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身世

　　袁家倜的祖父袁世凯是清朝末年的首席军机大臣，北洋军阀的首领，又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还当了八十三天洪宪皇帝。

　　袁家倜是袁世凯四子袁克端之女，从小生活在已经没落的袁氏大家族在天津的小洋楼里，感受的是封建礼教的包围和压抑。她的父亲袁克端目睹了一幕幕可笑可悲的闹剧，精神上受到刺激，一方面继承的是封建遗老遗少的衣钵，在家中严施家法，搞封建统治；另一方面又看破红尘，信仰佛教，几乎一生无所事事。袁家倜的两个姐姐聪明伶俐，容貌端庄，出嫁后，都因难以忍受封建礼教的压抑，在豆蔻年华之际，忧郁而死。这一切给年少的袁家倜心灵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同时也埋下抗争封建礼教的种子。所幸的是，在袁家倜四岁的时候，远在无锡的二姑妈由于无子，提出要将袁家倜过继到门下，这样袁家倜便随二姑妈从天津到了江南水乡无锡。二姑妈家是一个新潮家庭，二姑父曾留学美国，是中国较早的接受实业救国思潮的民族工业者，在无锡办起有名的丝绸厂，是当地颇有声望的富豪。袁家倜终于摆脱了身上的禁锢，如饥似渴地接受新的东西。在二姑妈的教育下，她开始学习洋文(英文)，学习经营，并考取了上海中西女子高中。最使她难忘的是，她的堂哥袁家骝留学美国，是她和二姑妈亲自送上轮船的。那是一个没有太阳的早晨，阴霾沉沉，袁家倜和二姑妈把那个至今还作为袁家骝先生遗物放在美国纽约袁宅的铁皮箱子，送到船上。风华正茂的袁家骝登上船舷，极目远望，风儿吹动他的浓发，他却一动不动。这雕像般的影像，给袁家倜留下难忘的印象。她对二姑妈说：“我也要像哥哥一样。”

　　但充满变数的生活，使袁家倜难圆她美好的梦。在她十六岁的时候，因二姑妈出国，袁家倜又被送回天津的家。家里不再让她继续上学，尽管她做过抗争，但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家族中，她的力量显然微不足道。以后的日子里，父亲给她请了家教，学的是汉文，不久便成婚出嫁了。袁家倜嫁给了当时在天津民族工商界颇有名望的开设元丰五金行的丁竹波先生。从此，袁家倜不仅有了自己的家庭，而且经常帮助丈夫料理生意，使她开始涉足她一直饶有兴趣的经济领域。

　　峰回路转

　　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把袁家倜推向旋涡。一天早晨，袁家倜接到最后通牒，要把她们全家扫地出门，到农村去接受改造。袁家倜有一女三儿，大女儿已经到甘肃祁连山插队。袁家倜和老伴带着三个儿子只好收拾全部家当，告别那间生活了几十年的小洋楼，到了西郊大寺王庄子。袁家倜没有任何奢望，走的时候，连头都没回，她想，自己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

　　袁家倜和家人从拿锄头学起，和农民们一起早出晚归，耪地除草，春播秋收，学会了过去他们连做梦也没想到的种地的本事。农村的生活非常贫穷落后，当时一天的劳动只有一个工分，而一个工分只有1.5角。为了给村民们增加收入，他们主动发挥一技之长。袁家倜的丈夫“文革”前曾担任市工商联五金工会主委，又是做生意的出身。袁家倜和丈夫商量，大胆地提出了开办五金小工厂的建议。村子里让他们试试，于是在农民们的支持下，办起了当地第一个镀锌厂，袁家倜当工厂会计，她丈夫当厂长。二人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办厂，比当年给自己干生意还要精心。在他们的努力和村民们的支持下，小工厂越来越红火，成为当地有名的企业，给农民们带来不少实惠，工厂开张的第一年，村里的工分提高到8.5角。

　　艰苦劳作的风风雨雨，一晃就是八年。1978年，开始落实党的政策，中央领导最先关注到袁氏家族的情况。在中央和地方党委的直接关心下，袁家倜一家很快得到妥善的安置，他们不仅回到天津，而且所有的房产物产重新交回到他们的手中。袁家倜在事隔八年之后，又回到了她的小洋楼，这是她没有想到的。这时她已经60岁了，已经到了轻易不再落泪的年龄了，但她老泪纵横。

　　30年后的今天，说起这事，她仍那样激动。“所有的事都成为过去，但那一刻我常常想起。它是个峰回路转的里程碑，从那时起，我更加明白，应该怎样面对人生，面对社会，面对国家。”

　　商海搏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使祖国大地春意盎然，也振奋着袁家倜。八十年代，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美籍华人、袁家倜的堂哥堂嫂袁家骝和吴健雄博士，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经常到中国来。1987年初，当时深圳市的市长吴小楠和市委书记李灏有意请袁家骝和吴健雄博士当深圳市的高级顾问，袁家倜积极与袁家骝、吴健雄博士联系，并促成此事。袁家倜、袁家骝和吴健雄博士一起赴深圳。在改革开放的前沿，袁家倜就任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经济顾问。已经年过六旬的她，焕发出年轻人一样的精神，忘我地在特区的建设和发展中奔忙。特区的许多项目，她都积极献言献策；为了给特区的项目招商，袁家倜联络海内外袁氏家族的后代，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特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袁家倜在深圳工作了六年，于1992年带着在特区磨练的奋斗精神和在经济大潮中获得的经验返回天津。这时她完全具备了坐享清福的资本和尽享天伦之乐的年龄。但她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更不愿意坐享其成，决心要在天津再干一番事业。起初，袁家倜想凭自己的经验，干一家房地产公司，吴健雄博士不同意，袁家骝先生说，天津是中国最早的开埠城市之一，天津人做西餐、吃西餐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西餐厅并不多。天津要建国际大都市，外国人会越来越多,建议你开一个好的西餐厅。袁家倜觉得有道理，说干就干，利用自己在成都道的房子，建起了一家西餐厅。袁家骝和吴健雄博士很高兴，利用到北京的机会，专程到天津，并为西餐厅题写匾额。开始，袁家倜想给餐厅起名“苏黎士”餐厅，袁家骝觉得“黎”字不好写，就改成“苏易士”。袁家骝先生的父亲袁克文，是上个世纪20年代有名的书画家，袁先生从小耳濡目染，书法也很了不得，经常有人请他题写匾额，但他很少应允。袁家骝先生亲自书写的“苏易士” 匾额是袁先生在中国大陆唯一一块。刻有“苏易士”三个浑厚挺拔中透着秀丽的大字匾额，在开业那天，高高悬在餐厅门口。

　　袁家倜按照袁先生给餐厅制定的三个法规经营餐厅。一是一定要保持高度卫生，二是价格一定要公道，三是对顾客一定要热情。袁家倜聘请了最好的厨师，但还是每天到餐厅挑毛病；她不仅亲自当餐厅经理，还任会计，每天的帐都由她一笔一笔计。地道的西餐风味和良好的服务以及幽雅的环境，使苏易士越来越红火。京剧名家梅葆玖只要到天津，必定到苏易士，马季、姜昆等曲艺名家来津也要到苏易士一聚。天津开发区、保税区的外国友人也都慕名而来。有一次，市工商部门在蓟县举办讲座，从国外请来的外国专家一到天津，就点名要吃苏易士的西餐，他们说在国外就听说过苏易士的西餐。经过协商，袁家倜把餐厅最好的厨师丁阴柏派到蓟县，无偿为外国专家做了一个月的西餐。

　　85岁的老人经营着一个红红火火的餐厅，不知疲倦，更不图赚钱，她有着自己的乐趣和向往—商海搏击，享受创业的快乐！

　　奉献社会

　　袁家倜与遍布世界各地的袁氏家族后代保持着联系，利用侨的渠道宣传中国。她连任21年天津市政协委员，她心存感激，深感责任重大，知道这是党和政府对自己的信任。其实，这也是人民群众对她弘扬传统美德，无私奉献社会的褒奖。

　　袁家倜经营成功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帮助生活困难上不了学的农村孩子们。因为，8年的农村生活在她心中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象。那个在北风呼啸的傍晚，为他们全家送水的小女孩和村子里一群群本应在学校读书却因为家里贫困而不能上学的孩子们的身影，已经跟随了她几十个年头了。1997年，她找到市民委，后又找到市委统战部，经过联系与天津市最困难的蓟县满族乡孙各庄第一小学结成帮扶对子，对学校10个家庭最困难的优秀生，每个孩子一年给予500元的资助，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六年级毕业。从此，袁家倜每年都要到蓟县看望她的孩子们。1999年蓟县山区的冬天格外寒冷，在刺骨的寒风中，人们看见一位古稀老人出现在满族乡第一小学。她围着学校走了一圈又一圈，站在残缺不全的操场围墙前默默地自言自语。学生们看见她，从四面八方跑过来呼喊着“袁奶奶”。袁家倜望着孩子们，亲热地应答着。在校长办公室，袁家倜告诉校长，一定要把操场修一修，费用我负责。学校为了感谢袁家倜对孩子们的爱心，在学校里给她立了碑并特聘她为学校的名誉校长。

　　袁家倜还特别关注社会公益事业，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建馆、第四十三届世界乒乓球比赛和世界体操锦标赛她都主动给予赞助。她还是天津海外交流协会的常务理事，积极参加天津的侨务活动，发挥自身的优势，为天津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在袁家倜的家里，我看到了很多表彰她的奖牌和证书，她却并未有丝毫的自我张扬。我问：“您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她想了想，慢慢地站起来，走到床头那个小保险柜前，从里面拿出一个档案袋，老人如视家珍般地捧着它。我打开档案袋看到里面是蓟县满族乡孙各庄第一小学十个学生每年的毕业成绩单！

　　老人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怎么会是一个耄耋老人的笑容？分明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才有的笑容—甜美而动人。(作者系天津市侨办文宣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