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归侨身份“边界”流变

　　新中国成立后，归国人数最多的是东南亚华侨，其中又以从印尼归来的居多，约有13.6万人。华侨回国后，面临着与侨居地迥异的社会环境与生活环境，存在着重新适应与身份认同的变迁等问题。

　　基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边界”理论,将印尼归侨身份的“边界”建构放入纵向的时间维度探讨其“边界”的生成及变化。研究发现,印尼归侨身份的“边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框定”的。在印尼,他们被划定为“外国人”，面临来自身份认同所形成的挑战。“中国人”这一具有真实性或象征性的身份“边界”将处于住在国各地的移民凝聚为可辨识的同一群体，如果将民族国家具象化，那么移民首先投射的是关于祖籍地的想象，进而生成对祖籍国的想象。归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其身份的“边界”表述则在自我和他者的“意会”中贴上了“印尼”标签,唤起的仅是对跨国经历和过去生活的记忆与怀想，印尼作为归侨曾经的记忆，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情感”，这种“情感”促使归侨与印尼有关的社群在互动中生成了流动的“边界”。

　　这一分类实践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移民关于身份的界定和选择过程,映射了不同身份的“边界”所承载的资源与意义。

　　——徐敏：《印尼归侨身份“边界”流变初探》，原文载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

　　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理论考察、

　　文化基础与制度构建

　　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是我国侨界和司法界面临的一项新的课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起源于美国，是各种非诉讼纠纷方式的统称。其特点在于替代性、选择性和当事人的自主性。

　　该机制借助民间力量和侨界资源,发挥中华文化中基于“和为贵”理念而形成的“调解”传统的优势,寻觅“情、理、法”的最佳结合点,力争通过最少的社会成本来化解涉侨纠纷,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关于侨联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协助调解涉侨民商事纠纷案件的意见》等文件的出台，以及一些地方对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所作出的一系列积极有益的实践探索，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应。

　　基于中国悠久传统而形成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成功延伸至海外,辐射到异域文化圈,不仅彰显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凸显了中国人注重和谐的宽容精神,更反映了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法治文明的进步,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法治文明的人道性。它将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优良营商环境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司法为民等战略，彰显法治领域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提升在国际法治领域的中国话语权，塑造中国现代法治的良好形象。

　　——崔永东：《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理论考察、文化基础与制度构建》，原文载于《政法论丛》2020年第3期

　　借助华侨华人讲好中国故事

　　我国是个侨务大国,华侨华人移民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而且实力强大。据统计,海外华侨华人总数有6000多万,分布在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新时代下,如何充分运用这一独特资源,在我国国际传播机制建设、传播内容方面积极谋划,借助这一群体在国际社会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以保障和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舆论空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海外华侨华人社团、海外华文媒体、海外华文学校、海外华商是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社会的四大传播载体。从有利于我国国际传播的角度看，华侨华人在三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传播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引导国际舆论、化解国际舆论危机；国际舆情危机预警。当前，华侨华人群体在传播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仍然面临一定的挑战。如何借助华侨华人群体讲好中国故事，几点建议如下：

　　1.统筹协调涉侨传播，借助华侨华人群体的二次传播，将我们需要传播的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传递到国际社会。

　　2.增强与华侨华人，尤其是华侨华人社团、海外华商的联系联络。

　　3.将中国的价值观念与海外华文教育相结合，研究设计教育传播方案，将我国的核心价值理念融入到海外华裔新生代的培养当中，增强华裔新生代对中国的亲近感和认同感。

　　4.继续加强华侨华人与国际传播的相关研究，推动华侨华人与我国国际传播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并增强研究成果的转化，用理论研究指导实践工作。

　　——张焕萍：《借助华侨华人讲好中国故事》，原文载于《对外传播》2020年第5期

　　关系邻近性视角下的

　　海外华商与侨乡经济

　　借助共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关系，侨乡可以与海外华商建立起跨越地理距离的关系邻近性，获得更多的信息渠道、顺畅的跨国交流以及共同的行为规范，从而借助海外华商的力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可以说，海外移民是侨乡在构建邻近性方面的独有优势。

　　但这种跨国社区关系邻近性的作用既非静止不变，也不是区域发展的唯一动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潮汕地区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关系邻近性对侨乡经济影响的变化。它在改革开放初期促进了侨乡的外资引进，帮助侨乡企业进入全球生产网络。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发展完善，海外华商选择到商业环境更好的非祖籍地投资，基于中华文化认同而非侨乡文化认同的关系邻近性，在更广的地理范围得以建立。而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国际展销会和网上交易的发展，亦使侨乡企业可以在与海外华商建立关系邻近性之外，借助其他邻近性进入全球市场。

　　如今，随着国内潮商网络的形成、留学生回乡创业、潮籍博士团定期返乡座谈以及华侨试验区的建立等新现象的出现，关系邻近性在国内地理范围内和高新产业中有了发挥作用的新空间。全面理解华侨华人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动态影响,需要我们跳出“侨乡”的局限,从全球化以及区域发展的角度解读。

　　——陈蕊：《关系邻近性视角下的海外华商与侨乡经济——以改革开放后广东潮汕地区为例》，原文载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

　　海外华商史研究的新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推动作用日益彰显，如何提升海外华人经济和华商的研究力度，应寻找新的视角，从经济全球化和比较研究的多重与多维视角，深入考察海外华商的起源、兴起、发展与变迁，分析比较世界各地区华商的不同历史发展状况，从而准确地把握海外华商发展的轨迹与特点。

　　首先，从西方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发展历程来看华商。从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的传播到鸦片战争后，从中国东南沿海过剩劳动力的人口贩运浪潮，至华工成为国际人口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后期，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华商成为跨国公司资源配置的重要关联商。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剧，许多华人富商作为投资移民进入欧美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新兴华商集团的组成部分。其次，在从传统向现代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华商，华商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重大而必然的变革。再次，从世界不同地区的比较分析来研究华商，在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华商的历史发展具有极大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最后，从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探讨华商与祖(籍)国的关系，海外华商与祖(籍)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海外华商纷纷回祖(籍)国投资贸易，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华商投资网络成为中国当代侨乡与海外经济联系的重要渠道，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海外华商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张秋生：《海外华商史研究的新视角》，原文载于《光明日报》2020年2月3日

　　(暨南大学图书馆•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