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19日是我国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文学家、社会活动家郑振铎先生诞辰105周年纪念日。郑振铎(西谛)是“五四”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是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一名真正的战士。他不但对祖国文化事业，对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中国俗文学史方面有贡献，同时在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他也有相当多的文学创作实践，胡愈之称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都做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郑振铎先生从青年时代积极投入“五四”运动，创办《新社会》，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主编《文学旬刊》和《小说月报》。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四·一二”政变后被迫流亡海外，到抗战期间坚持留在“孤岛”为国家抢救大量文献、古籍。新中国成立后，以满腔的热情从政十年，直到消失在蓝天白云之上。郑振铎先生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尊敬，正如他的学生周一萍所说的：“我觉得，郑振铎同志最为可贵的，是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坚贞不屈、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可贵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于他各个时期的散文创作中。本文略举他有关“五卅”和“抗战”两个时期的文章，以窥郑振铎先生爱国的情怀。

　　南京路上血横流堂堂一文足千秋

　　郑振铎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就发表了《街血洗去后》、《六月一日》、《止水的下层》、《迂缓与麻木》、《〈公理日报〉停刊宣言》等大义凛然的愤激之作。“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郑振铎先生回家后，紧锁双眉、脸色铁青，默默不语地在书房内来回踱着，不停地吸着烟。当晚他坐在书桌前，根据亲眼目睹的情景，奋笔疾书，写下了《街血洗去后》一文，一直写到拂晓。这篇散文生动地描述了几个小时前发生在南京路上的惨案，强烈地控诉了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该文的第一句话便是“什么事也没有如‘五卅’大残杀事件发生得出我意外，使我惊怖了?选”从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郑振铎先生的胸膛里，一腔热血正在翻腾着，汹涌着。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是闪耀着光彩，飞扬着战斗精神。

　　就在刚发生过空前大残杀事件的南京路上，当夜里灯火依然闪耀的明亮着，语声、笑声，笙歌声，依然的。甚至还有人在那里开游艺会。作者另一篇杂文《迂缓与麻木》中的人们，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被人驱打，只是微笑的躲避着皮鞭，什么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大概他们认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被打的，有时要被人残杀的，所以各酒楼上，弦歌之声，依然鼎沸。各商店灯火辉煌，人人在欢笑，在嘲谑，游艺会照开，拜寿的照旧，看戏的照常。“麻木、淡漠、冷酷?芽?选为什么?芽”作者任怎样也揣想不出。这些满含着“血和泪”的文字，揭露国民精神的病态，自然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

　　倭寇南来百事空志节如山气似虹

　　1937年11月12日，惨淡的天空凝聚着乌云，在这黑暗笼罩下，上海陷落。郑振铎先生留在“孤岛”以笔代刀，奋笔疾书，一篇篇犀利的文章，似投枪，似匕首，刺向敌人的心脏，表现出了郑振铎先生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憎。他“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桂公塘》歌颂精忠报国的文天祥，《风涛》抨击祸国殃民的魏忠贤，都是借古讽今之作，表现出郑振铎赤诚的爱国情怀。文章发表后，曾引起社会上强烈的反响。很少写诗的郑振铎“情绪”在卢沟桥事变后，达到了高潮。他挥笔写下：“苟安的和平是一条死路／忍辱的退让是一种罪恶／以铁来回答铁的呼啸／以血来回答血的渴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在抗战时期及后来写的一系列社会随笔，如《“野有饿殍”》、《从“轧”米到“踏”米》、《鹈鹕与鱼》、《汉奸是怎样造成的》、《我的邻居们》、《“封锁线”内外》、《坠楼人》以及《最后一课》，是一组抗战沦陷区的全景图。

　　沦陷后的上海，物价飞涨，米珠薪桂，少数人荒淫无耻，过着朱门酒肉的奢侈生活，而大多数中国人，则是朝不保夕，挣扎在饥饿线上，乞丐满街、饿殍日增。郑振铎目睹此状，愤然写下了《“野有饿殍”》等文，揭露和抨击侵略者的罪恶。文中有这么一段：我看见一个青年人，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和皮，脸上剩下一对骨碌碌的无神的大眼睛，脸色是青白的，双腿抖着，挣扎的在扶墙摸壁的走着，口里低低的喊道：“饿杀哉?选饿杀哉?选”这样冷峻得近于残酷的刻画，充分地体现了作者内心的那种愤懑掺和着同情的复杂心理状态。

　　生活条件的恶劣，并不能征服郑振铎。他坚守讲坛，在暨南大学的最后一课，同法国作家都德笔下的《最后一课》颇有历史惊人相似的一幕。郑振铎取材于亲身经历的事件，这一极短暂但极不平凡的经历，增强了抗日到底的决心。在他的《最后一课》中对这段往事也有感人的描述。历史将记住这天——1941年12月8日。这天早上，郑振铎得知日本侵略军占领租界的消息后，便急忙赶到康脑脱路的“暨大”。校长简短而悲壮地宣布：“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透过这庄重、严肃的气氛，读者可以感受到一种壮怀激烈的情绪和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决心。因为是最后一课，郑振铎自己都觉得，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弓待发’”。学生也比平时更用心地听，笔不停挥。人人胸中跳动着一颗炽热的中国心。日本学者斋藤秋男赞叹这篇作品“表现了‘殉道者的最后的晚餐’般的肃然悲壮”。

　　此外，在郑振铎先生的许多随笔、游记、怀人之作、日记、书信和序跋中，同样鲜明地表现着这种赤诚的爱国情怀，洋溢着爱国精神。

　　(此文选自2003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