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华文报章一直被视为当地华人社会的重要文化产业。该产业本身的经营和管理，同时具备了商业与文化两方面的属性。各家华文报章除了在市场上争取读者以谋取商业利益以外，其内在的文化特质也一直备受华社与华文报章读者群的监察与要求。长久以来，在商业考量与文化承担之间的取舍或兼容以及在两者之间维持平衡的努力，加上当地历史、政治与种族等主观或客观因素，使得马来西亚华文报章塑造了其独有的风格与面貌——既有别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以华语文为主流的地方，也与其它行销于海外任何华人地区的华文报在本质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华文报作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体，除了在族群中扮演诸如“人民喉舌”以及“朝野间的桥梁”之类的角色以外，多年来也肩负着捍卫与宏扬华人文化的担子。基于相同的理念与使命，当地华文报章与本土华文教育体系发展了密不可分或甚至可以称之为“相互依赖”的内在合作关系。

　　所谓“内在合作关系”，是指在华文报章与华文教育之间所隐藏的互动与联系。两者在表面上看来，一从商一事文，除了以华人母语作为共同的媒介语以外，似乎再没有更深层的呼应。然而正由于中华语文作为一切华人传统文化的根基，它不仅决定了马来西亚所有华文学校(由华文小学而至华文独立中学)存在的理由和意义，也对当地华文报章的兴衰存亡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在“华文”这一共同点上，多年来华文报人与华文教育工作者之间，发展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对于捍卫及推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当地的发展，发挥积极的影响并产生良好的功效，以至今日的马来西亚比诸邻近的新加坡、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等地享有更高的华语水平。另一方面，在华文报章和华人社团的悉心栽培之下，当地的华语水平更进一步提炼至文学的层次，让马来西亚跃而成为公认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重镇”。

　　华教之路

　　马来西亚华文报业与华文教育的生存，首先以当地的华裔人口为基础。根据1993年及2004年马来西亚统计局的人口调查，10年间全国人口由1904.7万人，增至2358.2万人(增长453.5万人)。其中华裔人口由549.5万人增至607.5万人，增加了58万人(占新增人口的10%左右)。当中大约80%华人接受华文教育或能够掌握华语的应用。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从1819年在槟城建立第一间私塾算起，已有186年历史。当地的华文教育从一开始便以民办教育的姿态出现。而早期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扮演着“中国侨民的教育”的角色，无论学制、媒介、教学方法与教学目标，都直接受到中国教育制度的影响。

　　尽管在英殖民政府时代，华文教育受到政府当局施予各种压制，但是根据1937年马来亚高等教育委员会报告书，当年华校学生共有8.6万余人，约为英校学生的两倍。

　　1941年至1945年日本占领时期，绝大多数华校被迫停课，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所经历的最黑暗的时期。及至日本投降撤军，华人社会奋力复办华校，短期内已颇具规模。以后马来西亚经历紧急状态时期，“柏利斯计划”强制57万华人迁入全国480个华人新村，大多数华校因而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

　　1951年，全国华校教师联合会总会(简称教总)应运而生，本着各族公民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以及接受母语教育是基本人权的信念，为民族语文与教育的生存和发展，展开漫长的斗争。在这项大前提之下，1956年，华教人士发动“火炬运动”，一方面抗议政府当局不将华校列为学童入学登记站，同时也争取华裔公民将子女送到华校就读。这项运动获得广泛而积极的响应，终于使得当局妥协，以《拉萨报告书》承认三种语文源流学校并存，并且各以其母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

　　随着1961年教育法令的颁布，政府开始推行单元化教育政策，华文中学面对改制浪潮的冲击。结果全国有54所华文中学接受改制，剩下的15所华文中学则情愿放弃政府津贴，宣布成为“华文独立中学”(简称独中)。

　　华文中学的改制让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60年代式微，甚至几乎就此一蹶不振。特别是自从1965年，当局取消小学升中学的会考，华文小学的学生可自动升入国民型中学就读，华文独中因而陷入学生短缺的困境。在大学及大专学院法令之下，政府多次驳回董教总创办独立华文大学的申请，政府的单元化语文教育政策已经就绪，华小与独中的生存与发展，惟有依靠华社的决心与团结。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此后经历了许多冲击与打压，致使不少捍卫华教的勇士付出牺牲的代价。华社在全力抗争之外，董教总也积极从事华教的复兴与发展工作。华文独中复兴运动始于70年代初，迅速获得华校董教总、华校校友会及热心华教的华社之广泛支援，结果产生了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并于1973年厘定“独中建议书”，对华文独立中学的使命、办学方针、统一课程及考试、经济与师资问题，以及学生的来源与出路等，作出具体的建议。

　　华文独中经过30年的挣扎求存和复兴阶段，终于再度发展起来。华文中学的学生人数在20余年内倍增至将近6万，不论在学生来源、师资、校舍、设备、课本、考生和学生出路等各方面都有显著的改善与进展。

　　华文报的发展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生存与发展，是当地华人反对同化政策和捍卫民族特征及尊严的成果。在这起点上，马来西亚的华文报人与华教工作者取得了相当的默契与共识。事实上，根据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教育调查报告”指出，当时马来西亚人民的识字率只有78.4%，是东南亚国家中最低的。因此，马来西亚人民的阅报率也相应的低，这是马来西亚报业发展所面对的一大阻力。

　　1992年，马来西亚市场调查公司(SRM)所作的“华文媒体现况调查”显示，当时在马来西亚的华裔成人约有80%能以华文阅读，其中58%每天阅读一份华文报，即大约占华文背景群体的3/4；每天阅读两份华文报的读者则有16%。大致来说，以13年前马来西亚的普及教育尚未完善，人民的识字率偏低的情况而言，马来西亚华人的阅报率比起其它民族要高，而当地的华文日报数目也比其它语文的日报多。

　　目前，马来西亚的华文报读者以西马半岛为主，共有6家华文日报分别为《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光明日报》、《光华日报》和《东方日报》。东马方面，由于砂拉越州的华裔人口比沙巴州多了一倍以上，因此砂州的华文报业也发展得比沙巴蓬勃。在过去90年中，砂州先后出现过64家华文报，但目前能继续发行的报纸，只有3家日报即由《中华日报》和《美里日报》合并的《联合报》和《诗华日报》、《国际时报》。1997年，《星洲日报》在东马两个城市设厂印刷，成为第一家在东马出版发行的西马报纸。沙巴州内，目前仍在发行的日报有7家，均是规模不大，以地方新闻为主的报纸。

　　东西马的华文报章，过去一直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扮演着“亦商亦文”的角色，在捍卫与发扬中华文化的工作上，一直坚持在前线。其中规模较大的几家日报，多年来更一直与当地的华文教育机构维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包括《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两家华文报，皆持续多年举办大型的筹款活动，为华校筹募华教基金。这些持续性的为华文教育筹款活动，由于获得主要华文日报积极的鼓励与支持，因而成效显著，过去许多年为华校筹募了数以亿元计的办学基金。

　　除了直接在经济上给予积极支持以外，马来西亚也有部分华文报章继承过去华社先贤的高度文化良知与民族使命感，常态而持续性地与华教机构联办各项学术性活动，以及赠送报纸给华校学生当辅导教材等等。根据独立的两大国际报业调查机构ABC市场调查公司和尼尔逊公司的报告，2003年7月至2004年6月期间，西马来西亚最大的华文报章《星洲日报》日销量为34万多份，读者人数达百万人左右(这不包括东马的发行和读者数字)，而《南洋商报》也有大约14万份的日销量以及数十万读者。这些华文日报在读者群中发挥广泛的影响力，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鼓舞当地的华人子弟以积极和乐观的心态继续追求与捍卫母语教育。

　　经过华人社会和华文报多年来用心灌溉，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成果显著，当地的华语文水平不断提升，如今已被公认为全球非华语为主流的国家中，华语水平最高的地区。

　　有完善的华文教育为基础，马来西亚华校生以高素质的文学创作，频频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的文学比赛中获得重要奖项，印证了马来西亚华教的素质与努力。在这方面，马来西亚的华文报如《星洲日报》也积极参与，于1991年创办“花踪文学奖”与一系列的花踪文学活动，其中的新秀奖(分小说、散文和诗歌3组)特别鼓舞年轻在校生尝试进行文学创作。过去7届“花踪”(每2年举办一届)奖造就了不少文坛新秀，为马华文坛带来许多惊喜。

　　高纯度的文学作品与创作人才，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多年来在不安的政治现实与狭窄的种族夹缝中，经过长期斗争才在单元化国家教育政策中提炼出来的成果。如今马来西亚已被公认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重镇”，当地的华教机构与华文报章所建立之完善的内在联络机制，包括互为对方发掘与培养学生与读者来源，并且以积极主动的态度进行自我调整与提升。在双方相互影响与相辅相成的努力下，马来西亚华文学校多年来非但屹立不倒，更造育了不少以母语教育为基础的人才。

　　华校是为华文报章培育未来读者群的温床，而华文报章是为华文教育保温的主要中介。这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华文报章之间的“因果”互动关系。由于这一层关系建基于稳固的母语教育和民族文化，加上马来西亚华人普遍注重子女教育的优良传统，马来西亚的华教与华文报才能在满途荆棘中，摘下今日甜美的果实。

　　(作者系马来西亚星洲媒体集团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