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浙江省华侨华人研究会的刘群锋翻译了由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Tom Denison，Dharmalingam Arunachalam，Graeme Johanson和Russell Smyth撰写的《意大利普拉托的华侨华人社会》一文，阐述了普拉托华侨华人社会和当地主流社会、其他国家海外华侨华人之间的关系，族群融合以及华侨华人社会自身的封闭性、发展模式，对我们了解海外华侨华人的生存状况具有参考意义。

　　普拉托省的中国移民比例是意大利所有省份中最高的，而且大多数(95%)移民都来自中国南方的两个省：浙江和福建。这些移民一般都是为了创业，以及利用现有的人际关系网络运作非法移民链。这些关系网络的发展进而为新移民奠定基础，同时也给意大利的民族融合以及经济活动带来了新的问题。

　　总体上，普拉托的当地政府、工商业和社会团体在看待中国移民方面一直是相对积极的，既承认高比例移民带来的问题，同时也看到了潜在的利益。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移民的态度、和中国移民的关系也发生过变化，大部分辩论都围绕着中国移民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社区，以及这种封闭性对中国移民第二代的影响。而当地政府对华侨华人社会的了解和认知，影响着他们已经或将要制定的对移民社会的政策和策略。

华侨华人行业分布及发展

　　1982年，意大利大约仅有2000名中国人，但自从中国放松了移民政策，这一数字稳步增长。就国别而言，来自中国的移民从1992年的15776人增长到2006年的114165人。截至2002年底，中国移民主要聚集在伦巴第(Lombardy)、托斯卡尼(Tuscany)和拉齐奥(Lazio)地区。现在，中国移民是位于摩洛哥人、阿尔巴尼亚人、罗马尼亚人、菲律宾人之后的意大利第五大移民群体。

　　托斯卡尼地区的普拉托是意大利最小的省。它包括有大约18万人口的普拉托市和几个小城镇。普拉托的支柱产业是纺织业，特色是众多小企业根据产业链分工，形成了产业集群，这一结构对产业的生机和活力大有益处。某种程度上，普拉托的强势要归功于其二战后的人口迅猛增长，增长是意大利国内尤其是南部的移民所带来的，当地人口也因此从1951年的77631增长为1991年的165670。

　　1989年，普拉托仅有38位中国人，而截至2006年底，已有10080个中国人持居住许可证生活在普拉托市。根据BDM2002年12月31日截止的数据，在普拉托市的中国移民，78.63%在中国大陆出生，18.52%则在普拉托出生。根据年龄划分，34.61%的年龄在20岁以下，47.51%在21岁和40岁之间，40岁以上的仅占17.82%。

　　对那些在中国大陆出生的移民的一项分析显示，他们中83.35%的出生地是浙江，13.21%是福建，随后是上海，但仅有0.38%。到意大利之后，经济联系、家庭和社区价值对新移民的工作选择和移民状态有很大的影响，来自浙江和福建的移民往往偏好在家族式小企业工作，而这些移民在意大利工作的前些年的首要目标是积蓄实力自立门户。这种行为模式折射出中国大陆小型私有企业的重要性正在显现。而这种产权明晰的小型私有企业也被称为温州或浙江模式。

　　从1994年普拉托市建立研究中心，为华侨华人社会提供文书和服务，同时发现问题和商机、协助长期规划以来，普拉托省市当局就密切关注中国移民的商业活动。普拉托当地政府对移民问题倾向于采取介入方式，并取得市民社会的帮助。

　　在普拉托，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在中国人开的公司工作。而大部分中国人开的公司从事的都是意大利公司转包下来的生意，因为做转包需要的投资门槛低。这一出于家族企业和联系的生产模式对很多中国工人很有吸引力，也有助于其他中国同乡的到来。在普拉托，中国人开的公司一般只有10—15个雇员，拥有30—40个员工的公司很少。中国人开的公司通常只有2—3个客户，很多都是来自托斯卡尼和其他地区，只有少数是为大的时装公司如古奇、范思哲和阿玛尼工作。

　　到2005年底，普拉托省有3682家外国人经营的公司，其中2414家是中国人独资。就业人员中，中国女移民相对于男移民来说比例较低，但是在增加。尽管中国男移民开公司占主导地位，但也有38.4%的公司由女移民在经营，这一比例高于其他国家的人。

　　在法律结构上，中国移民所开公司88.3%是个人独资企业，而且中国人开的公司资本额平均是19000欧元，比意大利公司的一般平均资本65000欧元少的多。在2004—2005年，总共有1358家中国人开的公司注册，但是到2005年底，仅50.3%的公司仍然存在。在全部中国人开的公司中，新的公司占38.6%，但是其中18.9%关门，使得增长率仅有19.7%。

　　分析指出，中国人的公司缺少对当地情况和意大利客户的了解，还要承受外国人公司通常都要面对的诸如歧视等困难。中国人新开的公司迅速增加，导致竞争加剧，特别是由于意大利人能够压价和毁约，使得这些公司在市场上要保持地位更加困难。他们经历的其他困难包括过高的灵活性、总是声称“紧急”的佣金、大额合同拖欠货款等。工人的流动性也很高，很多新移民想自立门户。

　　当移民社会稳定下来之后，他们的商业利益开始多元化。当移民刚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时，家族网络和其他关系在提供工作机会和其他支持方面很重要，而且还提供了扩展新业务和创立新企业的基石。1994—1997年间，家庭规模普遍增加，5—10人的家族数量的增长尤其迅猛。这期间，个人独资企业的数字也在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大家族开始建立第2家乃至第3家企业。从1996年起，华人开始在纺织业以外的新的商业领域开新的公司，因为家族开始多元化商业利益。

　　在2002年，个人独资企业的数字稳定下来，在纺织业的企业实际上减少了，而在其他领域增加了，特别是面向华人社会的服务业。例如餐馆、家政服务、房地产中介、IT服务、互联网网吧，旅行社员工、理发、裁缝和食品供应。这一转型的驱动力通常是因为老移民所发展的领域竞争太过激烈，但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必然带来经济上的进步，因为其他人又会蜂拥而来。看上去只有那些身处需要更好的意大利语水平、与意大利人有密切关系的领域的中国人才在竞争中处于更好的位置。

　　近年来，在意大利，由外国人拥有的企业在服务于大众市场(区别于以往的面向本族裔市场)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增长，这说明了社会吸收和族群融合的进步。

族群融合与华人社会的封闭性

　　自九十年代初以来，普拉托对待中国移民的态度、和中国移民的关系也经历了变化。意大利的媒体时而冷漠、时而情绪化地谈论华人“黑帮”以及在恶劣工作环境下被奴役的非法移民。1988至1994年的一项研究显示，55.81%与华人有关的文章使用了“黑帮”这个词(并无实据)，而且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视之为威胁。这些促成了某些剧烈的公众反响，也影响到了政府决策。当时的政府和公众都没有做好准备来促进族群融合。1997年，当地手工艺协会就中国人的商业活动提出了他们的一些关注。尽管普拉托的商会总体上持乐观态度，也请求对移民水平进行控制，市政当局也采纳了这一要求，但是到了1998年，舆论似乎转向认为中国人对当地的纺织服装业有复兴之功。2002年的大赦使市政当局处理种族问题的能力受到限制，导致公众舆论再次逆转，紧张氛围增加。

　　与中国移民有关问题的争论大都围绕华侨华人在多大程度上与意大利社会相融合或者多大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社区而展开。但是族群社会的自我封闭经常是对主流社会深藏的不信任的一种反应。要在当地社会和华人社会之间实现有效对话取决于两者之间已经建立的沟通水平和当地政策在处理移民问题上的功效。当地社会在和一个有着不同语言和旺盛精力的亚洲人群体为邻的生活中，必然面临一些问题，必须努力寻求对话和相互理解。但两者之间的融合遭遇到文化自卑和偏见所带来的困难。

　　在九十年代末，华侨华人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也建立了一些协会，如普拉托华人友好协会、意大利华商总会、中国福建同乡会。这些协会的角色包括加强和中国的关系，对同胞予以援手，开展文化和娱乐活动，为成员提高生活条件以及和当地人和谐相处，在当地组织中起代言作用，特别有关居住许可证件问题上。这些协会都是正式的团体，同时都是非商业性的。他们反映出华人社会的文化尤其是他们的发展前景。尽管很多人把这些团体视作中国人排外的体现，但是从华人社会的角度看，这些为在极端艰难经济环境下求生存的移民提供了一种支持之道。

　　总体上，在意大利工作的华人受教育水平不高。引人关注的是50%的华侨华人学生在中学第2年、第3年辍学，很多是为了帮父母做生意。另外的问题是因为学生按官僚管理的需要，根据年龄和学位空额而非能力和需要，被分配到任何一个年级，即使华侨华人学生没有意大利语基础，班里也少有同学能为这些学生做翻译。学业受挫还有很多更常见的原因，如，困难的社会——经济条件，或者家庭经常为工作需要从一个国家(城市)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城市)，还有就是为了中国人重要的传统节日或者回中国而长期缺课，工作条件也对生活方式有重大影响，由于很多学生生活的场所同时也是工作的地方，只有幸运的孩子才有他们的私人空间。华侨华人被认为是内向和含蓄的，他们的孩子和其他意大利孩子没有什么语言和文化的相似性，放学后少有机会练习意大利语。意大利语的书写更成问题。

　　研究发现，世代之间已经出现重大的差异，年轻的华人比他们的父辈受教育程度更高，总体上意大利语能力更强，对意大利的文化也更熟悉。很多年轻人不想效仿他们的父辈及其艰苦的生活方式，但通常他们因缺乏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而无力决定自己的生活。就代沟而言，华人新生代的语言能力和现代科技知识为他们打开了新的前景，但在住在国寻求社会联系、获得社会认可以及社交方面，都遇到了很多困难，有的对融入当地社会的前景感到沮丧。

关系网与移民模式

　　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和中国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为华侨华人中新移民模式的成功提供了基础。因此现在的移民活动可谓生机勃勃，同时也变为双向流动。这一变化的一个特征是欧洲的中国移民组成了一个基于家族关系和老乡关系、超越住在国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网络。从移民链中获得的信息显示，那些移民的目的地不仅适合移民而且能够提供商业机会，这对处于起步阶段的侨胞至关重要。这一现象被称为“侨胞经济”。华人新生代日益融入到意大利社会，语言水平大大提高，也看到了他们在意大利的未来。这使他们对长辈在尊敬之余，也增加了他们的实力，在华侨华人家族企业中的地位也得到了不同寻常的提升。

　　从中国人向意大利迁移活动中获益最多的是那些从事进出口贸易和品牌时装的制造商。其中，进口商特别是罗马的进口商获得的利润最大，组成了意大利华人社会中的精英圈子。这些群体也都从华侨华人服装商店的增加中获益，因为这些商店对某种产品的偏好，不怎么考虑价格和风格，而是受开店前建立的关系所主宰。这种移民的新模式对意大利族群融合的水平有影响。

　　意大利人一般愿意和华商做生意，但无论从集体或者个体而言，他们对华侨华人都少有尊敬。看起来，那些生意上成功的华人主要在华侨华人社会内部获得认可，这也是他们最看重的。认为在同胞中出人头地比在住在国获得尊敬更重要这一看法有其副作用。有评论说普拉托的华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移民，有着很强的社团观念，有很多事务，没有意大利语能力也能为自己开创新的生活。但这也强化了那些社团的孤立性。

　　科技在全球化的社会和年轻人的生活中代表着一个重要的方面，在移民环境下同样得到运用。在普拉托有5—6家由华人经营的网吧，最早的网吧是由觊觎这一市场的当地华人开办。这些网吧通常24小时营业，顾客全部是中国人。通常，年轻的华人用中文在线聊天和玩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网络游戏。

　　这些网吧给意大利的年轻华侨华人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例如，很多华侨华人学生逃课上网或者长时间沉迷网吧，导致了学业问题和家庭矛盾。网瘾带来的不利后果包括这将使年轻人融入意大利的机会更加渺茫(实际上这一权利经常出于其他原因而被剥夺)。好处则包括为提供了学好中文书写的动机(很多新生代之前没学过所以不会写)；接触中国文化的机会(主要但不局限于音乐)，与在中国的朋友圈以及其他国家的侨胞建立或者保持联系的机会。网络使得很多年轻华侨华人与意大利社会之间更加隔绝。

结论

　　普拉托华侨华人社会未来发展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他们与意大利社会相融合，或者更重要的的是，与意大利社会相隔绝。很多移民把意大利看作是一个双层社会，他们处在底层。有报道提出，在意大利社会和华侨华人社会中存在着互相不信任和自我隔离。这一感慨得到了普拉托市市长的呼应，他称华人为经济上的“福音”，但是目前对“当地社会是灾难”。结果就是，普拉托据说成为了两种文化之间冲突的现场：一方是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华侨华人，为了他们将来的目标不怕被利用；另一方是满怀焦虑的意大利人，认为华侨华人和他们的公司如果不被强制合法化，那么普拉托不久将失去控制。双方的这种不信任在最近围绕普拉托市政当局禁止华社2007年春节舞龙灯一事上一览无余。

　　我们最后的结论是积极的。尽管在意大利社会的某些阶层中存在恐惧，当地社会的某些人对中国移民存在很深的不信任感，但是在当前情势中存在很多积极因素，如果运作得当，各方可以皆大欢喜。这些积极因素包括在普拉托的华侨华人的经济重要性日益得到承认、华人新生代融入意大利社会的前景有所改善。日益扩展的国际网络，不仅支持中国人移民到普拉托，而且进一步把各国华社联结起来，使内在联系(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不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