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一本1947年出版的著作《论毛泽东》，透着发旧气息的红黄底色封面，简洁明快，庄重大气，印着毛泽东同志侧面头像及书名“论毛泽东”，右下角还有两行字，分别是“张如心著”和“华北新华书店发行”。这是一本什么样的著作？作者张如心是谁？著作背后又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期藏品故事为你一一讲述。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指导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很多人都知道是刘少奇同志1946年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第一次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个说法的是苏联留学生、归侨张如心。

　　张如心(1908-1976年)，中共党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马列学院、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党委委员、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1941年在文章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是我党最早从事毛泽东思想理论研究、较早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工作者之一，著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贡献》等。1908年，张如心出生于著名侨乡——广东梅州兴宁。1921年，张如心进入广东梅州乐育中学学习，开始接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1925年，他因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学校开除，于同年夏到广州学习，不久加入国民党，转至广东国民政府航空局当宣传员。1926年2月，他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与国民党留苏学生党部领导工作，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1927年2月，他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教员班学习兼做翻译，后于1929年11月回国赴上海参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筹备工作。

　　1930年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后，张如心任研究部部长，1931年主持社会科学研究会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编著《哲学概论》一书，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广大知识青年学哲学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1年8月，张如心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红星》报主编、总政治部团政治委员训练班主任。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后，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平凡而伟大”。

　　1934年张如心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他任延安抗大主任教员。1937年8月起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政治教育科科长。后历任军政学院教育长、中央研究院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校三部副主任、延安大学副校长等职。

　　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基于中共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与现实革命任务形势的综合考量，毛泽东在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理论命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以具有民族特性的风格形式实现，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无法发挥其变革社会的理论力量。目前中共面临的亟需解决的重大任务，就是把带有抽象性和原则性的马列主义理论运用于带有具体性和特殊性的中国革命实践，在丰富生动的革命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他呼吁全党从中国的革命实际出发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带有中国的特性。这一提法，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全党范围内的顺利开展。

　　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论述的影响，1941年3月，张如心在《共产党人》第16期上发表了《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文中首次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标志着党内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予以较为系统的研究、命名的开始。文中指出，毛泽东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发展规律的深邃认识，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上，有了许多重要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底贡献”，充分体现于他的著作和演讲中。党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该文首次将毛泽东视为“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张如心的理论主张很快得到党内的热烈响应。在 1941年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与会领导人高度评价毛泽东及其理论。同年底，中央决定张如心调任毛泽东的读书秘书，表明张如心关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理论创见得到党内决策层认可。

　　随着中国共产党改造党内教条主义、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的“整风运动”展开，张如心继续对毛泽东的思想进行研究。1942年2月，他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中指出，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中国特殊社会形态中的创造性运用，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这三部分有机的统一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文中首次使用“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这一概念，自觉地将其视为一种完整的体系，阐释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及相互关系，揭示其理论内涵及思想方法。为反驳国民党文人叶青对“毛泽东主义”的攻击，他在该文中首次从正面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指出毛泽东主义是指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引领中国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理论武器。该文是继《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之后更为系统、深入地研究毛泽东理论和策略的文章。

　　1943年7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纪念建党22周年的文章中指出，所有党员干部应该用心研习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该文认可张如心“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提法，并将之视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久，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并多次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对其内涵第一次作了较为集中的概括和阐述。该文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中国民族解放历史进程的正确道路的理论总结。这一阐述所揭示的内涵，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作为反映毛泽东著作本质特征的科学概念,经过两年多的酝酿讨论正式提出。文章还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原则与中国革命现实结合的产物，是吸取全党的历史经验教训、集中全党智慧的成果。王稼祥提出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此后，“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逐渐被党内外人士接受和使用，并在中共七大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通过对“毛泽东思想”概念形成轨迹的梳理可以看出，张如心在党内率先客观、系统地评价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并对毛泽东的理论体系先后以“思想”“理论和策略”“主义”等概念命名。他的论述，揭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源自马克思主义，蕴含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他对毛泽东思想予以体系化的总结阐述，意在确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党内的指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理论创新进入自觉升华的阶段。

　　此外，在对毛泽东思想命名的同时，张如心还将毛泽东的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发展的产物，主张把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为革命导师。张如心把毛泽东的著作赋予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的经典文献并列的地位，视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揭示中国革命问题的经典文献，应该将毛泽东的著作作为教育党员干部的课本。张如心认为理论工作者重视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古典著作是正确的，但是漠视以毛泽东的著作为代表的“我们党中央许多中国问题上创造性的马列主义文献”的现象必须纠正。张如心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干部修养问题之一》一文中指出：学习党特别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创造性马列主义成果，才能“成为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中共布尔塞维克的干部”。学习毛泽东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如何把马列主义理论原则、方法、精神贯彻到革命实践中去，是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部分党员“漠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成果，这是我们党目前公式主义倾向的主要标志之一，也就是党性不纯洁的具体表现”。应该说，张如心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因应了中国共产党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趋势，是中国共产党改造党内“言必称马列”的话语体系、形塑新的意识形态、树立中国化思维导向的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张如心通过对毛泽东同志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运用，批判了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张如心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通过列举分析毛泽东在中国问题上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例证，从哲学层面详细评述《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指出“从毛泽东同志编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如何深刻地透彻地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如何把长期的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以辩证法的方法科学地综合起来……这与过去中国出版界关于辩证法的许多枯燥无味的公式主义的叙述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区别。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在辩证法唯物论上是有了许多新的发展，特别是在对立统一法则的具体应用上面”。1943年，张如心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干部修养问题之一》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上的精深造诣,使得他能够站在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思考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他在革命实践中牢固把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最主要的就是“把理论与实践的一致作为自己的基本出发点”。中国共产党出现教条主义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各种实际情况的了解不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尤其是对毛泽东的著作重视不够，甚至是漠视。党要克服教条主义，必须学会马列主义的方法。为此，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古典著作，而且还要细心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与革命问题的诸多论著，学习他们具体分析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特点及其规律性的方法。张如心认为，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特点和作风，就是坚持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思想方法。毛泽东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方法集中体现于一系列重要言论著作中。为了能够更好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党员干部对于中国社会现状要有全面深入的研究,发现特点，找出规律,这种研究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基石。

　　(作者系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藏品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