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关系(指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这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四人帮’胡说‘地、富、反、坏、侨’，把华侨同地、富、反、坏并列起来。这种错误政策一定要纠正过来，要做大量工作，进行政策教育，全国执行。”这就是邓小平关于“海外关系”的著名论述。后来，邓小平又将之发展成为实现中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论”。今天，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重温邓小平这段重要而精辟的讲话，对于推动对外开放事业新的更大发展，特别是对于进一步做好侨务工作、推动侨商事业新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邓小平对海外关系的论述是实事求是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思想基础，开启了侨商国内投资事业春天之门

　　“文革”时期，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海外关系”是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人们谈“侨”色变，避之唯恐不及。这种极端反动的逻辑，使一大批有“海外关系”人士蒙受了不白之冤，使我国对外友好交往事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侨务工作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冲击。

　　“文革”结束不久，国家百废待兴。中央政府当务之急就是恢复发展生产，挽救近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同时，更重要的是在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和经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1977年5月，邓小平就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他特别强调“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在国内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中，邓小平接连发表三个重要讲话，对于否定“两个凡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这些讲话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目标就是国家发展、人民富裕。

　　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紧紧把握国家发展大局，邓小平以一代伟人的气魄，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提出了对海外关系新的论述，犹如一声惊雷划破了寂寥的夜空，犹如一盏明灯指明了时代的前进方向。

　　邓小平对海外关系的论述顺应了中国开放发展的历史趋势。中国发展需要“海外关系”，而且越多越好。闭关自守是没有出路的，落后是要挨打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发展将不再是小农经济、夜郎自大式的发展，而是在经济全球化、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地球村”愈益紧密大环境中的一种全新的发展，需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这一论述科学阐述了“海外关系”的丰富内涵及其意义。“海外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打开各方面的局面。它是增进中外彼此了解、友谊与合作的桥梁，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海外关系”的意义并不在于“关系”本身，而在于这种“关系”蕴藏的、足以发挥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力。华侨华人的优势既来自于他们所具有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也来自于在居住国较好的人脉关系以及在当地、区域间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关系优势。

　　这一论述激发了“海外关系”的能量，推动了侨务工作的恢复和发展，掀起了侨商国内投资热潮。在邓小平“海外关系”论述的指导下，侨务战线拨乱反正，“海外关系”得到正名，一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侨务政策得到落实，侨办恢复建立，这极大地凝聚了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爱国之心，激发了侨胞国内投资、贡献公益事业热情。

　　二、“海外关系”最重要的优势在于它拥有丰富的资金、人才、技术资源，侨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独特贡献

　　1978年，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他在与当地政府首脑会晤、接见华侨华人代表等许多重要场合都谈到“中国的华侨政策没有变”。他指出，中国政府赞成和鼓励华侨根据自愿的原则加入居住国国籍；对于仍保留中国国籍的，鼓励他们“遵守居住国法令，尊重居住国风俗习惯，同居住国人民友好相处，尽其力所能及的力量同居住国人民一起，帮助居住国发展。对于这一部分华侨，理所当然地按国际惯例，保护侨民的合法权利。”在这些国家，邓小平看到了华侨事业的成功，尤其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为主要人口的国度，其在建设和管理上的成功经验，可以为中国开放发展所借鉴。

　　这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可以肯定的是，邓小平在关于对外开放战略部署中，一个重要的论述是我国拥有众多的“海外关系”。

　　例如，1979年，他在谈到利用外资时说：“我国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他指出：华侨回国投资，绝大多数“都是带着爱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愿望来的，与纯粹的外国投资不同。”

　　在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时，邓小平指出：“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他在1984年视察广东、福建的经济特区时谈到：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

　　邓小平对海外关系的论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面对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和所谓的制裁，为继续推动对外开放，搞好经济建设事业，他再次高度评价了“海外关系”的重要意义，提出了“独特机遇”的科学论断。

　　1990年，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现为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时指出：“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强调指出：“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邓小平为“海外关系”注入了新的、具有震撼力的内容，即“独特机遇论”。

　　在邓小平对海外关系的论述中，支持留学、吸引海外华裔人才回国工作也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他的名言是：“华裔专家是活的宝贝”。他“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

　　正是在邓小平对海外关系的论述的感召下，一批批海外侨商回国投资发展，成为“吃螃蟹”的第一批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成绩卓著、功不可没；一批批海外优秀人才回国(为国)服务，创业发展，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领头羊。“海外关系”真正成为了“好东西”和“独特机遇”。

　　30年来，华侨华人始终是我国吸引外资、推动外贸出口、推动国际经济合作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据估计，目前我国利用外资总额中近60%来自海外华侨华人以及港澳台地区；在外资投资企业数中侨资企业约占70%。

　　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扶贫、救灾以及社会各项公益事业中，广大侨胞热心捐助、贡献巨大。据估计，截至2007年底，海外侨胞捐赠国内公益事业共约700亿元人民币。今年，在抗雪救灾、抗震救灾中侨胞捐赠款物逾15亿元人民币。仅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会员两次捐赠款物即近6亿余元人民币。在北京奥运会场馆“水立方”建设中，全球102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多名港澳台侨同胞踊跃捐款，折合人民币达9.3亿元。

　　30年来，海外华侨华人人才和留学人才纷纷回国(来华)进行各类专业交流与合作，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成为活跃的新一代科技型企业家，为国内高新科技的发展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技术支撑。

　　30年来，广大侨商积极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外各种友好往来，支持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更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三、坚持科学发展，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海外关系”潜力巨大，广大侨商大有可为

　　当前，中国政府正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在此，“海外关系”依然十分重要、作用独特，侨商事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当从战略高度更加重视“海外关系”的作用和价值，更加着实做好各项为侨商事业发展的服务工作。

　　1、进一步深化对“海外关系”在我国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战略意义的认识。要继续把发挥“海外关系”作用纳入到我国对外开放总体战略部署之中。

　　2、重点发挥“海外关系”所具有的技术、人才、资金和国际化网络的优势作用。在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走出去”以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系列战略中、在推动构建和谐世界中运用好海外关系资源，实现互利共赢。

　　3、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培育、拓展“海外关系”新资源，保护“海外关系”、特别是华侨的正当合法权益。要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为侨服务体制、机制，帮助华侨华人发展事业，尤其是要把维护侨商投资合法权益、为侨资企业发展排忧解难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来。

　　4、坚持中国侨务工作基本政策，注意“海外关系”的敏感性和政策性。发展海外关系，应有利于国家发展大局和根本利益，有利于中外友好关系，有利于华侨华人在国外的长期生存和发展。

　　5、侨商国内投资机遇与挑战并存，前景无限。在中国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许多加工型、出口型侨资企业面临转型难题，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中，侨资企业在资金和市场上受到强力制约。但是，中国政府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政策不会变，对广大侨资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独特作用依然寄予厚望，侨办及有关部门也将在法制、体制和机制上积极维护侨商投资合法权益，支持侨商发展事业。

　　(作者为国侨办经科司司长、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