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洲中国新移民的现存教育困境

　　(一)非洲公共教育资源匮乏。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数据，201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公共财政对于初、中等教育的生均投入分别仅为131美元和292美元，北美西欧发达地区同类投入高达7764美元和11480美元，华侨华人主要聚居东南亚四国平均值为2445美元和3075美元，前者与后两者的差距在10倍与60倍间。这一差距也同样反映在生师比上，201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初、中等教育生师比分别为43和26，而北美西欧与东南亚四国均控制在12至17之间。面对非洲相对低下的整体教育水平，素有重教传统的华侨华人自会在子女入学选择上慎之又慎。

　　(二)非洲私立教育门槛高。少数在非中国新移民选择让子女在国内接受一段基础教育后再送入所在国的私立或国际学校就读，这需要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如南部非洲夸纳省中华福建同乡会会长蔡云景表示，许多当地华商都是先让孩子在国内接受中文教育，大约小学四年级之后到南非的私立学校接受英式教育。埃及东北华商总会会长高健表示，有经济实力的家庭会在孩子到达一定年龄后，将其接到埃及送入当地的美国学校或英国学校读书。然而在非中国新移民的主体是尚处于财富积累期的中低收入人群，在经济上不可能负担得起当地私立或国际学校的高昂学费，在精力上也难以在本就陌生艰辛的海外生活中同时兼顾事业与家庭。

　　(三)非洲华文教育基础薄弱。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由于华侨人口比例变化与抗日战争的影响，非洲华文学校曾出现过两次发展高潮，一批与当时国内学制相同的华侨学校相继建成。然而好景不长，二战后中国与非洲格局均发生重大变化，大部分老侨扎根非洲，导致中文实用性一落千丈且师资难寻，华文教育迅速走向衰弱。南非华文学校因生源和经费不足，在70、80年代纷纷倒闭或由政府接管成为公立学校。马达加斯加1946年有11所华文学校，到1996年仅余2所。根据有关数据，在非洲的华文学校、中文班数从1971年的36所降至2011年的11所。那些能够维持下来的学校多是靠转入公立教育系统或改制为周末学校勉强支撑。对非洲22国39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所做的调查显示，52.6%的受访者将子女留在中国国内上学，31.6%的受访者子女与当地人在当地学校一起就学，其中竟无一人将子女送入当地中国人开办的华文学校上学。全非洲妇女联合总会副会长许文新一家尽管经济富裕，依然将两个孩子留在国内上学，而不是前往当地的国际学校就读。因担心父母不在身边给孩子成长带来不好影响，她定期回国照顾、教育小孩一段时间再返回南非。许文新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南非缺少高质量的华文学校，给华人子女教育带来很大不便。

　　(四)子女留守国内导致亲情缺失。更多的赴非中国新移民选择将子女留在国内上学，但因这一选择而产生的两地长期分居以及亲子关系上的疏离，成为许多家庭的心头之痛。有代表在国务院侨办组织的座谈会上动情谈到，之前将孩子留在国内，眼见每次回国他变得愈发自闭和冷漠，实在于心不忍，于是将他带去非洲，亲子感情渐得以修复，却又忧虑未来无法与国内教育接轨，陷于两难境地。

　　二、非洲中国新移民的实质教育需求

　　各项统计数据显示，非洲华侨华人数量已过百万，在近20年时间里增长逾7倍，其中新移民比例占总数的90%，高居各洲之首。在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法属留尼汪等以老侨为主的国家(地区)人数维持稳定的情况下，刚果(金)、加纳、坦桑尼亚特别是安哥拉、尼日利亚等国由于大量新移民的涌入，华侨华人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由于在非中国新移民流动性强且缺乏翔实全面力的统计数据，令其数量统计难以精确化，不少当地侨领在接受访谈时表示现有各类统计数目尚存低估的可能。尽管有学者认为非洲经营环境渐趋激烈与恶化，可能导致中国在非移民数量下滑，但伴随非洲整体经济形势的持续向好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中非合作领域将进一步扩展深化，也很有可能出现新的移民增长点。

　　从历史趋势看，移居东南亚与欧美的中国新移民多会逐步融入当地社会。但非洲地区生存条件相对艰苦，加之语言与文化上的隔阂，中国新移民大都保持自我封闭的状态，主观上鲜有愿意在非长期居留或加入所在国国籍者。而客观上非洲各国政府治理能力相对低下，极少会制定推行明晰有力的民族或移民同化政策，未对当地华侨华人构成融入压力。因此近年来进入非洲的相当中国新移民从长远考虑，更为关注的是子女在非洲能否得到同国内教育体系相接轨的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以便未来家庭归国发展。这实质上是在教学目的与内容上都有别于现有一般华文教育的传统华侨教育需求。

　　三、非洲中国新移民的教育供给模式探索

　　(一)法国海外教育供给模式及其启示。法国长期坚持大范围在海外投资设立教育机构，现拥有由135个国家、494所教学机构、33万名学生组成的海外教育网络。这些海外教学机构的经费一方面来自学生学费，另一方面来自法国外交部的拨款，其中公共资金占据相当大比例，2013年用于法国海外教学机构的预算总额高达11.94亿欧元。海外教学机构定期接受法国的官方考核，通过认证的学校在课程设置、教学宗旨和组织规则上与法国本土现行标准一致，在该校就读的学生无需通过考试便可转入其他法国学校继续学习。上述海外教育网络由公立机构法国海外教育署(AEFE)统一管理。该部门直属于法国外交及欧洲事务部，其不仅为海外法语教育提供了有力保障，而且在法国语言文化传播政策上扮演着核心角色，同时还极大增强了法国高等教育的吸引力。从实际效果看，在法国海外教育署的有效统筹下，法国海外教学机构在法国现行学习计划、语言开放性与所在国文化间取得了良好平衡，为学生提供了高质量的教学保障。2013年法国海外教学网络的学生高中会考通过率达94.5%，其中三分之二评语为优良，20%评语为优秀，在各项竞赛中赢得11项冠军，3名学生在法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获奖，4名学生在法国奥林匹克地理竞赛中获奖。

　　伴随中国国力的持续走强、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以及自身教育水平的逐步提升，非洲现有的以华侨教育为主体的华文教育需求将会日趋增大，而且有可能不再是一个区域性的特殊问题而出现在全球其他地区。是否可能在海外建立具有与中国国内教育体系接轨渠道的高质量的全球华文教育网络，为日渐增多的选择双栖乃至多栖流动的“候鸟式”中国新移民提供更多的子女教育选择，已然成为一个值得思考与实践的新课题。法国在该领域的成熟模式与经验对我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建立全球华文教育网络的功能与价值。参照上述法国海外教育模式，结合中国国情与侨情，逐步建立具备与国内教育体系接轨渠道的全球华文教育网络，并以现阶段该需求最为迫切的非洲地区为试点，具有以下三方面的重要功能与价值。

　　1.破解华文教育发展瓶颈。为生活在海外的广大华侨华人提供优质的华文教育资源，加强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对祖籍国的情感与向心力，是中国在发展之路上的应有作为与担当，也是国家软实力提升的具体表现。教材资源有限、教师力量匮乏、教学方法陈旧，亦即所谓“三教”问题是多年来困扰华文教育发展的主要瓶颈。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在2014年底召开的第三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上表示，希望通过建立国际交流合作与国内统筹协调两大机制，打造涵盖施教、教材、培训、帮扶、支撑与体验的六大体系，提升华文教育发展水平。机制与体系的建立与创新需要强有力的引擎驱动。2004年我国在借鉴西方国家语言文化推广经验的基础上创设孔子学院，取得了汉语国际推广的丰硕成果。如今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在相应华文教育需求较为集中的国家或地区，比如以南非为基地辐射周边区域，试点建立由中国教育与侨务部门直接管理的海外中国学校，其教学计划与国内同步，教材、师资由国家输送，主要招收将来需要回国升学的华侨子女。它既可完全新建也可由当地已有的条件相对成熟的华文学校改制而成。此类海外中国学校不仅能完成自身的教育教学任务，还可以作为区域华文教育中心，辐射周边各类华文教育机构与组织，开展本土华文教材研发、华文师资培训、标准化考试与认证等工作，成为突破现有华文教育发展瓶颈的新引擎。

　　2.加速中国教育国际化进程。近年来，中国不论在基础教育领域还是高等教育领域均有长足进步，如在世界经合组织(OECD)对多国15岁学生进行的评估测试(PISA)中，上海常年名列前茅，而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也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在客观上对外国学生的吸引力日渐增强，在主观上也更为积极地投入教育国际化的竞争与交流。2013年中国共吸引各级各类留学生356499名，较2012年增长8.6%。其中有两组数据值得关注：非洲是唯一一个学历生数量超过非学历生数量的大洲；在留学生就读人数最多的5个专业中，零起点语言生即可就读的汉语言专业虽然基数最大，但较之2012年几无增长，而要求一定中文基础的西医、工科、文学与管理专业就读人数显著增加。由此来看，吸引外国学生特别是非洲等发展中或落后国家学生前来中国留学的因素已不单纯是语言与文化，而是中国日渐提升的科技与教育水平。以华侨大学与安哥拉总统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安哥拉政府青年科技人才班为例，华侨大学每年接收不超过30名的安哥拉籍优秀高中毕业生来校就读，学制采取“2+4”模式，即前2年学习汉语言专业，后4年学习理学、工学等专业，为安哥拉的战后重建培养大批急需的懂科学技术的青年人才。当中国成为各类专业教育的国际供给方时，中文即不再是学习的目的而成为学习的工具，需要学习者在更早阶段接触以获取更高水平。正如在世界各地法国学校就读的33万名学生中法国学生只占1/3一样，海外中国学校一经设立，即可能吸引各国有志来中国留学的非华裔学生提前就读，成为中国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器。

　　3.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全面性与长期性两大特点。就全面性而言，“一带一路”在地域上贯穿亚欧非大陆，据不完全统计，涉及沿线国家60余个，人口近46亿，GDP总量超过20万亿美元，在合作领域上，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就长期性而言，“一带一路”强调“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活，富有弹性，是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不论是《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及“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宏观目标，还是其下具体的诸如中塔公路、瓜达尔港这样的重大工程项目或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这样的金融创新尝试，都需要经历较为漫长的建设周期以及更为持久的观测评估。“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性与长期性意味着未来将有更多数量、更高层次的中国公民通过政府、企业派遣或自主创业的形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长期工作生活。海外中国学校的建立不仅能为驻外人员子女提供可靠的教育保障，还将通过在课程教学中积极融入所在国语言与文化，广泛开展人文交流，为深化双多边合作积累坚实的民意基础。

　　(作者系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