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华商的发展历程、

　　转型之困与未来前景

　　被誉为“欧洲义乌”的华沙中国城逐步发展成为波兰乃至中东欧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华沙中国城也是波兰中国移民最集中的聚居社区。据统计，截至2020年3月，在波中国人数量达到12160人。目前，在波注册的大中型中资企业达19家，在分布上以华沙中国城最为集中。

　　华沙中国城是中东欧地区最大的中国商品批发中心和波兰最集中、规模最大的华侨华人社区，也是华商在波兰乃至中东欧地区创业的历史缩影。近年来，随着同行竞争的加剧，税务矛盾、经营模式掣肘等问题出现，波兰华商面临的挑战和考验日益严峻。从宏观视角而言，波兰华商的发展历程和转型困境也是中国传统制造业在海外发展与转型升级的缩影。

　　从传统意义的输出“廉价货”到“质优价廉”，再到如何走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品牌化”发展道路，是当前从事贸易批发的波兰华商，乃至整个中东欧地区华商的主要发展方向。为应对以上困境，除了波兰华商自身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的品牌建设之路和规范经营之外，也需要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及驻外机构加强与华沙中国城华商的紧密沟通，帮助华商积极转变思路并提高维权能力，为维护华商正当权益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王弘毅，许致军，徐刚：《波兰华商的发展历程与转型之困——基于华沙中国城的田野调查》，原文载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

　　华社三大支柱

　　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影响性研究

　　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华文报刊被称为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在传统华人社会中，三大支柱不仅是联络情感的重要组织，也是族群认同的文化土壤。而在当代华人社会，三大支柱则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联系纽带，亦是融通中外的宝贵资源，更是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独特力量。

　　首先，华人社团增强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认同。当前，新生代华侨华人已成为社团的中坚力量，涌现越来越多的新社团、新侨领，社团成为新生代华侨华人代表性人士的培养基地。其次，华文教育促进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历史上华文教育历经坎坷却始终呈发展壮大的趋势，新时代华文教育搭建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桥梁，秉持民间化、自主性、市场化原则的华文教育更易长期良性发展。再次，华文媒体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新媒体视野下的华文媒体在凝聚新生代华侨华人方面占据重要地位。

　　——张颖：《华社三大支柱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影响性研究》，原文载于《江苏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新华侨华人对21世纪江苏

　　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江苏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阶段，全省各地政府在重视“引资”的同时加大“引智”力度，纷纷出台各项优惠政策、采取多种措施引进高科技人才，创造优良的投资创业环境，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科技新侨和归国留学生选择在江苏创新创业。同时，以南通籍华商为代表的江苏新侨商，在海外取得事业成功后回到家乡投资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3年之后，华侨华人在全省投资企业5万多家，投资总额占利用外资总额的60%以上。归国创业的新华侨华人在取得个人成就的同时，也为江苏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除了带动税收和就业外，21世纪以来新华侨华人对江苏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新侨企业科技含量高，科研投入多，极大提升了江苏省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速度。其次，新侨创新创业领域与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基本吻合，促进了江苏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再次，新侨创新创业推动江苏创新企业集群和产业集聚链的形成。最后，新侨投资创业推动江苏区域协调发展，为江苏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张荣苏：《新华侨华人与21世纪江苏经济发展》，原文载于《八桂侨刊》2022年第1期。

　　论海外华语的文化遗产价值

　　和研究领域拓展

　　新世纪以来，华语研究经历了正名、定位、事实采集、建库和发掘的过程，新成果不断问世，认识逐步加深，初步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格局。海外华语不只是一种交际工具，也不单单是语言资源，更是一种文化遗产。

　　未来海外华语研究的重要任务与需要拓展的研究领域主要有：一是丰富海外华语研究的维度。新阶段的海外华语研究应实现从寻找差异和特点的单一目标向拓展纵深的多元目标的转向。二是拓展区域华语比较与历史研究。需要拓展跨区域的比较研究，需要多学科交叉研究，体现跨学科、跨领域的跨界性。三是扩展海外华语资源库建设的范围。作为海外华语形成、发展、现状及华文教育性质认识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基础资源平台还比较薄弱，作为遗产挖掘和整理，任务就更为艰巨。四是深化华语作为祖语传承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从遗产继承的角度出发，需要考虑传承目的、传承者、传承内容、传承方式和路径等一系列问题。

　　——郭熙，雷朔：《论海外华语的文化遗产价值和研究领域拓展》，原文载于《语言文字应用》2022年第2期。

　　海外民族志与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

　　近几年颇受关注的海外民族志研究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视野。“海外民族志”之所以具有中国特色，是因为缘自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是以描述“他者”“异域”为对象而产生的学问。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多定居在中国周边国家，与所移居地区带有某种历史或文化上的亲缘关系。二是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三是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在适应、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保持着民族传统文化。

　　在撰写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民族志的过程中，要考虑以下几个背景：一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背景。即要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移民的原因、对历史故国的认同以及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联有所认识。二是移居国的背景。不能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只是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延伸，而要从人类学区域研究的脉络里来进行探讨，旨在说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一定与当地的社会文化融合才能存在。三是全球化的背景。深入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必须将其放在全球化过程中，放在国际移民背景下进行考察，才能对其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丁宏，马宏：《海外民族志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原文载于《贵州民族研究》2022年第2期。

　　商学教育与新加坡华人经济的

　　近代化转型

　　新加坡华人社会商学教育的发展呈现近代中国国内教育移植、西方近代文化影响与在地化调整并存的特征。商学教育的兴起有强烈的现实需求导向，即当地华人面对西方商业的竞争，需对新的经济事物有所认识，方能谋得生存；当地华商需清楚地认识商业新形势，才能谋求转型。在这一背景下，当地华商侨领逐步产生了通过商学教育进行边际调整的感知，并逐步在初步的尝试性实践中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影响。商学教育的发展有助于通过“商战”观念强化海外华人的认同，从而唤起民族主义情绪，降低了华人群体内部的协调行动成本，让当地华人与近代中国国内工商业充分联系与合作，进而使新加坡华人社会参与到近代中国工商业转型进程。

　　商学教育的兴起并不意味着近代商学教育完成了对传统学徒教育的替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时间里，海外华商网络发展仍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商学教育的确是推动近代新加坡华人经济近代化转型的要素之一。

　　——沈博，张亚光：《商学教育与新加坡华人经济的近代化转型》，原文载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

　　(暨南大学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