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安事变”七十周年。

　　1936年爆发的“西安事变”，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促进了国共两党的二度合作，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事变领导者之一的杨虎城将军也因此而享誉海内外，亦得海外华侨的敬重和尊崇，并由此演绎出侨务史上的一段佳话。

　　情系救国

　　华侨热烈欢迎“抗日将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政府逼迫杨虎城将军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职务，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派他为欧美军事考察专员，赴欧美考察。1937年5月27日，杨虎城离开西安前往上海时，周恩来同志冒险同机赴沪，代表中共为这位真诚的朋友送行。当年6月29日，杨将军乘船离开上海，开始了历时五个月的环球之旅。期间，他先后到达美、英、法、比、德、意、奥、瑞士、西、捷等国参观、访问，并过境日本、卢森堡和西贡(今胡志明市)、新加坡等地。

　　杨将军出国期间，正值“卢沟桥事变”前后，海外各地侨社掀起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热潮，抗日侨团不断涌现，抗日宣传活动如火如荼，集会游行此起彼伏，捐款捐物源源不断，回国参战前赴后继……。杨虎城将军到达海外各地，为这股抗日救亡热潮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也受到各地华侨迎英雄般的欢迎。

　　檀香山是杨将军赴美的第一站，当地有2.7万华侨，是孙中山当年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杨将军到达檀香山时，百余华侨代表和群众在码头鼓掌欢迎，并有妇女献上花环。当杨将军乘车抵达领事馆门口时，翘首以待的侨胞争相上前握手问候，合影、签名，还有侨胞送上纪念品和土特产。欢迎的人群高呼“欢迎抗日将军”等口号，气氛异常热烈。更有一位老华侨，手搭在杨虎城将军肩膀上，操着广东口音说：“杨将军，你走的路对啊！不赶走日本鬼子，我们老华侨也死不甘心！”杨将军紧握老华侨的手，动情地说：“我们全国人民都团结起来，一定要赶走鬼子，收复失地。”他们的话，赢得了在场侨胞的阵阵掌声。

　　旧金山是旅美华侨聚居的城市，当杨将军乘船到达时，华侨因不知消息而未到码头欢迎。但当知道消息后，当地侨团的负责人、华侨中的代表人物、侨报的记者纷纷到将军下榻的旅馆拜访、致敬和讨论问题，致使将军的陪同人员感觉应接不暇，餐聚、讲演、座谈的邀请更是无法一一满足。据不完全统计，杨将军受邀出席了广东银行邝经理、《中西日报》社社长苏醒夫妇、杨清白堂和金山抗日会等侨团的宴请十多次；出席了国民俱乐部、斯丹佛大学中国学会、加利福尼亚大学、华侨抗日宣传大会等八九个团体的演讲会或座谈会，相互沟通，宣传团结抗日。

　　杨将军在纽约住了六天，当地侨社安排了许多欢迎活动：专门召开欢迎会，欢迎杨将军莅临纽约，会上杨将军应邀演讲；杨清白堂、致公堂、纽约安民公会以及旅美著名侨领司徒美堂(1868-1955)、矿冶工程专家李国钦(1887-1961)等都先后设宴欢迎或相约进步人士聚餐欢叙。在纽约期间，杨虎城还应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学生会的邀请到哥大演讲，受到与会百余人的热烈欢迎。

　　法国是当时欧洲华侨最多的国家，且旅法华侨具有爱国传统，是欧洲华侨抗日活动最活跃的地区。8月11日，杨虎城将军乘车到达巴黎，100多位华侨、留学生到车站欢迎。他们代表着全欧抗日救国联合会、旅法华工总会、旅法参战华工总会、巴黎中国出版社、巴黎中国国联同志会、亚西华工同盟会、浙江旅法侨商协会、旅欧中国妇女救国会等多个侨团。杨将军刚进旅馆，就有华侨代表40多人及《巴黎时报》、《救国时报》(其前身是《救国报》，1935年12月改用该名，吴玉章担任主编)的记者前来访问。《救国时报》于8月12日宴请杨将军，并邀多位中外记者与将军座谈。

　　杨虎城将军于1937年10月29日登轮回国，在途经新加坡、西贡时，亦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迎送。成群结队的华侨高举“欢迎杨虎城将军”的横幅、小旗，乐队演奏着乐曲，青年学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欢迎杨将军到达西贡。当晚，华侨“缩食会”举办有五六十人出席的盛大宴会招待杨虎城将军。第二天，西贡多个侨团组织了八百多名华侨的大游行欢迎杨将军。会上，杨虎城将军发表了抗日讲话。

　　海外各地侨社对杨虎城将军的热烈欢迎，不仅表达了海外华侨对杨将军的钦佩和崇敬，更是海外华侨对中国团结一致，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殷切期盼。杨将军面对侨胞的热忱，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绝不会亡！

　　抚今追昔

　　杨将军盛赞侨胞赤子心

　　杨虎城将军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信仰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显然也受到孙先生华侨观的影响，对华侨颇有好感，对华侨问题有相当的理解。他在讲演和回答提问时，多次涉及华侨及华侨问题，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1.高度评价华侨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的功绩。1937年7月9日，他在檀香山的讲话中就表示，“虎城此次奉我中央政府之命赴欧美各国考察军事，道经火奴鲁鲁(又称檀香山)，本欲晋谒当地诸侨胞，面聆教益，借表仰慕之微忱，惟以轮行仓促，不能如愿，至以为憾”。将军对侨胞的尊重，由此可见一斑。他在演讲中还说：“虎城自我国辛亥革命开始，笃信孙中山先生主义，奔走革命二十余年。回忆孙总理少时曾至此地读书，嗣后组织革命党，以此地为海外策源地。我侨胞或参加革命杀身成仁，或热烈予以精神及物质之赞助，巩固组织。我国民主政治之建立，海外侨胞，尤以美国及其属地之侨胞劳绩最为光大。虎城常读孙总理遗教及中国国民党党史，益佩我旅美侨胞之奋斗与牺牲精神”(《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第3页)。由此可以看出杨虎城对孙中山先生的忠诚，对与中山先生同谋革命的侨胞的无限钦佩。不仅如此，杨将军还抱着“朝圣”的心态要瞻仰孙先生在当地的革命遗迹，只是因遗迹已荡然无存而未能如愿。当地侨团为了不致将军太过失望，找来几位参加过当年活动的老华侨给他介绍当时的情况。

　　2.赞扬鼓励华侨回国发展民族工业。他在檀香山的讲话中回忆说：“(虎城)在主持地方军政时期，无时不关心海外侨胞的生活，每遇及侨胞，辄躬亲晋谒。得悉海外侨胞代表十余人，前往我国西北实地考察，建立民族工业，惟以事巨大，今犹未能实现。”言语之间流露出对“未能实现”的不胜惋惜。他满怀信心地向侨胞介绍：吾国富源急待开发，尤以西北方面，如陕、甘、宁、青各省，矿产丰富，农村水利事业尤可尽量发展。并表示：深望我海外侨胞眷念民族危急，一本过去热忱，齐赴国难，共同援助中华民族，为使其日趋繁荣与强盛。将军爱国之情、希冀之切，溢于言表。只是在当时的局势下，将军的宏愿难以实现；今天可以告慰将军，开发大西北，侨胞援助国家建设已成为现代中国繁荣与富强的强劲动力。

　　3.称颂华侨的抗日业绩，鼓动华侨为抗战胜利多做贡献。关于团结抗日的话题，是杨将军海外讲演的“主旋律”，其中许多话，既是对外国人讲的，也是对海外侨胞讲的。1932年8月2日，他在纽约侨团的招待宴会上，继在檀香山之后，又一次专门对侨胞发表了演讲。他说：贵公所襄助我国国民革命，资助过去对日抗战，兄弟尚在国内即极敬仰。他慷慨陈辞，激励侨胞，现当民族存亡关键，吾人决心牺牲，以热血唤起世界同情，则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此时惟有对日抗战，才能保国家生存，惟有热血抗日，世界和平始得实现，望侨胞注意此点。他还满怀希望地说：现时，无论国内外同胞，须同负救国责任，一面实际援助政府，督促政府，促成抗日；一面扩大宣传，与国内互相声援，则最后胜利必属我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第11页)。

　　1937年8月31日，杨将军在柏林答记者问时，有记者问将军对于旅法侨胞的抗日工作有何意见时，杨答道：现在抗战已起，大家都应该立刻团结起来。过去的事不要再提，旧账不要再算，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在海外应该多作一点对外宣传工作，同时我很希望侨胞们尽可能地回国参加这次民族解放战争(《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第16页)。一些华侨和中国留学生，还真地响应了杨将军的号召，有十多人随杨将军同船回国抗日。

　　孜孜不息

　　将军真情走访“唐人街”

　　杨虎城将军对华侨的敬重也是逐渐形成的。据史料记载，1928年春，杨虎城甫到日本东京，就出现在“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留日学生的进步组织，据说其成员半数以上是中共党员)以“中华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召开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出兵东北阻止北伐的大会上。后来，又参与旅日华侨、留学生的一些活动，使他深感“日本军国主义欺压中国人太甚了！”从而同情旅日华侨、留学生受欺凌的境遇，且自省“多年来认为中国留日学生，多半是‘亲日派’的糊涂想法”。欲借这次欧美之旅，进一步深入探解华侨情况。他在檀香山时就表示：至于海外侨胞生活，因环境关系，困难必多，虎城拟于悉心考察之后，报告我国政府，以期有所改善。所以，他不满足于宴请、演讲等场面上的活动，而是深入到“中国城”、“唐人街”，以至华侨家庭，嘘寒问暖，了解情况，结交华侨朋友。在檀香山，与老华侨座谈；在旧金山，他走进华侨家庭；在纽约，他去了唐人街，并到陕籍留学生宿舍与乡党一起用餐。在法国，他到华侨居住区巡视，还与华侨子女欢聚合影。在德国，他同中国留学生密切交往，请留学生一同去看话剧——高尔基的《母亲》，连续三个晚上与旅德抗日联合会会员叙谈。当他了解到留学生生活困难时，先后资助留学生约三千元(《我所知道的杨虎城》，第214页)。他在西班牙会见了国际纵队里的旅法华侨。在西贡，他到华侨聚居区巡访，了解越南华侨的生活，并认真地听一位老华侨向他诉说：当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我们的政府不抵抗，把军队撤入关内。那时一个印度商人问我，你们中国文化悠久，地大人多，这样好，那样好，为什么这次不打日本人？不把敌人赶走呢？杨将军，你们长年待在国内，哪能体会我们侨民的处境啊(《我所知道的杨虎城》，第277页)！

　　杨虎城将军深入侨社，对华侨、留学生在艰难屈辱的环境中奋斗不息的精神有了身临其境的体验，对他们与祖国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情结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深情地对同行人员说：“不到海外，不知国弱的耻辱”，“不知侨胞的辛酸”，“不知侨胞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祖国的强大”。这三个“不知”可谓之将军“考察”的重要收获。

　　心心相印

　　华夏子孙同吟“抗日诗”

　　杨虎城将军坚定的抗日主张、平易近“侨”的高风亮节，感召许多华侨亲近他、追随他，甚至成为知心朋友。

　　美国侨领、著名企业家周崧先生(1879-1961)是一位爱国华侨，他早年参加民主革命，为祖国抗日多次捐款，对家乡和侨居地的文化教育亦多有贡献。周先生与杨将军在赴美的船上相遇，相同的抗日主张让他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谈。“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周先生获悉“北平郊区日军借故压迫中国军队，宛平城已被包围，双方正在相持中”的消息，即于当天晚饭后转告杨将军。杨虎城闻讯后，寝食不安，在查实情况后，当即致电宋子文：“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杨将军到纽约后，周先生又将自己的车交杨将军作临时长途旅行用。

　　在美国期间，杨将军还结识了美国著名侨领司徒美堂、《中西日报》社社长苏醒夫妇、矿业工程专家李国钦、广东银行经理邝先生等。杨将军的抗日信念得到这些侨界知名人士的首肯和支持，在美的活动受到亲切接待和关照。更值得提到的是侨报《先锋报》的两位负责人陈其瑗和冀朝鼎先生，他们向杨将军详尽地介绍美国社会的情况，提出考察的安排和建议，并多方协调组织实施。他们主办的《先锋报》先后刊登介绍杨将军生平事迹、欢迎杨将军旅美的文章，并跟踪报道杨将军在美的活动，为杨将军的抗日宣传活动鼓与呼。

　　杨虎城将军在欧美“考察”期间，与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交往密切，结交了一些青年朋友。杨将军接受留学生的邀请，为他们演讲、与他们座谈、听他们倾诉，甚至一处用餐。杨将军10月9日在法国巴黎的讲话中盛赞“中国青年在世界和平运动中一向是站在最前线的”，“无时不在血腥的枪林弹雨之下与敌人作殊死的血战。从‘一二九’以来的中国青年的英勇奋斗，不但使日本帝国主义害怕，而且也使所有的战争挑拨者胆战起来。这期间不知牺牲了多少有为的青年，然而立刻就有千万的人们补充上去了”(《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第17页)。杨将军不仅在美国结交了留学生朋友，他还资助十几位留欧学生与自己同船回国抗日。在返回的船上，他经常与这些回国的留学生交谈，友好地生活在一起。回到香港后，在面见蒋介石前，他还关照这些与他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对他们说：“我到了香港，就给蒋介石打去了电报，一直到昨天，才接到回电，说是叫我到赣州和他见面。我这一去，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让我抗战，那你们就来，大家一同干；一种可能是把我扣起来，那你们就另找抗日的机会吧。”并叮嘱“我明天就走。我走以后，如果三天以内没有消息，你们便不要再等了。”多么感人的一幕！已处特务监视之下，料到自己抗日愿望难以实现的杨将军，对“海归”朋友仍是一腔真诚，寄予厚望。

　　光阴荏苒“西安事变”七十周年了，杨将军“以身殉志”也已半个世纪之久，但“千古功臣”那爱国、抗日，敬重侨胞、同情关心侨胞，与侨胞真诚交往的风范，是不会被时光销蚀的，必将永驻史册。

　　(作者系北京华文学院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