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元勋，华侨楷模”。这是80年代代表中央主持侨务工作的叶飞同志为当时农工民主党中央举行纪念我的父亲彭泽民诞辰110周年会上送来的题辞。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在纪念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词时称他“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同时指出，“彭泽民先生的一生，是光荣的革命一生，是坚持民族独立、反帝爱国、追求真理、艰苦奋斗的一生。他崇高的爱国精神，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坚定立场，向黑暗势力坚决斗争和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的高尚品德，是中国知识分子和爱国华侨的楷模，我们要永远学习他、纪念他。”

　　彭泽民是20世纪初叶就侨居马来亚的华侨，是南洋最早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党人士之一。从组织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改组国民党，到重建中华革命党、再创中国国民党，他都紧随孙中山领导着南洋的华侨革命活动。大革命时期返国后，他又忠实地贯彻执行孙中山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矢志不渝。他同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合作、患难与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政治环境下，开展中国革命早期的侨务工作，在动员和组织华侨参加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从孙中山口中听到彭湃领导的农民革命

　　1921年春，以革命为职业的彭泽民在领导马来亚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芙蓉总支部同时，兼任机关报吉隆坡《益群日报》总经理，这是马来亚首份华侨报纸。他上任时首先聘请进步青年许甦魂和董方诚担任编辑(许、董二人返国后都参加了中共)。他们二人与包惠僧因经常同彭泽民在一起讨论国是，共探救国救民真理，因而成为至交。在他们三位支持帮助下清除了反动军阀在该报的余党分子，并吸纳三人加入了董事会，确立了“以拥护孙中山革命大纲为主旨”的办报宗旨，重新改造《益群日报》。从此该报以“内容充实、言论正直”的新面貌出现，因而销路大增，在马来亚华侨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23年3月，彭泽民从南洋专程回国到广州谒见孙中山。在数月停留时间内多次同孙中山交谈政治军事形势、讨论南洋党务,更有机会聆听孙中山有关“三大政策”内容和实行后将出现新形势等重大问题的教诲。孙中山在向他讲述“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时讲到要承认“耕者有其田”，谋求改善工农群众生活时特别提及彭湃领导广东农民革命运动的创举，称道“结成团体(农民协会)，便可以不做人的奴隶”，还说“有了枪，练成很好的农团军，便是第一等的主人翁。”彭泽民领受孙中山的教诲，受益匪浅。看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重获生机，他深感要充分利用《益群日报》这一阵地，把国内新形势下的革命运动传播到海外，以激励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是年10月底，彭泽民决定派许甦魂作《益群日报》特派记者驻广州执行采访报导国内反帝、反封建斗争情况。南洋华侨尤其是当中占多数的劳苦大众，均系来自南方各省破产农民，尤以粤籍居多。通过《益群日报》报导国内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以鼓舞海外广大侨胞。

　　与共产党人共同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彭泽民率芙蓉总支部举行了有四万群众参加的追悼会。在会上，彭泽民追述孙中山革命一生，号召海外华侨坚持“三民主义”、坚持“三大政策”，会后他被选为芙蓉总支部书记长。

　　然而，孙中山尸骨未寒，隐藏在国民党内以“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右派势力公开破坏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职务，还大造反苏、反共、反“三大政策”舆论。他们还在来自海外的华侨代表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妄图为右派势力拉选票、夺权。目睹国民党右派幕幕丑恶行径，彭泽民忧心如焚，认为这对中国革命是一个很大的破坏。

　　国民党“二大”会前、会上，彭泽民同毛泽东、彭湃等共产党朋友结识和交换意见，深感共产党人能与自己———一位来自南洋的华侨坦诚相见，思想融洽、政见一致。这成为他日后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的基础。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中，他们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结成了患难之交。

　　国民党“二大”会上，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代表共同努力，团结合作，终于挫败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大会通过了多项有利于革命的决议，弹劾“西山会议派”，并对国民党右派骨干分子给予组织处理，从而伸张正义、严肃纪律，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嚣张气焰，维护了几被摧毁的国共合作大局。

　　开展富有革命色彩的侨务工作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最终会议上，彭泽民在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及多数华侨代表支持下高票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在二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在中共的支持下，甫上任的彭泽民首先对海外部进行彻底的改造，剔除以林森为首的右派势力，吸纳了30名共产党员和一批爱国华侨青年参加工作。海外部虽然存在仅18个月，但在创造中国革命初期富有革命色彩的侨务工作、宣传反帝、反封建斗争、动员海外华侨声援省港大罢工以及后来支持北伐的斗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彭泽民通过与彭湃的交往，学到了用农民协会形式组织农民投入革命运动的成功经验，在出任海外部长时，在中共党员许甦魂同志协助下，首先着手创办“华侨协会”。初期会员仅百人，一年后发展达20万人。把华侨组织、团结起来，在国共合作旗帜下使之成为支持大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彭湃1925年兼任第五届“农讲所”主任时，正值彭泽民在广州准备出席国民党“二大”。他受彭湃之邀到“农讲所”给学员讲授华侨革命运动和剖析华侨问题。受“农讲所”启发，后来彭泽民在广州创办“华侨运动讲习所”，吸收包括国共两党党员及进步青年80名，并聘请包括彭湃、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等一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体，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和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人士到“华讲所”任教员，还任命中共党员张航先为教务长主持日常工作。虽然由于北伐战争开始后革命形势变化，“华侨运动讲习所”只办了一期，但它是国共合作环境下国共两党共同培养首批华侨运动骨干的成功尝试。

　　1926年8月27日，广东省“农民协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代表对广东农民及农运积极分子近年来惨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不法军队土匪摧残迫害，被杀害不计其数无比愤怒。会议一致认定，全体代表与广州市郊农民数千人，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省政府举行大请愿游行，并推举彭湃为总领队。

　　请愿游行队伍首先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由中央常务委员彭泽民(执行委员会)接见代表并接过请愿书。在四位代表引领下彭泽民走到党部门前向游行队伍发表鲜明的支持农运演说。

　　彭泽民出生在农村，也是破产了的农村小手工业者，对旧中国农民悲惨处境身有同感。在南洋同众多同样来自破产农民的广大劳苦大众一道经历种种苦难才走上革命道路。彭泽民的演讲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

　　推动华侨声援省港大罢工

　　1925年6月爆发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时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这是大革命时期震撼中外的反帝斗争。

　　1926年1月，刚上任海外部长的彭泽民正以筹委会主任身份筹建“华侨协会”。根据革命形势，筹委会以“华侨协会”名义公开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其中首个革命行动就是华侨声援省港大罢工。

　　2月6日，“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人苏兆征率代表来见彭泽民和许甦魂，要求“华侨协会”援助省港大罢工。彭泽民对苏等代表表示：华侨和工人阶级一家亲，支持省港罢工是广大华侨和代表华侨利益的“华侨协会”责无旁贷之事。

　　2月8日，海外部和华侨协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援助省港大罢工问题。会议决定：以海外部和“华侨协会”名义，通电海外支持省港大罢工；致函省港罢工工友，表示声援和慰问。

　　2月11日，彭泽民和许甦魂联名向海外各党部、各侨团发出通电，号召华侨在经济上继续援助省港大罢工，誓为之后盾。

　　2月25日，广东各界在广州召开援助省港大罢工大会，到会群众近20万人。彭湃率省农民协会及农民参加，彭泽民率华侨协会和在穗华侨参加并作为国民党中央代表在宣读孙中山遗嘱后发表演讲。会后彭湃和彭泽民等为领队，领导示威游行。之后，彭泽民又主持华侨协会再次召开援助省港罢工紧急会议，决定以“华侨协会”名义起草“解决省港罢工意见书”并送交国民政府，还再度函请海外侨团继续募捐接济罢工。

　　中英谈判因英帝国主义拒绝接受终止罢工条件而破裂。广州各界召开代表会议决定举行“广州各界援助省港罢工周”。彭泽民代表“华侨协会”出席“罢工支持周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8月25日至31日为罢工周。为迎接罢工周到来，推动华侨积极参与，会后他迅速主持“华侨协会”召开动员大会，邀请陈友仁(国民政府外长、原国民党左派)、罢工委员会负责人之一邓中夏报告中英谈判经过，会上还决定：全力以赴进行援助省港罢工活动；成立“华侨援助省港罢工总会”，统一领导华侨援助罢工斗争。会议推举彭泽民、许甦魂为执行委员，彭还兼筹款部长。

　　据海外部刊物《海外周刊》1926年8月第23期统计，华侨捐助支援省港罢工款达300万元，另有大米、衣物、药品等一批物资，对罢工斗争的坚持具有重大意义。罢工领导人邓中夏指出，“罢工维持，自然是靠海外爱国同胞及全世界工人阶级在精神上予以不断援助，然后罢工工人觉得后援不孤，更能安心作战”。(邓中夏《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

　　组织华侨力促出师北伐

　　在国共合作政治环境下，中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由于军阀割据，全国未统一，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职责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北伐”。彭泽民赞同这项主张，认为符合广大华侨愿望。他以国民党中央执委名义，向行将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递交《请迅速出师北伐案》。当叶挺率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开入湖南，国民党最高层北伐之举还未决，为早日促北伐实现，5月27日，彭泽民与许甦魂联名通电国民党海外各党部和侨团，力促国民党出师北伐，以造舆论。6月在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上，再一次提出出师北伐。海外华侨敦促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热潮不断高涨。7月4日至6日，国民党二届中央执委会，在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共同推动下，终于通过《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和《关于革命军出师对于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训令》等文件。在这次会议上何香凝与彭泽民等被选为中央执委会候补常务委员。会议决议出师北伐消息刚传出，7月9日广州各界群众5万人，隆重举行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阅兵典礼。翌日，彭泽民和许甦魂发起举行了“华侨援助北伐战争大会”，来自南洋、澳洲、北美洲等所有侨团驻粤代表出席会议，一致赞同海外部和华侨协会关于“联合一致、为北伐后盾”、“和北伐军同一志愿、同一牺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军阀杀尽、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正确主张。同时决定在广州建立“华侨北伐后援总会”，在海外设分会，统一领导和推动华侨支援北伐的爱国运动，统筹为北伐筹募军饷、宣传北伐意义、慰劳前方将士，彭泽民兼筹款部长。仅一周时间，海外各地先后组成后援分会500多个，承担工作会员约100万人。一个月后汇出的军饷纷沓而来，海外部接应不暇。据统计从是年8月至年底，华侨捐助北伐军饷达300万大洋，还有装甲车、枪支及弹药、医药品等。在“华侨北伐后援会”领导下，宣传与筹饷并进、积极配合，霎时间几乎全球各地的华侨报刊，冲破当地限制，大力宣传北伐，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罪恶，报导北伐进军消息。在“后援会”宣传教育鼓舞下，一些地区还派出自己优秀儿女，组成了“华侨炸弹敢死队”、“北伐军海外北伐工作团”、“华侨特别宣传队”等组织分赴北伐前线。

　　10月上旬，海外部与华侨协会共同发起“华侨恳亲大会”，邀请海外著名侨领和华侨代表回国观光、视察。大会由彭泽民为主任的接待委员会主持并致欢迎词，国民党左派张曙时代表国民党中央在会上发言，许甦魂报告北伐战争胜利形势，邓颖超代表妇女界欢迎华侨代表。恳亲大会活动历时半月。

　　追随共产党人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7月，掌握国民党中央大权的汪精卫公开暴露其反革命面目，与蒋介石联手镇压革命，彻底毁坏孙中山确立的国共合作，大革命至此失败。7月14日彭泽民在最后一次参加汪精卫主持、排除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主席团的“分共会议”上，坚持反对“清党方案”。因势单力薄，“清党方案”终被汪为首的右派强行通过，彭泽民愤然离开会场并从此与汪精卫彻底决裂。满含悲愤离开会场时，他首先想到反革命将于明晨动手屠杀共产党员，于是不顾个人安危，连夜赶往共产党人吴玉章、林伯渠等人住处通告“分共会议”情况，催促他们及早应对。还在天亮前紧急告知海外部的共产党员，并每人发100大洋迅速遣散。彭泽民在危急关头的紧急举措，使一批共同战斗过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免遭厄难。随后，他自己觅一小旅店隐蔽下来。当获知彭湃、刘伯承、朱德、恽代英等一批大革命时期结识的共产党朋友在南昌将要举事，便毅然决然追随到南昌，就此参加南昌“八一起义”。

　　起义军在8月1日当天占领南昌后成立以共产党为核心、国民党左派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彭湃、彭泽民等一同被推为委员，彭泽民亲自兼任“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彭泽民还同时与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22人署名发表《中央委员会宣言》，义正严词地揭露蒋介石、汪精卫两个反动集团的叛变行为。

　　南昌起义打响了向国民党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国民党反动派各集团大为震惊，蒋、汪立即调集大军赶来讨伐。起义军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于8月3日至6日分批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军。彭泽民偕同夫人邓冠梅随叶挺部队南下直至广东揭阳。因受广东军阀朱培德数倍于我的敌军包围，部队被打散，起义军主力损失巨大。

　　10月3日周恩来在揭阳县流沙主持召开会议，决定部分领导人撤退至香港等地。彭泽民夫妇同叶挺一道前往香港。因长期的紧张劳累，彭夫人肺病加剧，到港后不久即离开人世。

　　南昌起义失败后，彭泽民与邓演达一同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永远开除党籍、通缉归案严办”的处罚。从此在国内失去立足之地，而在1925年返国前，马来亚英殖民当局曾对其发出“驱逐出境令”，因而并无返南洋退路，不得已他在香港开始了长达20年的政治流亡生活。在港英当局严密监视、国民党特务追踪威胁下，他隐蔽下来，不得自由行动。由于被通缉，彭泽民在广州的家产被查抄，存款被没收，生活陷入绝境。刚到香港后，港英警署又以“窝藏共产党”罪将其逮捕，后因无证据而获释放。

　　身陷逆境仍然惦记曾共患难的共产党人之安危

　　继“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失败后，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香港同国内反革命势力相勾结，将许多抓捕到的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统统“引渡”交予国民党反动当局屠刀下。处于隐蔽状态下的彭泽民失去行动自由，但此时他最惦记的仍是共产党朋友的安危。他冒着危险，先后秘密接应当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李立三、叶剑英等人过港转移。还多次设法营救被港英警察逮捕的共产党人。

　　大革命失败，反革命势力疯狂反扑，彭湃本人、前后两位夫人、三位兄弟、一位堂兄先后牺牲。其母亲被拘捕后关在感化院。彭泽民千方百计地将彭母救出，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住在家中共同生活。在多方探听获悉彭湃之子彭士禄关押在潮安，即托人通过各种途径将其救出。

　　奋不顾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后，东北沦陷，日寇铁蹄踏入东三省，而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处处退让，以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10月16日，彭泽民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现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在九龙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在分析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后，决议以民族解放为己任，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通过《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告同志书》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经历革命失败和其领袖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后的一份重振组织的文告，是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宣言书，标志着这个党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现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1937年6月，彭泽民在香港代表“解放行动委员会”发表《致全国各界领袖书》，敦促国民党革新政治并强烈要求“应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及终止障碍民权发展之防范工作与一切紧急条例”。“七七事变”爆发第三天，他又代表该组织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抗日救国八大政治主张”。是年冬天，他更是冒被“通缉归案严办”的危险前往武汉并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同中共代表人士商讨抗日大计，还联络冯玉祥、李烈钧、李公朴、王造时等军政要人共同商讨谋求实现民主改革、发展抗日力量。

　　1938年1月，彭泽民为将抗日救亡活动重心转向发动华侨抗日救国运动，首先在该组织的机关报《抗战行动》创刊号上发表《怎样动员华侨》一文，主张予华侨以参加政治的机会，鼓励他们在各自旅居地区成立“抗战后援会”，动员华侨参加抗日战争。同年5月，他在香港创办《抗战华侨》，不断向海外侨胞宣传抗日救国。新四军宣告成立后，又利用此宣传工具发动广大华侨、港澳同胞为新四军捐款捐物，并为募捐、购买、托运衣物药品、军需品而四处奔波，支援抗战。

　　1941年1月初，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正在皖南浴血奋战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妄图消灭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时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柳亚子都在香港，面对蒋介石再次掀起的反共高潮，由何香凝发起，同宋、彭、柳三人为此事专门开会。四位曾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联名发表一封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的公开信，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罪行，严正指出“足使抗战已成的基础毁于一旦，则我国家民族以及我党之前途，将不堪设想矣！”信中要求“不得以如何消灭共产党为决定政策之出发点。遵守总理遗训，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抗日党派。”这封信给蒋介石集团以沉重打击。1941年底，香港沦陷。翌年开始，两年内彭泽民两次遭日军逮捕，一次被投入赤柱集中营，另一次关押在宪兵部监狱，经受了拷打、狼狗咬，险些送命。

　　坚持革命 迎来新中国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内战，妄图短时间内消灭共产党。正在此危机时刻，彭泽民收到周恩来的亲笔信，信中写道“时局如此，至望先生与华南民盟暨憬然、贤初诸先生大声疾呼，号召社会人士共同反对内战，力挽狂澜，无任企盼。”

　　收到周恩来信后，彭泽民立即行动起来，不断发表谈话通电，先后在报刊上发表过38篇文章，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继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正式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被推为该党中央监委主席，此时他还兼“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主任，又同连贯同志一道领导“华南救济总会”。

　　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建立新中国已成为全国人民迫切愿望。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立即获得各民主党派响应。当时在香港的农工党、民盟、民革、民进、致公党等民主党派及郭沫若为代表的无党派人士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表示竭诚拥护。彭泽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在电报上签了名。12月底，他不顾年事已高和一些亲友的劝阻，义无反顾地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登上苏联油轮“阿尔丹”号，经过11个昼夜航行，到达东北解放区。1949年2月又同一批民主人士一道进入刚刚解放的北京城。

　　新中国成立后，彭泽民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侨委委员等多个要职，此外还担负着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等十多个社会职务。但他始终没有脱离华侨这个群体。1949年7月8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彭泽民被推选为筹委会主任，筹建新中国首个华侨组织———北京归国华侨联谊会，即北京市侨联前身。1950年10月联谊会正式挂牌成立，彭泽民先后担任第一、二届主席。1956年全国侨联成立后又担任全国侨联副主席。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彭泽民又以华侨代表身份出席并被选为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直至1956年10月18日病逝。

　　彭泽民逝世后，党和国家为他举引了隆重的悼念仪式。他的灵堂设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内，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送了花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遗体告别，周恩来率20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公祭仪式。起灵时，周恩来等领导人还亲自执绋。彭泽民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刻有老战友何香凝为他书写的题字和撰写的碑文。

　　(作者原系国侨办国外司司长)

　　本栏目责任编辑 姜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