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省汕头市察看开埠区街区人文历史风貌，同市民亲切交流时说：“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建设跟我们有这么一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

　　长期以来，数千万华侨漂洋过海，艰苦创业，在海外落地生根。“孤舟一系故园心”，虽然身在异国，但他们的心与故乡、亲人始终紧密相连。清朝末期至20世纪80年代，在海外打拼的华侨，为了寄托对祖国亲人的眷眷深情，稍有积蓄就会连同一封或长或短的家信汇寄家乡，以补家用，这样“信款合一”的家书，被称之为“银信”，又称“侨批”，“侨”指华侨，“批”指信，闽粤方言称书信为“批”，“侨批”因此得名。清末民初民间的歌谣：“批一封、银二元”，唱的就是海外华侨寄回国内的“银信合封”传递物——侨批。侨批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家事、亲情、乡情、国情等，叙述的事情大到国内外局势，小到宗祠祭拜、育儿养老，传达的不只是情真意切的文字书写，更近乎内心的精神归属。

　　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馆藏中，存有侨批家信130余封(一封可包含若干张)，从鸿雁传书到鱼传尺素，书信迢递，所表达的对家庭、家族强烈的责任感和对乡土的忠诚感，所体现的克勤克俭、赡老养小、造福桑梓的价值取向，所蕴含的纲常伦理、家国情怀，无不跃然纸上。馆藏有华侨黄宝世在不同时期写给其子黄卓才的家信，有些虽被岁月侵蚀不能完全看清，但却恰恰凸显了它的历史厚重感，更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思乡情愫。

　　黄宝世(1898—1975)十五六岁时受生计所迫开始赚钱养家，后到古巴谋生，他勤劳创业、辛苦打拼、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后被选为当地中华会馆主席，他旅居古巴50年，只在1937年回国一次，晚年时虽经多方努力，也没能如愿回乡，留下永远的乡愁。1952年4月黄宝世在写给儿子黄卓才的家信中提到：“籍悉汝春季投考中学，名列廿六，经已入学读书，闻讯之余，无限快慰。我前信已经详细讲过，如进入每一间学校读书，是必须知道读书人的立场，求深造求上进，是为读书人的本色。”1974年在写给儿子的家信中又提到：“接来十月廿七日的信函，经已收到，所讲各节，明白一切。同时知道你各人平安，与(以)及小孙雅凡写得优秀文章，并向我问候，我觉得无限快慰。”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孩子学业的殷殷嘱托和希望。家信原文：“接来手札，妥收一切，勿念……对于金钱的用途，还须时时谨慎。况汝母亲在家身体多病，倘得时间许可，不时回家照顾为要……据说汝外祖母年老壮健，可甚告慰。汝千祈交多少佢(她)(做)费用为要。我目前身体安好，请勿在念。”信中充满对孩子的嘱咐，嘱咐要照顾母亲，尊敬老人。1973年3月，黄宝世家信中写道：“正月三号发来手札收妥了，得悉你合家返回广州市渡(度)假，适逢春节，尤其各种各样的游戏活动(很多)，当然非常高兴。可惜我出生以来未曾到过广州市，如果我生命许可，我终有一天返回广州……”，信里充满了对祖国家乡的思念之情。黄宝世在1937年唯一一次回国时捐钱建设了台山五十墟河南街，至今仍在。他是许许多多身在海外华侨的缩影，他们要在节日回故乡祭祀祖先，宗亲团聚，并竭尽全力支援故乡建设，捐资修建祠堂，编修族谱，表现出强烈的桑梓情怀。

　　黄宝世在另一封家信中写到：“我上月初旬由香港世赞处寄上港银三百元，是否得收，来字报告，今再由香港世赞处寄上港银五百五十元，到步查收，以应学费和家用。”按照信中内容所讲，这是一封托人随汇款带交的银信。早期海外华侨将家信和辛苦挣得的银钱寄回家乡，由于当时还没有专门办理旅外侨胞的通讯和汇兑业务，起初往往托亲友于回国之便带回，有些人见此情形，认为有利可图，便以替侨胞带汇款为职业往来国内，收取一些手续费，同时做些小生意，他们被称为“水客”。随着海外华侨日渐增多，汇款的数量增加，慢慢地出现一些专门替乡邻传送侨批的个人和专营的侨批局，同时一些华侨在海外成立的商号、客栈也兼营或转递侨批业务。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藏新加坡长安旅店转递侨批账册，详细记录了1960年间该旅店帮助海外华侨(主要是海南文昌地区)转递侨批的详细记录。

　　在抗战时期，海外华侨不仅大额度汇款扶助桑梓捱过时艰，更受爱国思想的推动，汇款回国支援抗战。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外的侨汇对拓展国内收入来源、弥补外汇短缺、改善贫困状况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千里“银信”是忠义孝悌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承载品，更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辐射、绵延不绝的历史见证。

　　(作者单位：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