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既是中国史也是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彻底胜利，也鼓舞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海外爱国华侨的政治理想，“归国”成为当时海外华社的热潮。然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受住在国政治局势的影响，海外华侨的回归既有最初的主动也有后来的被动。他们反映了一段特殊的国际移民历史，对新中国的发展也有着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党的侨务政策

　　新中国建立初期，百业待兴，人才奇缺。为了更好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并积极动员海外华侨知识分子归国。为此，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成立了直属于文化教育委员会的“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广泛争取海外学子回国参与建设。1951年，中共中央提出当年至少争取1000名留学生回国，同时成立“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1956年，高教部先后颁发文件，明确对海外留学生采取“普遍争取原则”的政策。听闻祖国的呼唤，大批海外高级知识分子响应号召归国。据统计，截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约有2500名海外专家、学者和优秀留学人员归国，有力地壮大了我国高科技领域人才队伍。除了华侨高级知识分子归国，华侨子弟回国升学也成为当时海外普通华侨家庭的风尚。据统计，1949年归国侨生有390人，1950年有1606人，1951年有2211人，1952年有5418人，1953年则激增到8400人。从1950年起，国家先后在北京、广州、厦门、汕头、南宁、昆明、武汉建立了7所归国侨生补习学校。至1960年，从这些归国侨生补习学校考入中等以上学校的侨生就有五万多人，从国内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侨生有五千多人。至改革开放初期，归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华侨知识分子总共有40余万人。

　　党的侨务政策与理论发源于延安时期。由于抗战需要，党提出了建立包括爱国华侨在内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侨”在党的事业中的地位得以凸显。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输出革命”的疑虑，也为了帮助海外侨胞更好地在住在国生存和发展，周恩来总理于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同印尼签署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明确取消了“双重国籍”政策。然而，受当地政治形势和冷战国际环境的影响，一些国家仍然不断发生排华现象。党中央高度重视维护海外华侨的合法权益，指示外交部等部门做好护侨撤侨工作。1960年新中国首次大规模从海外撤侨，并以印尼撤侨安置方案为模版，解决当时东南亚地区排华风暴中受迫害华侨的安置问题。

　　爱国华侨的回归

　　“落叶归根”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海外华侨社会也长期秉持这样的理念。背井离乡出国谋生终究是无奈之举，新中国的成立给诸多海外游子带来了希望，爱国情怀和归国的想法被点燃，大批华侨回国参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例如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国引领中国数学研究，使中国的数学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又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为了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不畏艰难险阻，他的誓言“学成必归，报效祖国”感人至深，鼓舞了许多优秀的海外知识分子投向祖国的怀抱。再如创造“中国速度”奇迹的著名建筑学家黄锡璆在1957年中学时代就归国读书，并立志报效国家。2003年，他主持建设了小汤山医院，这所仅用七天就建成的可容纳千张病床的医院，在抗击非典疫情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20年，79岁的黄锡璆又主持建设了火神山医院，为武汉成功战胜新冠疫情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疫情最严重之时，黄锡璆向党组织递交了请战书：“本人是共产党员，与其他年轻同事相比，家中牵挂少，且具有非典(时期)小汤山实战经验，随时听从组织召唤，随时准备出击参加抗击工程。”黄锡璆作为一名爱国归侨的赤子之心，令人动容。

　　优秀归侨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及其杰出贡献，我们耳熟能详；然而普通归国侨生对祖国的热爱、向往与奉献却鲜为人知。在此特别提及一些笔者接触的印尼归侨知识分子，例如侨史专家梁英明教授，他本是印尼著名华校巴城中学的教师，1955年考入北大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兢兢业业从事东南亚史和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学术成果丰硕，直到耄耋之年仍然笔耕不辍，对学术后辈关爱有加，为我国区域国别和华侨华人历史研究贡献颇多。又如归侨企业家梁俊祥先生，他曾就读于印尼著名华校中华中学，受雅加达左翼进步华文报纸《生活报》的影响，非常向往新中国。1960年，梁俊祥归国就读于厦门集美华侨补习学校，并于1961年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1972年，他移居香港，经过艰苦创业，终于成就一番事业。梁俊祥先生热心公益事业，注重侨史文化思想的传承。他主导成立了香港生活文化基金会，广泛搜集侨居地和侨乡的民间资料，近年来已出版了近百本侨史文献，为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

　　归侨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曾任世界知识出版社主编的老归侨黄书海先生曾说，“我们这一代归侨，最感恩的是新中国和共产党。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提高了海外华侨华人的地位，也改变了许多像我一样的华侨青年的成长道路。上世纪50年代，我的许多同学纷纷回到祖国。新中国就像一块‘大磁铁’，把散落在世界各国的华侨吸引回到祖国的怀抱。”由此可见，归侨的历史与爱国不可分割。即使不少归侨曾在“文革”时期因“海外关系”受到不公正待遇，现在谈起“回归祖国，建设新中国”的那段峥嵘岁月，他们也仍然引以为豪，并且直言：“从未后悔当初的选择！”

　　党对归侨的安置

　　党对爱国归侨知识分子持热烈欢迎的态度，对于海外的难侨贫侨也同样关爱有加。印尼老归侨贝仲敏先生回忆起1960年在侨居地邦戛(PEMANGKAT)惨遭大火灾的情形仍然感慨万千。他说，“虽然已过半个世纪，但那场火灾使8000多侨胞成灾民，随后祖国派接侨船接回近3600位受灾侨胞的往事仍历历在目。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内正遭灾，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但祖国政府毅然派接侨船到印尼接回难侨，并选择广东、广西、福建、云南、海南建立华侨农场安置难侨，从生产、生活上给予特殊照顾，让海外侨胞、归侨深深感受到祖国的温暖。”

　　1960年，国务院指示各级单位“做好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的工作”，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任命廖承志为主任。此后，内务部、教育部和中侨委等相关部委相继出台扶助和安置归侨的政策，广州、汕头、湛江、海口等重要侨乡的港口纷纷设立接待华侨的机构。总体来说，党对归侨的安置遵循“集中安置为主，分散安置为辅”的方针，具体表现为在广东、福建、广西、云南、海南、江西、吉林7个省(自治区)建设国营华侨农场。据统计，国内共有华侨农场84个，华侨农场因此成为了归侨最重要的家园。

　　中国最大的华侨农场之一——海南兴隆华侨农场，由1951年七百多名马来亚难侨归国成立的兴隆华侨集体农庄发展而来，1956年改称国营兴隆华侨农场。兴隆华侨农场大量种植橡胶、椰子、胡椒、咖啡、油棕、可可、榴莲、菠萝蜜等东南亚热带作物，为国家的农业、工业、商业等领域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并因此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其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陈毅、王震等都曾到兴隆华侨农场视察，周恩来总理还曾称赞兴隆咖啡是世界一流的品质。如今兴隆华侨农场经过改制之后成立了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列入了全国重点镇名单。

　　还有一些华侨农场比较有特色，例如广东清远英德华侨农场，这里的茶场种植的英德红茶远近闻名。广东台山的海宴华侨农场资源丰富，安置有印尼、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新加坡、缅甸、柬埔寨、老挝、文莱等国家和地区的归难侨，堪称“小联合国”。广西的武鸣华侨农场建设广西—东盟经济开发区华侨城，让改革红利惠及归侨侨眷。福建的常山华侨农场，归侨们在此创造奇迹，将杂草丛生、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开辟建设成为一座华侨新城，风格各异的别墅小楼和气派壮观的高楼大厦交相辉映，宜居宜业。云南的陆良华侨农场是国家的“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拥有云南省最大的集中连片淡水养殖基地……

　　国家成立华侨农场，集中大量安置归侨，既方便集中管理，也有利于归侨发挥特长，保持鲜明的归侨文化与特色。许多华侨农场因接收了多国归侨，居民的建筑风格、饮食习惯、风俗文化等都带有原住在国外来文化的影子。我们常常可以在各地的华侨农场欣赏到高脚屋、鸳鸯门、多手大佛、归侨家庭博物馆、“印尼村”、东南亚艺术团等异地风情的人文景观。归侨们建设华侨农场，既为自己打造了崭新美好的家园，也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有益贡献。

　　结语

　　新中国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不仅改变了国内人民的命运，也改变了海外华侨和归难侨的命运。党的侨务政策与时俱进，对于归侨的安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党爱护侨，侨心向党。祖国即是家，海外华侨的回归为新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诸多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归侨的历史谱写了爱国的新篇章。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