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境旅游安全救援中华侨华人作用研究

　　面对日益频发的出境旅游突发事件，如何借助华侨华人力量实现有效应急治理已成为理论研究和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以泰国普吉岛游船倾覆事故为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事故救援参与主体的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在应急响应、救援处置、善后恢复阶段，以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馆为代表的驻地领事馆是救援的核心力量，发挥主导作用；华侨华人志愿者、泰国华侨华人社团作为积极响应者和参与者，发挥重要协助作用。通过核心——边缘模型分析显示，在应急响应、救援处置、善后恢复阶段，泰国华侨华人社团、华侨华人志愿者等组织均处于核心位置，作为积极协助者和参与者，尽最大能力争取资源参与救援，在维护中国游客在泰国的旅游安全利益中发挥重要作用。

　　研究建议：继续增强驻地领事馆在突发事件的信息预警、应急响应、紧急救援和善后处置的积极作用；建立出境旅游目的国旅游安全救援联盟，设置联席机制和日常信息联系平台，倡导中国出境游客积极加入所在国的旅游安全救援信息联系平台；鼓励侨胞自愿维护境外同胞安全利益。华侨华人在所在国社会中具有人际关系资源基础，在应急救援过程中，应发挥华侨华人的经济、人际网络作用，提供资源便利。同时，对于在特殊情况尤其是安全事故发生时的紧急情况下，华侨华人可以提供进一步救助和持续关照。因此，应通过与华侨华人社团的有效对接，争取更多华侨华人参与协作救援，引导华侨华人组织发挥应急协助作用。

　　——邹永广等：《出境旅游安全救援中华侨华人作用研究——以赴泰旅游为例》，原文载于《旅游学刊》2022年第10期。

　　华侨华人国内投资法律保护模式论析

　　中国对外开放的立法是从外商投资立法起步和发展起来的，更确切地说是从保护华侨华人在国内投资开始的。为最大限度地调动华侨华人在国内投资的积极性，中国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形成了对华侨华人国内投资相对稳定的法律保护模式。主要有三种模式，即仅由华侨华人国内投资相关法律保护的一重法律保护模式、由华侨华人国内投资相关法律和外商投资相关法律同时保护的二重法律保护模式、由华侨华人国内投资相关法律和外商投资相关法律及国内主体投资相关法律共同保护的三重法律保护模式。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华侨华人回国投资创业人数的剧增，要求制定华侨权益保护法或华侨投资权益保护法，进而回到一重法律保护模式的呼声日渐升高。但在《外商投资法》已经颁行并强调“平等对待”和“内外资一致”的背景下，逆势回归一重法律保护模式已不合时宜。鉴于人类族群及其根基差异和国家存在的长期性，“平等对待”并非绝对平等，“内外资一致”也不是绝对一致。在实践层面和现实性上，华侨华人国内投资的三重法律保护模式将长期存在。

　　——许少波：《华侨华人国内投资法律保护模式论析》，原文载于《海峡法学》2022年第3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葡萄牙华人移民社会不仅历经了代际更替，而且随着不同类型华人移民数量的增加，其群体构成日益复杂化和异质化，受移民政策驱动和祖籍国经济发展影响而动态变迁。华人移民群体在适应和融入葡萄牙社会过程中表现出了代际性差异。

　　对于浙江、东北经济移民中的第一代移民而言，主要目标是实现经济资本的累积，努力扎根当地社会，为下一代融入当地创造条件。移民的家庭背景、移民动机、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等因素决定了移民一代的移民策略和融入现状，其影响延续到了移民二代。成长在葡萄牙的移民二代在被当地主流文化同化过程中，在价值观等方面与移民父母存在差异，造成家庭关系紧张。对于出生在葡萄牙的移民二代，葡萄牙才是他们熟悉并具有归属感的“家”。移民二代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与个体的生活经历差异、与华人社区关系紧密相关。此外，华人移民二代在融入葡萄牙社会过程中也面临许多困境，而提高受教育水平是移民子女完成向上流动的关键。

　　——金阳敏：《代际视角下的葡萄牙华人移民现状——基于多案例的质性研究》，原文载于《八桂侨刊》2022年第3期。

　　越南华人民间信仰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杂糅儒释道文化、祖先信仰、地方神灵信仰、行业神信仰于一体的民间信仰文化，随着贸易及移民浪潮播迁入越。

　　17至19世纪，伴随着华人社会的不断壮大，在越南北、中、南部华人各聚居地兴建了大量的民间信仰宫庙。早期华人民间信仰极大地保留了祖籍地民间信仰文化样貌，其宫庙是华人社群活动的中心，活动与影响局限于华人社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与当地族群长期融合共居，并历经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彻底转变，华人主动融入当地社会，其民间信仰文化即奉祀神灵、仪式、空间、信众及内涵上都呈现出祖籍地与在地化的二重性，但祖籍地仍占主导地位，此为华人之“华”性的根本所在，而在地化则是华人社群为适应经济与社会变迁做出的文化调适，为增加华人与本地族群的交往互动、营造良好的族群发展环境提供了途径。反之，融合变迁使华人民间信仰历久弥新，获得更深远的传承与流播。越南华人民间信仰文化从历史到现状之变迁的实质是在地化的演进，是社会变迁在民间信仰文化上的投射。

　　——潘能梅：《越南华人民间信仰历史与现状》，原文载于《红河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

　　新形势下助推

　　海外华文学校传播中华文化路径研究

　　在新形势下，海外华文学校中华文化传播产生了新现象：线上中华文化课堂主阵地教学快速发展，线上文化活动跨地域、跨国家学习现象日益增加，“寻根之旅”“亲情中华”“中华大乐园”等线下线上文化传播活动成效日趋显著，华文学校中华文化传播市场化趋势不断增强，家庭环境传播中华文化关注度大幅攀升。同时，海外华文学校中华文化传播面临中华文化传播活动系统性不够、华文师资短缺、国内资源深度挖掘不足以及学生、家长和学校三方合力不够等新挑战。

　　通过调研50个国家200所华文学校，并对浙江华侨网络学院进行案例研究，在课程体系构建、师资队伍建设、内外资源共享、家校协同培育等方面提出建构“大规模生产与个性化定制”文化知识传播体系、构筑海内外教学机构信息互通机制、构建海外华文学校教学评估制度、建立一支国际化华文教师团队等新路径。

　　——包含丽：《新形势下助推海外华文学校传播中华文化路径研究——以浙江华侨网络学院为例》，原文载于《华文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3期。

　　面向港澳台侨学生的文献利用与宣传教育实践

　　暨南大学自成立初期就重视利用文献和文物面向侨生展开华侨历史与文化宣传教育。暨南大学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以下简称“世华馆”)是传承暨南大学侨校特色的重要场馆，不仅是海内外知名的涉侨文献重要平台，也是面向学校港澳台侨学生宣传与展示华侨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平台。

　　作为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世华馆近年来充分发挥其资源、地缘与人缘优势，积极开展面向港澳台侨学生的文化宣传教育活动，打造一系列富有侨校特色的粤港澳地区爱国主义教育精品项目。具体举措与宣传教育实践如下：建设华侨华人历史文化展览馆，发挥实体场馆宣传教育的主阵地作用；紧跟时事热点，及时推出相应主题的临时展览，加强与其他机构的联系与交流，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展览；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打造展览馆线上沉浸式体验场景与语音导览系统，研发网络展馆，开展在线服务；定期举办“华侨华人文化周”活动；发挥海外校友众多优势，设立海外文献收集联络点；组建港澳台侨学生志愿者队伍，开展华侨资料整理、展览导览、侨史侨情通识课程制作以及华侨历史文化宣传等工作。

　　——王华：《面向港澳台侨学生的文献活化举措与宣传教育实践——以暨南大学图书馆为例》，原文载于《图书馆界》2022年第3期。

　　(暨南大学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