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日是建党86周年纪念日，7月7日是抗日战争爆发70周年的日子。作为侨务工作者，不由想到其间党的侨务工作与华侨，以及华侨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的极大的爱国热忱。

　　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决定广泛吸收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人民政权，保护民族工商业，不没收富农封建剥削以外的土地，优待知识分子，保护和欢迎国外华侨等政策，争取和团结他们抗日。

　　1935年底至1937年初，海外华侨作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坚定支持者，逐渐组成抗日联合阵线，建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海外部分。同时，海外华侨以高度的爱国觉悟和深切的民族责任感，敦促国民党停止剿共内战，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1937年1月13日，红军从陕北保安县开进延安城。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认为“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为“最中心的任务”，以对海外华侨革命性及其重要性的肯定认识为基础，“加紧动员千百万侨胞尽力于保卫祖国的各种事业”。

　　延安凝聚了侨心

　　一批又一批华侨热血青年从海外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与祖国军民一起，同敌人浴血奋战。当时延安受到日寇严密封锁和军事进攻。为了阻止爱国志士投奔延安，从西安至延安，日寇设置了六个边关卡，还沿途轰炸。许多华侨只得从太行山下，艰苦跋涉，步行到延安。

　　一位从海外归来的华侨，从哨兵口中得知“这已经是延安地界了”，激动得跪在地上捧起一把黄土，紧紧贴在脸上说：“祖国啊，就剩下您这一片干净的土地了！”

　　来到延安的华侨，在中国共产党关怀下成立了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以联系团结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华侨革命群众组织。

　　1938年秋，党中央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等有关部门挑选了20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组成海外工作团，由朱德担任主任；在党中央机关成立了中央华侨工作委员会、在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中共中央党务研究室海外研究组，也由朱德负责。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潘汉年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在香港皇后大道18号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办事处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政治、军事地位与地理环境，与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联合开展对海外华侨、国际友人和香港各界人士的爱国统战工作，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同时多方动员，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物资和资金；积极营救滞港爱国人士。办事处积极联络海外华侨，尤其是东南亚华侨，向他们传播有关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信息，为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成员讲授“论持久战”、“战地救护”等，并协助多批华侨服务团回乡参加抗战。

　　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海外工作委员会，仍由朱德任主任，叶剑英及归侨多人任委员。这是党在抗战时期领导侨务工作的最高机构。

　　1940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肩负华侨重托，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一则慰劳前方抗日将士，鼓励他们继续英勇杀敌；二则实地视察国内状况，以便向侨胞通报并增强其爱国心，继续以强大财力物力支援祖国抗战。

　　3月26日，慰问团抵达重庆。陈嘉庚先生利用各种大小欢迎会、个别交谈、参观访问等机会，表达海外华侨对祖国军民慰问之情，视察国内实施抗战状况，劝说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不要分裂，不要让华侨失望。

　　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举行的茶话会上，中共叶剑英、林伯渠、邓颖超等人在座。陈嘉庚在会上也着重阐明国共两党要团结抗战。他说，今日国共两党名义上虽不一样，而为国家民族奋斗的心则一，可以说是兄弟党、姐妹党。万望两党关系人，以救亡为前提，勿添油助火，国家幸甚，民族幸甚。若国共两派意见日深，发生内战，海外华侨必痛心失望。叶剑英对陈嘉庚的讲话表示欢迎，并希望他到国民党处亦作如此表示。几天后，毛泽东拍来电报，盛情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

　　5月31日，冲破蒋介石重重阻挠，慰问团到达延安，受到延安各界五千多人的热情欢迎。

　　毛泽东会见了陈嘉庚，并盛情招待一顿非常俭朴的便饭。毛泽东在窑洞门口摆了一张桌子。桌面不平，上面就铺了一张纸，但菜还没有端出来，风把纸吹走了，于是干脆纸也不要了。毛泽东对陈嘉庚说，你是远方来的客人，所以特地买了一只鸡，煮了鸡汤款待你。这时，陈嘉庚感受到了延安精神：朴素、平等、自由，这与他的理想非常吻合。饭菜虽然极简单，但陈嘉庚吃得特别开心。两位伟人从未见面，今日幸会，十分难得，互相间开诚布公，有啥说啥，其中心议题仍是团结抗战大事。陈嘉庚恳切地说，一是希望坚持抗战，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二是希望国共合作，兄弟间一切摩擦都等打败了日寇再解决。毛泽东说，陈先生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共产党是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交谈中，毛泽东还对陈嘉庚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赞赏。他说，我们大批中国人在海外，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要好好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救国。

　　陈嘉庚通过对重庆和延安两地的深入考察对比后认为，重庆虚浮乏实、黑暗腐败，国难当头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行政机构不负责任，抗战气氛淡薄，营私舞弊严重……总之，“绝无一项令人稍感满意”。到了延安，始知那里别有天地，人民安居乐业，上下打成一片，军民同仇敌忾，处处团结抗战，令人“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见青天”。此外，陈嘉庚一路上，特别是从西安到延安来往途中，“亲见两党不洽者五次，皆由国民党构造”。

　　到延安访问39天，陈嘉庚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这时，陈嘉庚政治上发生重大转折。

　　侨居美国的爱国华侨陈志昆先生，也因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奔向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结下深厚的友谊。

　　陈志昆是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中山长子孙科的内弟。他在檀香山出生，当地华侨的爱国热情对他影响殊深。1934年，孙科到檀香山探亲，看到陈志昆胸怀大志，提出带他到南京工作。陈志昆回到了祖国，担任孙科的英文秘书。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一腔热血的陈志昆义愤填膺，准备投身抗日战争中，但孙科命令他带孙科两个儿子到美国去读书和避难。

　　在美国贝克莱大学学习的陈志昆牵挂着中国的战事。美国记者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使陈志昆入迷。尤其是当他读了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后，心灵受到震撼，被这位共产党人精辟的观点和必胜的信心深深地折服。他萌发了一个大胆的念头——到延安去抗日，去找毛泽东！

　　陈志昆的满腔热情，感动了贝克莱大学的沙志培教授，这位周恩来南开中学时的同学写信给周恩来，转达了陈志昆的抗日决心。令陈志昆意想不到的是，周恩来很快就回了信，还欢迎他回国参加抗日。

　　一路惊险、一路曲折。陈志昆转辗经过日本、香港、越南、昆明、桂林、重庆，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中国抗日圣地延安。在邓颖超的引见下，在一个窑洞里，他见到了自己敬仰的毛泽东。当他说要回国抗日，毛泽东说欢迎啊！

　　此后，毛泽东多次约见陈志昆，从孙中山、孙科，到国共合作、世界形势，他们无所不谈。毛泽东无法抵挡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陈志昆，他终于明白为什么中国如此多卓越的革命家都心甘情愿地追随毛泽东。陈志昆多次向毛泽东提出要到前方去打仗，但毛泽东婉言谢绝，他觉得陈志昆可以发挥比在战场上更大的作用。周恩来也多次与陈志昆谈心：“你要为抗日做出贡献，就不是上前线去杀几个日本鬼子，而是回重庆去，告诉孙科这些人你的所见所闻，促进大家共同把抗战进行到底。”毛泽东还赠予他亲笔题词：“将一切真心救国的志士团结起来，中国就有出路，这种志士就是不谋私利，牺牲自己，专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人。”

　　华侨女青年黄薇是新加坡《星州日报》特派记者，是武汉记者团中惟一的女性在徐州前线战地采访。访问延安时，曾被这里革命氛围所吸引，想留在延安学习。毛泽东对她说：“我认为你还是做新闻记者为好，当记者也是学习，而且是更好的一种学习，你作为一个华侨记者，可以把你目睹的战争真相和所见所闻，向海外华侨宣传报道，使他们更好地了解全民抗战的情况，以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毛泽东说：“最近，陕甘宁边区各界，要组织一个参观访问团，到晋察冀边区去，你们记者可同他们一起去，看看敌人后方的抗日工作。”因为这种鼓励，她坚持在敌后采访，写出了《活跃在敌人后方》、《晋察冀边区采访记》。

　　抗战中华侨在延安的贡献

　　奔赴延安的华侨对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对敌斗争、宣传、文教、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

　　1938年，抗日中的陕甘宁边区，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日寇的进犯，抗日军民面临无粮、无衣的困境。大生产运动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延安侨联积极参加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1942年发起组织了“西北华侨实业公司”。延安侨联创办的纺织厂，1942年生产毛毯3000多条，纺毛线4000多磅，毛呢100匹，加上所存羊毛折价，共获利50万元。为保卫边区，该厂1943年捐献资金3万余元。

　　1938年，越南华侨中医梁金生，领导成立了边区制药厂，并负责讲授医疗技术和发展中草药的炮制研究，为边区医药事业做出了贡献。

　　新加坡华侨牙科医生李德奇，带着药品奔赴延安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牙科医生。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曾多次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八路军高级将领治牙疾，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卫生厅厅长。

　　印尼华侨梁国栋，20岁在印尼参加中共地下党海外支部。1930年，他回到海南，在那里参加了武装斗争。1936年，他由琼崖特委派往延安抗大学习。在延安曾分配他到摩托车学校(中央办的专门培训汽车驾驶员的学校)当汽车驾驶教练员。1937年开始，他为毛主席开车，直到1945年，一直担任着毛主席的司机。

　　为了培养干部，党中央在延安创办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20多所干部学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边区党委系统还举办了各种干部训练班和研究班。延安变成了一所“窑洞大学”，一座培育治党治军治国英才的大熔炉。

　　当时很多来到延安的华侨青年先安排到抗大学习。这里住的窑洞要自己挖，吃的粮食和烧的柴禾要到几十里地以外去背扛，吃的多数是小米饭和山药蛋。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5分钱菜金，包括3钱油、3钱盐和1斤蔬菜。每月只发一元钱零花钱。每个学员发一套衣服。每天早上起床，来到延河边上，清澈的延河水，是学员们洗漱的地方。然后，集合出操、拎着板凳去上课。没有教室，上课只能在宿舍外的平地上。条件虽然艰苦，但学员们都很勤奋，一心想的就是毕业后，到前线打鬼子。

　　据统计参加新四军的华侨就有400多人，有些人成为团、营、连的指挥员。

　　菲律宾归侨黄登保，经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赴延安“陕公”、“抗大”学习，后参加八路军炮兵部队。曾任解放军第一炮兵司令部副司令员和全国侨联副主席。

　　马来亚华侨林大章，在延安短期学习后奔赴抗日前线，随军见习。他出入火线，不辞劳苦，送弹扶伤，昼夜不懈。一次，敌人进逼，情况危急，他取下烈士身上的枪弹，奋勇怒射，其后随军跃出阵地，冲锋陷阵，英勇无敌。

　　在日本留学的马来亚华侨杨正，于“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日，由于他会日语，到延安后，被安排做日本战俘工作。

　　“七七”事变爆发，激怒了年仅15岁的菲律宾爱国华侨王唯真。他取道越南，历经千难万险，奔赴延安。1939年8月，他被送到西安西北方向的吴堡青训班学习。领导把华侨青年编入123队，专门成立了“华侨排”。他后来到延安学习、工作，1941年11月转调新华社。

　　这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战斗在这里的是一支拿笔杆子的部队，包括二十几名华侨青年。架设在山上的简陋天线和土窑洞里的收报机，日夜收听着东、西半球各大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发布的新闻。这些新闻，是处在延安山沟里的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及时掌握世界战局、交战国政情动态的主要信息来源，起着“耳目”作用。报务员大多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只懂英文字母。面对外国通讯社机器播发的每分钟200多个字母，他们硬是戴着耳机用手抄录下来，简直是一大奇迹。当时由于报务员高速抄写外电，字迹很难辨认，像“乱麻”加“豆芽”。王唯真和翻译组的同志们通过艰苦、细致的探索，终于摸清规律，夜以继日地一一把它们破译出来。

　　王唯真努力积累国际新闻资料，独立观察分析国际事件及其发展动向，写出了新华社自己的国际述评，发表了一系列专论、译文和采访记。王唯真还为延安《解放日报》绘制了大量战争形势图及报刊插图。

　　华侨相对文化水平较高，为延安宣传教育、文化生活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8周年，归侨青年白刃根据《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总危机与苏联部分编写了大型活报剧《天堂地狱》，把美国、苏联和非洲人搬上舞台。演出后，反映很好。指导员找白刃谈话，说他马列主义学得不错，对当前政治形势有认识，叫他写入党申请书。这个一直追求真理和光明的归侨青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由于日军的进攻，学校搬到太行山上，白刃被抽到宣传队工作，其文艺特长得以充分施展。写标语、说快板、拉洋片、演街头剧、唱抗日歌曲、召集群众会……，利用一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武器，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和抗日救国道理，动员群众支援抗日军队，粉碎日寇的进攻。

　　华侨舍弃舒适生活，艰苦跋涉，勇赴国难，爱国之心，日月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