及交通管理系。同时，鉴于商学教学的特殊条件，学院还实行“减少学分注重课外研究”的方针，将学生需修习的学分总数由168降至152，使学生得以少上功课，多利用图书资源，注重课外研究。另外设立有商学研究室，大量收藏商学方面的专门资料，可供师生研究参考。

　　四、余论

　　作为海内外华侨的最高学府，暨南在1917年的复校，一方面固然与黄炎培先生的热心华侨教育事业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又与南洋华侨的迫切需求密不可分。而与之同样密不可分并被南洋华侨迫切需求的暨南商科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办并发展起来的。暨南迁沪，始于商科，源于先贤们对商科教育的重视，并为之选择了当时全国商业最为兴盛的上海，此举也为日后暨南商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及至潘序伦先生改制，暨南商科已作为同时代比较完善的高等商业教育模式而为海内外所知。再到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的成立，暨南商科的发展日趋成熟，延聘名师的增加与课外商业活动的广泛开展也使得暨南的商科教育更为成功和卓有成效。

　　总之，从国立暨南学校首设商科，到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暨南商科见证了暨南曲折发展的十年。从黄炎培先生复办暨南，到暨南商科迁沪与东南大学合办商科大学，再到国立暨南商科大学成立，潘序伦先生完善暨南商科学制，暨南商科的前进带动了暨南学校的进步。可以说，暨南商科因华侨教育的迫切需求而生，因暨南人的不懈努力而长，也因暨南大学的迅速发展而获得了丰收。记录暨南商科教育创办和发展的这十年，同样也记录着从国立暨南学校到国立暨南大学的这十年。无论是暨南商科，还是暨南学校，这十年无疑都是成功而意义非凡的。(作者分别系暨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校党委宣传部长、历史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