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弼士(1841—1916)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华侨实业家、外交家、教育家、爱国侨领、中国侨务工作先驱。张弼士18岁只身下南洋，白手起家，从工人做起，在南洋创办垦殖场、锡矿场、船务公司，经营银行、医药等行业。致富后，张弼士不忘祖国，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回国投资兴业，践行“实业兴邦”的救国理念，投资的范围涵盖农业、工业、矿业、商业、交通业、金融业、医药业等行业，对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张弼士先后担任清廷驻槟榔屿副领事、驻新加坡总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槟榔屿管学大臣，民国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广东总商会总理、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南洋劝业会广东出品协会总理、中华游美实业团团长、全国华侨联合会名誉会长等职务，分别代表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处理南洋华侨事务和侨商事务，竭诚维护华侨和华商的正当合法权益，成为跨世纪的侨务工作先驱。

　　一、为侨请命设领护侨

　　张弼士爱国爱侨之心源自于深沉的“家国意识”和华工经历。张弼士在青年时代就立下报国宏愿：“大丈夫不能以文学致身通显，扬名显亲，亦当破万里路，建树遐方，创兴实业，为外国华侨生色，为祖国人种增辉，安能郁郁久居乡里耶？”初到印荷巴城，他举目无亲，工作难找，得到过巴城大埔会馆的帮助，当过苦力、杂工，度过三年“出尽牛马力，换来猪狗食”的华工日子，对华侨在海外打拼受到的侮辱歧视感受尤为深切。张弼士致富后，印荷殖民政府以 “兴商辟地，增益税务，有功地方，礼遇甚隆，欲授以职”，被他婉辞谢之。人问其故，张弼士回答说：“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也”。然而，当清廷出使英国大臣龚照瑗问他：“现中国贫弱，盍归救国乎？”张弼士表示：“怀此志久矣！”1889年，张弼士致函山东登莱青道尹兼烟台海关监督盛怀宣，“请速设领事保护南洋各埠华侨，以免受荷、西殖民主义的虐待”，向清廷疾呼在海外设领护侨。

　　二、任清廷驻外领事管理侨民事务

　　1862年，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清政府开始重视海外华侨的作用，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兼理招用华工事务。1901年，改为外交部，成为中国官方最早的侨务机构。1877年以后，清政府在海外设立领事馆保护侨民和华商，派遣官员、军舰到海外宣慰华侨，解除海禁政策，颁布法例，吸引侨资，发展民族工业，派遣专使，推动华侨教育，允许华侨回国参政议政。1893年，清政府废除“海禁”政策，对传统侨务政策作了较大调整。1892年，经过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考察后，认为张弼士“智计过人，群相推重，足膺斯任”，由驻英国公使薛福成报请总理衙门，决定任命张弼士为驻槟榔屿副领事。张弼士在任职期间，“实心任事，安抚侨民，听断廉明，兴利除害”，受到华侨和洋人的称道。1894年，黄遵宪奉召回中国，龚照瑗以张弼士“久历南洋，熟诸情形，堪以暂未代理”为由，奏请张弼士代理新加坡总领事一职，获清廷批准。旋后张弼士被清廷正式任命为驻新加坡总领事。新加坡辖地更广，法讼益忙，张弼士“性慈祥，尤复精细听讼，务尽其辞，反复开导，从无抑勒，两造其甘。凡有利于侨民者，竭力振兴，有害于地方者，实心除革，恩威并济，洁己奉公”。新加坡又是“繁盛之区，五方杂处，侨民省份不一，易起猜疑，”张弼士“开诚报公，化除畛域，悉以是非为衡，莫不秉公办理，华洋口碑载道，无有异辞。举凡侨务，张弼士无不以身示范，甘当表率，”其以人为本，爱侨护侨之德，深得新马华侨的爱戴。至今在新马地区还保留有许多张弼士遗迹，寄托当地华侨华人对他的感思。

　　三、创办华侨学校发展海外华文教育

　　1904年，张弼士与戴春荣获清廷谕准，共同捐资在槟榔屿创办第一所华侨学校—中华学校，光绪皇帝颁赏“声教南暨”匾额及一套《图书集成》藏书。张弼士以南洋管学大臣身份主持挂匾藏书典礼，他在演讲中说到“国家以近来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材不出；人材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况我等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各埠设立学堂甚多，反能教我华商子弟，而我华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乎”，并即席捐了五万元兴学，捐常年经费一千二百元，获得众侨领的响应，在席上筹得十万元。张弼士出钱又出力，推动南洋华侨教育发展。槟榔屿中华学校的开办，对新、马华侨教育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继其后兴立了新加坡养正学堂、端蒙学堂、启蒙学堂、吉隆坡尊孔学堂、霸罗育才学堂，以及乐育学堂等八间华侨学堂，成为南洋华校的开路先锋，为南洋华侨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今，马来西亚是全世界除中国(两岸四地)之外华文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形成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华文教育体系。张弼士不但在南洋首先出资创办中华学校，而且还为香港中文大学捐银10万两。在广东汕头购买楼房百余间，设置育善堂，堂产用于国内福利基金和资助外出学子读书的辅助经费。晚年还遗言捐助广州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建校舍。其裔孙遵其遗嘱在岭南大学捐建“张弼士堂”。

　　四、发起成立中华总商会团结华商

　　在张弼士、黄遵宪、容闳、胡亚基等清廷驻海外外交官的推动下，晚清政府终于意识到海外华侨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外交家薛福成的提议下，于1893年废除了“海禁”政策，允许华侨回国置业投资。张弼士于1903年、1904年分别向清政府奏陈《振兴事务条议》、《招来华商振兴商务奏折》，提出“由商埠择其声望素之员，奏请特派考察外埠事务大臣，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予以保护华商之任，周历各埠，切实开导，动之以祖宗庐墓之思，歆之以衣锦故乡之乐”。张弼士竭力帮助清政府形成招徕海外华商的政策，说服清政府相信华商的财富和能力可以报效祖国的经济建设，以图富民强国之路。1901年，清廷实行“新政”，训令各省督抚，延揽南洋华商，回国投资，兴办实业，赐予高官勋爵。张弼士声誉卓著，首当其选。1903年6月14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召见张弼士，赏侍郎、三品京堂候补，俟设立商部后，交商部差遣委用，勉其招徕华商，振兴商务。1904年，张弼士回国述职，被清廷任命为太仆寺正卿并充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随后，奉命率商部官员到南洋考察商务，抵达新加坡时张弼士在同济医院召集各帮商人，劝说他们成立商会，并率先捐献三千元作为筹备经费，获得出席者支持，很快就招募了600多人入会。1906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宣告成立，张弼士被推举为总董。确定以“加强华商的沟通与团结，保护新加坡华侨的利益”为商会的宗旨，将华侨、华商联合起来，增强了华侨和华商的团结，密切了华侨和华商与祖国的联系。在张弼士的积极推动下，20世纪初，中华商会和中华总商会在海外纷纷成立，成为海外华侨社会的领导中枢，负责协调华侨社会矛盾，代表华侨社会对外交涉，保护华侨和华商利益。1910年，清政府邀请海外华商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南洋劝业会，张弼士出任广东出品协会总理。在张弼士“实业兴邦”思想影响下，在其身体力行带动下，清末民初，海外华商纷纷回国投资，兴办实业。兴建了缫丝厂、火柴厂、铁路、电影院、戏院、巴士公司、电灯公司、百货公司、房地产等民族经济实业，促进了中国尤其是广东的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奠定了广东侨乡的发展基础。

　　五、设立公司接待所维护华商利益

　　1903年，张弼士向清廷上书《奏陈振兴商务条议》，指出：“南洋各埠多有华商出洋贸易，熟悉中外情形，尤深明于君国身家相互维系之意，虽侨居海外，心恒不忘故土，其忠爱悃忱，朝廷深为嘉尚，迭经谕令沿海各省，于流寓华商回籍时，设法保护。各埠华商人等，凡有事回华者，均责成省督抚饬，切实保护，即行妥定章程，奏明办理，倘有关津丁役，地方胥吏及乡里莠民藉端讹诈，即予按律严惩，绝不宽待。”1904年，张弼士任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1905年，张弼士向光绪帝上书称：“迭面奉谕旨以华商出洋贸易咸有不忘故土之恩，尤宜切实保护。……惟查实沿海各埠关津复踏往往华商回籍，不无劣蠹役痞棍莠各色人等，藉端讹锁之弊，以致身家财产颠覆堪虞，言之殊堪痛恨。”身为清廷大臣“奉命任事，深感保护无方，且道里窎远，耳目有所不及。”为保护回籍华商利益，张弼士向社会发出布告，在广州市靖海路张弼士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总公司下设立接待所，遴派委员接待，示仰回华众商知悉：嗣后遇有此等情事，准其随时到总公司指名禀控，无论何色人等，一经密查属实，即行奏请地方官按律从严惩办，以儆刁风，而安商贾。除礼拜日不计外，每日上午十点钟至十二点钟，下午二点钟至四点钟，华商均可以来访，无论面诉或缮禀词，悉听其便，不拘礼貌，不尚虚文。张弼士还庄重承诺：“本大臣言出法随，端断不虚设。当择要详告或俟批示，决无延留”。以期达到“其旧有积习与夫胥役需索，种种弊端，犀利剔除，上下联洽，商务日有起色”的目的。张弼士既全力在南洋招徕华商，投资兴业，发展农工路矿产业，更竭力利用他的影响力和清廷赋予的权力，维护华商在国内的合法权益，体现出其拳拳赤子之心和深厚的爱国爱侨之情。-(作者系广东华侨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