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香港,某个夜晚。

　　“砰砰，砰砰”！一阵阵杂乱而又疯狂的砸门声惊醒了正在熟睡的我。睁开惺忪的睡眼，我看到一群港英警察七手八脚抄家。这时只有妈妈在，却不见爸爸。当时只有三岁的我吓得哭闹着问妈妈：“爸爸哪里去了？”长大后才知,父亲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分局专门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当时正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将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秘密转移到北方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抄家时已经是他护送郭沫若、许广平、翦伯赞等第三批人士北上的第三天了。这批人到达东北解放区之后，父亲接到周恩来同志电示，便赶往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周副主席听完工作汇报后又告诉他：“据香港分局电报，你离港后三天，住家就受到了港英当局的搜查，看来，你不能回香港去了……。”原来，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新政协，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纷纷经过香港从海路进入北方解放区的事，早已引起海内外的注视，反动派更是仇恨万分伺机破坏。父亲所在的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的机关香港天后庙道4号—我们的家，是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经常聚会共商国事的地方，自然也就成为反动派窥伺和破坏的主要目标之一。父亲陪第三批北上人士离港后，港英警察便借机搜查了房子，抢走了文字资料，甚至连他的私人照片、书籍、衣物都不放过，通通给抄走了。那之后，父亲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留在西柏坡中共中央统战部，开始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一)接受指示

　　其实新政协召开的酝酿、 筹谋工作早在1946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召开伪国大最，终关闭了国共和谈的大门起就已经逐步展开。当年8月底，父亲曾到南京梅园新村和上海思南路107号(旧名马思南路)“周公馆”分别向董必武、 周恩来同志汇报东江纵队北撤和善后工作。他们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说：从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开始，内战已全面爆发了。蒋介石已经撕毁了和谈的假面具，时局迅速恶化，我们也做好了撤走的准备。我们一走，大批民主人士在上海、南京也就呆不下去了。有些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人士，还有些干部都要转移到香港等地，要为安排这些人做好准备。

　　香港这个特殊地区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利于开展革命工作的。我党曾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充分发挥过其特殊的作用。父亲返回香港后马上向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和尹林平同志作了传达和汇报。周副主席和董老的这次面谕以及他们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和苦心孤诣的精神深深地鼓舞并感染着父亲，他满怀战斗的豪情和胜利的信心投入到了迎接新中国诞生的艰苦斗争。

　　(二)投入战斗

　　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全面内战，加紧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全国笼罩着白色恐怖，许多进步学者、 教授、 民主人士以及各地受到迫害的学生都纷纷来到香港。把他们安置好并予以适当照顾，是香港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1945年6月董必武同志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就曾邀请著名教育家陈其瑗回来办学。陈先生是国民党左派，筹办过广东中山大学，当过广州国民大学校长。他果然于1946年夏回到香港，并找到中共广东区党委书记尹林平，说明原委。与此同时，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也提出在港开办一所大学，好安排一批教授学者。于是父亲多方奔走、 四处商议，筹办香港达德学院。在父亲及饶彰风等同志的积极推动组织下，很快就成立了以李济深先生为董事长与蔡廷锴、丘哲、张文等各民主党派著名人士组成的董事会,并一致同意聘请陈其瑗先生为院长。还说服蔡廷锴将军借他在九龙青山的私人别墅为校舍。同年9月在党组织促成下，由民主人士出面申请，经港英政府同意注册立案后，达德学院正式成立了，随后便登报招收新生。学生来自北平、上海、广州等国统区的城市和全国各地,还有一部分是从东南亚回来的华侨革命青年和少数来自华南各地游击区的学生。中共香港分局非常重视学院的工作，父亲作为党的代表亲自出席了开学典礼。开学不久就开了一次专门会议，研究办学方针、学制和党的工作问题,还指派了黄焕秋同志在学院专职做党的工作。达德学院办了两年半(1949年3月被港英当局封闭)，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当时，学院集中了许多我国第一流的进步学者专家从事教学，吸引了海内外诸多有志青年在那里求学，为华南地区解放战争输送了一批干部，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储备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学院700名优秀学生陆陆续续都投身于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之中，先后有19位同志壮烈牺牲。所有的同学都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学院的许多负责人和教授后来都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担负了国家各部门的领导工作。

　　在港的统战工作对象人数不少，为了进一步开展争取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香港统委的委员们(谭天度、罗培元、罗理实等)分头负责对他们加紧联系和思想交流。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民主党派人士思想的变化发展也是异常复杂。父亲便和同志们研究，除进行个别接触工作，还采取了一种比较生动活泼的工作形式即“双周座谈会”，对外也叫做“聚餐会”。会上座谈内外形势，议论有关政策和决议,边说边议不拘形式。聚餐会是轮流做东的，共产党做东时，多半由父亲主持，就在我们的家里—也就是统委办公机关举行；民主党派做东时就在沈钧儒或李济深家里举行。第一次聚餐会是在我们家开的，出席的人有何香凝、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沈雁冰、彭泽民、邓初民、蔡廷锴、谭平山、柳亚子、马叙伦、章伯钧……济济一堂。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和潘汉年同志都参加并讲了话。父亲在聚餐会上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他的发言多半是党的政策或某个决议的解释，他讲起话来具体生动，逻辑清楚，条理分明；在交谈时又能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因而成了大家的知心朋友。通过座谈会和辅以一系列个别细致的思想工作，各民主党派思想比较一致了，内部团结加强了，组织也进一步巩固，革命主动性也发挥得更好了。

　　为了保证这些著名民主人士的安全，父亲费了许多心血，绞尽脑汁。比如住房问题，为了安全和方便，许多著名人士必须租用较高级的房子，有的出于多方面考虑还需同时租用几处住房。尽管当时困难的确不少，党组织还是尽力解决的。父亲和母亲还轮流将党给著名人士的生活补助费亲自送到他们手中。香港分局的活动经费主要靠中央支持，另一方面还得靠自己筹措。所以全体工作人员生活就异常艰苦。尽管口称“老板”的父亲出门穿着西服革履，可一回到家里就全部脱掉换上粗布衣裤。他还诙谐地指着自己的西装对同志们说：“你们看我这套西服，其实它不过是戏台上的道具，是演出时才用的呀！”

　　1948年中国革命胜利在望。美蒋反动派为阻止中国革命继续前进，开始扶持所谓“新的第三方面”、“新的第三势力”，唱什么“中间路线”的调子，公开鼓吹“曾受教育的爱国人士要组织新党”，“支持政府谋取和平的努力”等等。在港的一些人士中也有人对此存有幻想。父亲旗帜鲜明地通过统委的工作组织民主人士对所谓“第三势力”进行揭露批判。党的报刊《华商报》、《群众》等也先后发表文章摆事实讲道理，有力地打破了一些人对“中间路线”的幻想，教育和帮助曾一度摇摆不定的民主人士。在港的各党各派纷纷宣布“不搞第三势力”，全力支持人民解放战争。著名爱国将领蔡廷锴主动把家乡的全部武装交给当地游击队，支持人民解放战争。1948年春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 经济上已陷入全面危机。4月30 日中共中央适时地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 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 民主人士的步调就基本一致了。5月5日他们通电全国，热烈表示“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的决心，并联名致电共产党中央毛主席，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从此，“聚餐会”很自然就转入了有关新政协召开等问题的讨论，一个以香港为中心包括海内外华侨、 爱国人士的新政协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了。1948年8月毛主席复电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人民团体、 无党派及著名人士，对他们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钦佩，希望他们对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 地点、 召集人、 参加的范围和讨论的问题等等提出意见，共同研讨。香港的新政协运动因而跨入了实际行动。从此时起 ，积极推动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就成为我南方局地下党的重大政治任务。

　　正当在港民主人士热烈商讨新政协有关事宜的时候，著名爱国侨领司徒美堂先生于1948年8月12日在香港建国酒店7楼的航空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对包括国民党中央社在内的香港《华商报》、 《大公报》、 《星岛日报》、 《工商日报》、 《华侨日报》等十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发表了国是主张。他表示：“本人虽然年迈，但一息尚存，爱国之志不容稍懈。本人即将返美参加洪门大会，讨论国内形势，提出政治主张，以贯彻洪门革命目标。”这是司徒老人为躲避美蒋特务隐居多时后的第一次公开发言，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位华侨老人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深切关怀。香港各报以头条新闻争相报道，轰动一时。招待会前后父亲秘密与他交谈过对时局的看法，倾听他对召开新政协的意见、 建议等，以便上报党中央。根据中央指示，同年10月父亲又以八路军、 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的身份公开为司徒美堂先生返美设宴饯行。宴会在沈钧儒先生住所举行，席间宾主谈笑风生，大家憧憬着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以及未来的新中国，为之频频举杯庆贺，气氛十分热烈。司徒先生更是感怀尤深，特授意秘书起草《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特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他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随后，他亲笔书写了该致敬书，郑重地签字盖章。1949年1月，毛主席在百忙中，特对该致敬书作了回复，诚邀他和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莅临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一邀请立即又得到各方面的热烈响应。2月，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接见美联社记者，谈及中国人民胜利的新局势，他认为“中国应有一个包括中共、民盟以及李济深等各方面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除国民党反动派以外，各方面都可以参加。在新政府中，握有控制权力的当为中共，因为中共具有数十年之丰富经验，对中国实际情形有充分的了解，而且拥有甚多优秀的人才。”言语之中，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行将诞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充满信心。众所周知，陈嘉庚、司徒美堂等著名侨领后来都引人注目地活跃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三)护送北上

　　1948年底到1949年夏秋之际，中共香港分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秘密护送困留在香港的众多民主人士离港北上解放区，投入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参加新政协会议。早在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前后，周恩来同志就曾通过有关方面探索顺利进行这项任务的方法和道路，特别派遣钱之光同志负责打通往来解放区与香港之间的通道。1948年8月初，周副主席致电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 章汉夫、 潘汉年、 连贯、 夏衍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香港分局同时接到有关指示，迅速成立了专门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周密安排。怎样把香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考虑到海上航行特别要经过台湾海峡，可能会遇到国民党海军的活动，也考虑了香港当时的复杂情况，如何保证安全离港、 如何分批行动、利用哪个国家的船只、 何时开船谁人护送…… 都要视民主人士的准备情况和香港的政治气候等等因素来决定，丝毫出不得半点差错。为保证旅途的安全，领导小组商定，除每批都要有香港分局同志陪同外，还派出在港其它机构熟悉旅途情况的同志负责护送。党中央指示每一批计划都要报告周恩来同志，得到批准后再付诸实施行动。所有在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名爱国人士约一百多人先后分四批北上。前两批乘坐的是苏联货船，经伯力、 海参崴到大连。第一批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人。第二批有李济深、彭泽民、邓初民、朱蕴山、沈雁冰等人。这其中李济深先生的离港就曾经使父亲他们颇费了一番周折。李当时是中外关注的人物，多种政治势力都想拉拢他，国民党反动派则要暗算他。港英当局早就在他半山住宅对门的楼上布置了特务，朝夕秘密监视着他的行动，港英警察还时时以关心他的安全为名，公开上门“探访”。为了他的安全北上，父亲他们费尽心思，“导演”了一出颇具戏剧性的逃脱情节来。离港前让他经常公开出外打牌消遣，以麻痹外界视线；决定离港当晚他积极配合统委安排，在家大宴宾客，故意只穿一件小夹袄而把外衣挂在客厅的衣架上。正当亲朋畅饮、觥筹交错之际，他却悄然离席转进厕所，而后迅速出门钻进一部刚刚停在门前等候的汽车里直奔《华商报》董事长邓文钊先生家中。当晚深夜，统委的同志悄悄把他护送到一艘远洋货轮上，次日安然离港。三天后，《华商报》才披露李济深先生已北上解放区的消息，使人们如梦初醒，特务们懊恼不已。他们这批人士到达大连后，李富春、张闻天等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专程从哈尔滨来到这里迎接李济深先生等人。

　　1948年10月下旬，父亲护送第三批—郭沫若、许广平、翦伯赞、马叙伦、胡绳、沙千里等三十多人乘座一艘专门租来的挪威货船一起北上。11月初，当船只顺利通过台湾海峡进入黄海后，一天早晨许广平先生的公子周海婴摆弄收音机时，忽然收到了新华社的播音，听到沈阳解放的消息，全船为之欢腾！在郭老的建议和组织下，大家开了庆祝联欢会，载歌载舞，好不兴奋！这条挪威船原定是驶往釜山的，后经父亲同船主反复商量交涉，船直接开到了大连。到达大连不久，郭老等著名人士由东北局的同志接往哈尔滨，父亲就经烟台辗转到达西柏坡了。1949年3月父亲参加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便随中央机关人员进入了北平，6月15日当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紧张地投入各项筹备工作。9月21日举世瞩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父亲被选为华南解放区的代表光荣地出席了这次盛会，还代表华南解放区人民在大会上发了言。而我和妈妈随同许涤新伯伯等第四批北上人士，乘船经大连到北京后，见到父亲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前夕了。我们终于看到了新中国诞生的盛况，当崭新的五星红旗在蓝天上冉冉升起时，父亲的眼睛湿润了。1997年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香港回归交接仪式，看到五星红旗在香港会展中心上空升起时，就深深体会并感受到了父亲那时的心情……。

　　注：连贯(1906年10月-1991年12月)越南归侨。曾任中共港九工委文化书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秘书长，机关书记等职务，后职务不断提升，曾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等职务。(作者系国侨办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