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08年是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50周年和复办30周年，同时也是暨南大学六先贤之一的廖承志（1908—1983）先生百年诞辰。廖承志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解放后长期主持国家侨务工作，两次支持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复办），并担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本文拟探讨廖承志为两度恢复暨南大学，发展新中国的华侨高等教育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一 支持暨南大学在广州首度复校并任董事会董事长

　　(一)暨南大学第一次广州复校的历史背景

　　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暨南大学，1949年上海解放后，因学生锐减而陷于停顿状态，加之经费困难及师资缺乏，被合并到其他高校，当时复校已不可能。为处理好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暨南大学，中央政府教育部集中各方意见，拟定对暨南大学的处理方针：“暨南大学校名不取消，将来如有可能，仍可考虑复校。目前因侨生回国来首都求学者甚众，政府指定燕京大学担负一部分侨教任务。为此，将暨大一部分办理侨教有经验的人员派至燕京工作，其余人员则由华东教育部予以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饱受欺凌的海外华侨爱国热情日益高涨，纷纷送子女回国就学，接受祖国的文化教育。自1949至1957年回国求学的华侨青年共有43000余人。为顺应这一新形势，党和政府先后创办了一批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以及华侨工业中等学校、华侨农业中等学校与外国语专科学校，1951年在广州南方大学创办华侨学院，在燕京大学设立华侨先修班，1956年在厦门大学开办华侨函授部。但这些补习培训性质的学校仍无法满足大批华侨青年进入高校学习的迫切需要。于是，“为了适应华侨学生和港澳学生升考国立高等学校的迫切要求和照顾他们程度参差不齐的情况，筹办一间新型的适合他们需要的华侨大学已成当务之急”,同时“考虑到过去暨南大学学生多为海外归国侨生，历届毕业生散处南洋各地的为数不少，与海外华侨有悠久的历史联系，在爱国民主运动中也有过光荣的斗争历史，在海外华侨中，的确有相当深厚的声望和感情。因此，在广东筹办这所大学，沿用‘暨南大学’的名称较为合适。”

　　(二)支持暨南大学重建

　　20世纪50年代后期，筹建一所全日制、正规的华侨高等学府的条件业已成熟。为适应侨生回国升学的需要，在陶铸、廖承志等的大力推动下，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时任中央侨务委员会主任的廖承志，对暨南大学的重建始终予以热情关怀。当广东开始筹备重建暨南大学时，中侨委即拨专款人民币100万元资助。廖承志主任还身体力行，多次莅校视察指导工作，就如何办好暨南大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如1960年11月，在听取广东省副省长、暨南大学建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嘉人关于暨大工作的汇报后，他就暨南大学的发展规模、专业设置的问题，作出了重要的指示。1962年3月7日，廖承志主任到暨南大学视察工作，他对陶铸校长提出的新的办学方针作了具体的补充，并要求学校草拟贯彻新办学方针的方案。同年3月下旬，在北京听取暨大王越副校长的工作汇报时，他又着重指出：“各科系专业不宜设置过多，新闻及对外贸易专业应招收侨生；暨南大学还须艰苦奋斗，搞好基础课，提高教学质量。”他对师资问题也十分关心，除向暨大推荐一些人选外，还针对任用人才存在的偏向强调：物色师资时对政治素质问题应作全面、正确的权衡。对补充教学设备和基建也提出了具体意见。针对暨南大学招收华侨、港澳学生和台湾省籍学生较多的情况，他指出：“华侨、港澳学生在各方面都同国内学生不同，有其特殊的地方，不能简单化，要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要根据他们的特点，正确地、耐心地、生动活泼地进行工作，使学生好像在家里一样感到温暖。”为解决建筑物资缺乏的困难，1962年10月8日，他和中侨委副主任方方联名致函周恩来总理，为暨南大学申请钢筋等基建材料指标。在当时国家经济困难的年月，这足见他对暨南大学的重视和关怀。

　　(三)担任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1963.2—1970.3)

　　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伊始没有恢复董事会，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学校建校委员会的提议，才决定恢复董事会。1963年2月9日下午，暨南大学董事会隆重举行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暨南大学董事会章程》。学校首任董事长由中侨委主任廖承志先生担任。董事会的宗旨是：“协助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经常督促学校不断改进工作，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广泛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促进华侨热爱祖国，关心与赞助学校建设；密切政府、学校与华侨、港澳同胞的关系，并帮助华侨、港澳学生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树立良好的校风。”学校聘任的董事们十分关心暨南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对学校的工作给予积极支持和指导。1963年廖承志聘请香港知名人士王宽诚出任暨南大学董事会副董事长。这之前王宽诚捐资人民币100万元帮助暨南大学兴建教学大楼，极大地改善了暨南大学在复校初期的办学条件。经过10多年的初步发展，重建后的暨南大学各方面工作都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华侨最高学府”再度焕发出青春与活力。正当暨南大学进入蓬勃发展之际，却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1970年暨南大学的校园被第一军医大学接管，暨南大学被迫停办，新中国的华侨高等教育事业遭受重大挫折。

　　二 支持暨南大学在广州再度复校并续任董事会董事长

　　(一)支持暨南大学再度复校

　　粉碎“四人帮”后，廖承志即要求恢复被停办的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他以国务院侨办名义请示国务院，要求复办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获国务院批准后，他便与叶剑英及中央军委其他领导同志协商，就第一军医大学退还占用的暨南大学校舍问题达成共识。廖承志还亲自与广东省委领导协商，并在1978年广东省、广州市和广东省军区直属机关处以上中共党员干部大会上请求各界大力支持暨大复校，他说：“中央决定复办暨南大学、华侨大学和华侨补校，在国内外影响很大，有不少华侨到使馆或写信回来，申请回国升学。现在暨南大学、广州华侨补习学校正在积极复办。暨南大学今年秋季就要招生了，请各部门大力支援，保证秋季招生开学。”同年3月11日下午，在北京华侨大厦四楼会议室，他主持召开了关于交接暨南大学房舍问题的会议。会上，廖承志强调：“党中央复办暨南大学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复办暨南大学对于团结国外华侨、港澳同胞，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意义十分重大。”廖承志在谈及暨南大学当年秋季将招生一千多人时说：“现在离开学时间只有几个月，时间很紧迫，希望在军医大的协调下，让出校舍，使暨大能够如期招生开学。在交接房舍过程中，可能双方都有一些困难，希望大家共同发扬毛主席教导的互相协助精神，有事协商解决。”正是在廖承志的坚决支持下，第一军医大学在三年内逐步把校舍归还暨南大学，解决了复办中这个“老大难”问题。对于复办后暨大师资短缺问题，他要求学校：“除了积极从国内商调教师外，还可以从海外聘请一些学者回来，长短期均可。”廖承志高度关注复校后学校的教学问题，指出：“复办后的暨大，在各方面的要求都比过去提高了。在教学内容上，务求符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在教学手段和科研设备上，要逐步实现现代化。学校不仅成为教学中心，而且要成为科研中心。”他还非常重视学校的办学质量，指出：“暨南大学的学生，今后来去自由，因此一定要努力提高外语水平，把外语搞好。除了中文和历史两个系之外，其他各系和专业都要逐步做到用英语讲课，而且英语水平要努力达到以至超过香港的高等学校。这样，学生毕业后，回到原住地工作就比较顺利。”同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要作相应的改进。有些课程一时不能开的，还可向港澳邀请一些专家回来讲学，还要加强国际间学校的交往，加强学术交流，有用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以扩大知识面和增强将来工作的适应性，这对于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是有重要意义的。”1981年12月29日，廖承志在“华侨历史研究座谈会”上着重强调：“中国的史学工作者要有急迫感，应该写出几本华侨史来，特别是东南亚的华侨史和南北美洲的华侨史要首先写出来，使广大华侨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应该起什么作用，有什么权利和义务，这些都是很重要而且有意义的事。”正是在廖承志的积极倡导下，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于1981年成立，这是国内第一家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专业学术机构，首任所长为著名华侨史与中外关系史专家朱杰勤教授。

　　(二)支持暨南大学成立医学院和附属广州华侨医院

　　1978年3月11日，在解决暨大校舍问题的会议上，廖承志就提出：“暨大复办后，重点要办好医疗系，并兴建附属医院，解决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国治病的需要。”同年6月，他在出席暨南大学复办后的第一次董事会议时，再次提出兴办医学院和华侨医院。并在解决校舍过程中要求：“第一军医大学应将医学院退还，如果有困难，最好把医学院的一半床位(三百)也给暨南大学医学院师生作实习用。”廖承志及时解决暨南大学医学院和华侨医院在兴建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根据暨南大学综合档案室档案，保存有以国务院侨办名义下达的《同意你校关于华侨医院一九八〇年基建投资的预算报告》、《关于下达广州华侨医院一九八〇基建投资计划的通知》、《同意华侨医院办公室人员、福利费用等问题》等文件。他对医学院和医院从办院方针、指导思想到师资力量、设备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指示：“最好把医学院和华侨医院建在一起，成为教学、医疗、科研三结合的中心。”“不要把华侨医院办成旅馆加设备的医院，要努力提高医疗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更好地为广大侨胞服务。”“要老老实实地办，不要搞门面的东西，不要搞旅馆式的，疗养式的医院。房大大的，有沙发、有电视机，堂堂皇皇，病人病好了也不愿离开，就不好，如果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更不好。主要力量放在充实医疗设备上。”他还表示：“只要有决心把医学院和华侨医院办成第一流的水平，国务院侨办可以把华侨医院领导起来。”正是在他的倡议、支持下，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三百名讲师或主治医师以上的医疗、教学、科研骨干支援了暨大医学院、华侨医院的创办，使暨大医学院和华侨医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

　　(三)续任暨大董事会董事长(1978.6—1983)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恢复暨南大学。为了办好暨南大学，廖承志决定恢复暨南大学董事会，并亲自兼任复办后的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1978.6—1983)，另聘请霍英东、马万祺等一批港澳知名人士担任暨大副董事长或董事。1978年6月9日，廖承志董事长在暨南大学复办后的第一次董事会议上，深有感触地说：“党中央为复办暨大做出了重要指示，国务院为复办暨大专门发出文件，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为暨南大学题写了校名。一所学校复办，得到党中央、国务院这样重视，这是少见的。”他勉励大家：“要很好地领会党中央关于复办暨大的精神，不仅要把暨大办成具有先进科学文化水平的高等学校，而且看成是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会议讨论并审定了《暨南大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1978—1985)》，这是一份指导性文件，对当时的各项复办工作和今后学校的发展，都起着很好的指导作用。为解决暨大资金短缺问题，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霍英东为暨大捐款780万港元，请香港知名人士王宽诚两次捐款110万元。

　　廖承志董事长对华侨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对侨务工作殚精竭虑。他非常关心和支持暨大工作，经常听取学校的工作汇报，对暨大情况垂询甚详，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并多次召集董事们商讨办好暨大的问题，使暨大得以健康成长、发展壮大 。陈文在《廖公关怀华侨教育》一文中深切地回忆道：“廖公生前一直兼任着华侨大学和暨南大学董事长之职。为此他殚精竭虑，使莘莘华侨学子蒙受了祖国文化之恩泽。”

　　正当暨南大学的发展蒸蒸日上之时，长期关心、支持暨南大学发展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暨大董事长廖承志于1983年6月10日凌晨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暨南大学全体师生员工悲痛万分。全校师生员工集会，沉痛悼念廖承志董事长不幸逝世，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大家一致表示：“绝不辜负廖董事长生前的期望，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尽心尽力，为振兴中华，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办好暨大，为完成廖董事长生前的遗志共同奋斗。”

　　三 结语

　　正因为廖承志对暨南大学的复校与发展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在暨南大学2006年百年校庆之际，学校于新落成的图书馆内，隆重举行了“六先贤”铜像揭幕仪式。廖承志和其他五位对暨大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贤的铜像矗立在暨南大学新图书馆大厅内。暨南大学校长胡军在揭幕式上高度赞扬了六先贤对学校的贡献：“在暨南的百年历史中，六位先贤见证了暨南的起落沉浮，暨南的百年辉煌，留下了他们深深的印记。今天在这里树立六位先贤铜像，不仅仅是对先人的缅怀，更重要的是激励暨南后辈更加奋发图强，为把暨南大学建设成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而奋斗。”廖承志董事长为华侨高等教育发展所做的特殊贡献永远铭记于万千暨南人与海外侨胞心中。

　　(作者分别系暨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