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值得我们铭记——中国留学生。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留学生与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

　　2020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华诞之际，在上海发现了现存第12本由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首版藏本，并首次在上海社科院“党的诞生地”展览中展出。

　　陈望道曾留学日本，1919年5月回国后，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1920年来到上海担任《新青年》编辑，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共青团的筹建工作。

　　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绝非易事。翻译者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要有很好的外语基础，至少精通英语、日语；二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三是要有良好的中文特别是白话文功底，遣词造句要吸引青年人。由谁翻译《共产党宣言》合适呢？《民国日报•觉悟》主编邵力子推荐了自己的老乡陈望道。

　　邵力子认为，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又是新文化的倡导者、国文教学的改革派。故“能堪此大任者，非陈望道莫属。”

　　1920年早春三月，29岁的陈望道收到了邵力子的邀约函，以及《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日文版。接到翻译任务的陈望道喜出望外，为了专心翻译，他即刻启程回到老家，一头扎进老宅的柴房开始了翻译工作。

　　两条长凳，铺一块木板，成了柴房里的书桌兼床铺。除了短暂的睡眠时间，陈望道把全部精力用在了翻译上，一日三餐和茶水都由母亲送入柴房。有一天，母亲给他送来了粽子和红糖，提醒他吃粽子要蘸红糖。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吃粽子，竟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吃了。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发现他满嘴都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也没动。母亲问他“甜吗？”他回答“够甜，够甜”。原来，不是墨汁甜，而是“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共产党宣言》译文不足两万字，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于1920年4月完成译稿，经过陈独秀、李汉俊校阅后，8月份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正式出版，第一版一千多册很快就销售一空。

　　1921年9月，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再印《共产党宣言》，至1926年5月，相继印刷17次，累计数十万册。1936年7月，毛泽东向美国记者斯诺说，有三本书对自己的思想成长历程影响巨大，最重要的一本便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12年，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成立了留法预备学校。同年11月，第一批学生从北京出发，拉开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序幕。

　　1915年6月，法国巴黎豆腐公司的中国河北省高阳籍工人，提出“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口号，促使蔡元培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并于1916年3月在巴黎成立了华工学校和华法教育会。1917年，华法教育会在国内成立，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河北高阳县布里村、保定育德中学、成都等地，也相继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准备了必要条件。在法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们一边学习新知识、新思想，一边研究工人运动，研究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为选择今后的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从那里起步，开始了振兴中华的伟大历程。

　　1922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人在巴黎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正式成立，进行广泛的宣传组织工作，开展革命斗争。众多的勤工俭学学生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造就了大批中国共产党人。1924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勤工俭学学生中的革命者先后奉调回国，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栋梁之才。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领导人中，周恩来、蔡和森、聂荣臻、王若飞、邓小平、陈毅等，都是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开始了改造中国寻求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

　　留学生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创建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杰出的留学生代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先是成立一些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团体，紧接着又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后成立了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

　　1.留学生与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留学日本)的倡导下，邓中夏、黄日葵(留学日本)、高君宇等人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各种语言的马克思学说图书资料，并以组织讨论会、专题研究、讲演会、纪念会等方式，大力宣传马克思学说。

　　2.留学生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 年 5 月，陈独秀(留学日本)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沈玄庐等一批留学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参与其中。上海的《新青年》杂志社编辑部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编辑部，这里还成为留学生们举行座谈会、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大本营，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陈独秀为核心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促成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萌芽在上海诞生。

　　3.留学生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 年 5 月，在苏联共产国际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积极开展建党活动。同年8 月，陈独秀与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等一起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选举陈独秀为书记。 1921 年 7 月，上海党组织的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李中、沈泽民、袁振英、李季等人，大部分是留学生。

　　4.留学生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 年 9 月，张申府(留学法国)从北京来到上海，与陈独秀一起研究建党问题。回到北京后，张申府把与陈独秀商谈的情况转告李大钊。10 月初，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由李大钊主持全面工作。

　　1921 年 1 月，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名称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 1921年7月，北京支部党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张太雷、陈为人等人。

　　5.留学生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1919 年春，董必武(留学日本、苏联)、张国恩(留学日本)到上海了解俄国革命情况，回到武汉后开始筹备共产党组织的建立。1920年秋，在武昌董必武寓所，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召开第一次会议，成立了武汉共产党组织，名称确定为“共产党武汉支部”。

　　6.留学生与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影响下，建党工作的浪潮从国内发展到国外，中国留日学生开始在东京发起建党工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召开后，施存统在东京发展了彭湃、杨嗣震、林孔昭、李春涛等 10 多位留学生加入东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为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建党思想，1920年9月，上海发起组把《新青年》杂志改为党的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刊。

　　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会议召开，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必要准备。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于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当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7月31日下午，最后一次会议移至嘉兴南湖的船上举办，顺利完成所有议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出席一大的代表共13位，其中有7位是留学生。他们是：李达(留学日本)、李汉俊(留学日本)、董必武(留学日本、苏联)、何叔衡(留学苏联)、刘仁静(留学苏联)、陈公博(留学美国)、周佛海(留学日本)。

　　留学苏联，培养了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1923年，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派党员、团员到苏联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培养了一大批党的领导人。

　　与留日、留法群体不同，大多数留苏学生是在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甚至已经加入共产党以后留学苏联的。他们在留苏期间，学习目的明确，系统学习了马列理论、苏联的革命历史，初步研究了中国革命问题，由此培养了大批党的领导人。

　　1.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

　　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成立于1921年，停办于1938年。1921年成立当年就有36名中国留学生到该校学习，到1923年增至52人。这些中国留学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选送，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彭述之等；二是留法勤工俭学生转道而来，如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王若飞、刘伯坚、蔡畅等。

　　2.莫斯科东方大学旅莫支部

　　1922年底，陈独秀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领导创建了莫斯科东方大学旅莫支部。旅莫支部共有党员13人，支部委员有罗觉、彭述之、赵世炎，罗觉担任支部书记。罗觉、赵世炎回国后，由刘伯坚、袁庆云、任卓宣接任领导。半年后，旅莫支部的党员增至23人。随着留学生人数的增加，东方大学旅莫支部的成员数量也不断增加，截至1926年1月，共有90名成员，其中党员46人(包括35名正式党员和11名预备党员)，共青团员44人。1926年5月，旅莫支部被撤销。

　　3.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

　　为帮助中国革命培养领导人才，苏联于1925年专门设立了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接连选派了两期学生。1928年9月，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改名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直到1930年秋天停办。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教育的中国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绝大多数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回国后立即投入国内激烈的革命斗争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成长为党内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军事家、教育家。

　　参加长征的留学生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大会师，标志着“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中，党内的留学生有55人，大都担任红军的各级重要领导职务。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凯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等。红一、二、四方面军中的重要领导，大部分也由留学生党员担任；长征中的许多重大战略决策，都有留学生精英共同参与决定。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问题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确立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参加遵义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6人，其中有5人是留学生：秦邦宪(留学苏联)、朱德(留学德国、苏联)、陈云(留学苏联)、张闻天(留学苏联)、周恩来(留学日本、法国、德国)。参加遵义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有4人，其中有3人是留学生：王稼祥(留学苏联)、刘少奇(留学苏联)、何克全(留学苏联)。参加遵义会议的其他人员有7人，其中有5人是留学生：刘伯承(留学苏联)、李富春(留学法国)、聂荣臻(留学法国)、杨尚昆(留学苏联)、李卓然(留学法国)。

　　抗日战争中的留学生

　　在抗日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归国留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当为历史所铭记。无论是抗日根据地，还是国统区，无论是前方或后方，从政界、军界到教育、科技界，归国留学生们谱写出一首首感人肺腑的乐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2000多名留日学生陆续回国，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留日学生响应政府“撤离敌国回国参战”号召，纷纷回国。1937年8月初，回到上海的数百名留日学生成立了“上海留日同学抗敌救亡会”，努力唤起国民抗战激情。从卢沟桥事变到1937年9月，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归国的留日学生达4000余名。与此同时，留学欧美的中国留学生也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纷纷回国，共赴国难。

　　很多归国留学生来到抗日根据地，给战火中的高等教育带来了新鲜血液。1941年西南联大179名正副教授中，87%是归国留学生。26个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外，都是留学归国。这些新回国的留学生因刚从国际学术前沿阵地归来，知识结构新，带回国际学术界的最新信息，使战时几乎与世隔绝的中国学术仍然能跟上世界潮流，不致因八年抗战而中断、脱轨。留学回国的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作品，记录了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恢宏画卷。

　　抗日战争的较量，除了枪炮之外，还有科学技术的较量。当时，延安的科研力量较为薄弱，欧美归国的一些理工科留学生，成为抗日根据地的急需人才，大大补充了边区的科研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学生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在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大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1948年，我们党选派21名烈士和高级干部子弟赴苏留学，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陆续派出44人到苏联学习，为战争胜利后的建设培养人才。新中国成立后，留苏成为中国派遣留学生的重点方向。

　　1950年，中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1950年6月25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会议，指定国家文教委员会冯乃超、外交部伍修权、教育部陈新民组成领导小组，负责选拔、确定留学苏联的人选。1951年有357名留学生到苏联留学。

　　1951年10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外交部、教育部等单位，在辅仁大学筹备设立“留苏预备部”，专门负责赴苏留学预备生至少6个月的俄语培训任务。1952年3月31日，留苏预备部成立，第一批419名留苏预备生正式上课。

　　在派遣出国留学生的同时，党中央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吸引在外留学生回国工作的政策和措施。1949年12月6日，“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成立，统一办理留学生及学者回国事宜。其主要任务是：了解尚在国外的留学生，动员其早日回国；对留学生回国前后进行宣传、了解及教育；负责留学生回国后的招待；统筹解决回国留学生的工作。1950年初开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等主管部门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等地设立“归国留学生招待所”，专门负责接待先后回国的留学生和学者。1950年10月，“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制定了《回国留学生招待办法》和《对接济国外留学生返国旅费暂行办法》，针对在外留学人员的不同情况提出了“接济旅费的七项原则”。

　　1957年5月10日，周恩来总理发表讲话时指出，对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不管回国先后，一视同仁，并且来去自由。”

　　新中国成立后，法国巴黎中国学生会把协助中国留学生办理回国手续作为首要任务，积极向留学生介绍新中国建设的情况和政策，举行庆祝国庆活动，向留学生们宣传新中国的建设发展情况，吸引留学生们回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吸引着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冲破艰难险阻，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到1955年11月，由海外回国的留学生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1041人。到50年代末，回国人数增至2500多名，中国科学院学部1955年6月成立时，在当选的172位学部委员中，有156位是回国留学生。在耳熟能详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21位是回国留学生。他们是新中国的无价之宝，为祖国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站起来”的顶梁柱；更有数不清的回国留学生，在新中国建设的各个领域默默奉献，成为“站起来”的大基石。

　　在中国留学生博物馆，陈列着一份1950年8月28日乘坐“威尔逊总统号”第十七次航程从美国回国的留学生名录。这其中，就有被人们称作“娃娃博士”的邓稼先。26岁的他，在取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就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回国。同船回国的留学生中，有一位名叫艾国英的女留学生。2015年2月，她把珍藏多年的“归国留美学生介绍函”捐给了中国留学生博物馆。1950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的艾国英在美国工作后，与同为留学生的丈夫结婚。夫妇二人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来不及第一时间回国的留学生，也因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在中国留学生博物馆的藏品中，有四张1950-1953年法国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华人举行欢度新中国国庆节晚会的照片。晚会上，留学生和华侨华人载歌载舞，有大合唱、秧歌舞、独唱等，还把国内寄来的《人民画报》等刊物上的国内新闻以活报剧的形式进行演出展示。

　　改革开放时期的留学生

　　1978年12月26日，改革开放后首批公派赴美的52名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从北京出发，前往美国留学，成为中国开放留学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开放留学，掀起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潮，推动了中国面向世界的全方位开放。在党和国家“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留学方针的指导下，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走出国门。他们在留学期间努力学习，学成之后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据教育部最新统计资料显示，1978-2019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人，其中165.62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或研究；490.44万人已完成学业，423.17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6.28%。

　　今天的我们，为纪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牺牲的烈士们而默哀致敬；今天的我们，在主题教育活动中更加坚定了初心；今天的我们，必将会接过建党百年之路上一代代仁人志士的接力棒，脚踏实地，砥砺奋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书写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作者系上海中国留学生博物馆执行馆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