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能和大家相聚在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的网上内容建设论坛。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本应互联互通的网络反而加剧了人心的隔阂。人类社会再度走到了十字路口，是对话还是对抗？是封闭还是开放？是互斥还是互助？中华文明包容、开放、和平的独特根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是和平的、而非西方帝国崛起的重演；必然是自主的、而非西方现代化的翻版；必然是与时俱进的、而非古老文明的孤芳自赏。

　　本来，中西方共同面临着卫生健康、生态环保、贫富差距等全球公共议题，完全可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但很多西方政客和战略学者从不读中国历史，绝大多数欧美民众没来过中国，只能听信少数人的歪曲。这些歪曲轻则形成自以为是的文明偏见，重则引发损人害己的战略误判。

　　文明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中国不断学习西方并不意味着变成西方，但不变成西方也不意味着会威胁西方。中西方文明应当走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而不应陷入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对立。外部力量越是制造隔阂，我们越是要充分发挥互联网作用，尽最大可能推动中西文明对话。

　　然而，对沟通中西而言，互联网也是把双刃剑。移动社交媒体并不一定带来真正的理解。算法和大数据制造的“信息茧房”加剧了“沉默的螺旋”，使得人们反而变得更加疏离与割裂。近年西方公众愈演愈烈的反华偏见，正来源于西方超级媒体平台对我们的“算法封锁”。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到，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算法封锁不会改变。

　　但我们要知道，西方公众并不是天生仇恨中国，妖魔化浪潮将在真相大白后产生出大批“马可波罗”。当有一天马可波罗们到来的时候，我们做好沟通中西观念冲突的准备了没有？做好解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的准备了没有？应苦练内功补齐短板，尽快去储备、培育、翻译一系列跨文化优质产品。

　　由于西方缺乏与中国共同的历史文化经验，难以完全理解中国。我们需要将中国故事用“跨文化”的方式“再翻译”一下，一个好方法就是重建文明叙事，进行文明比较。尤其是要敢于并善于正面回答最复杂最尖锐的问题。

　　例如，西方曲解台湾香港问题，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权法理根基就是小共同体通过契约加入大共同体，天然偏好“地方自治”。他们不知道，中国在2000年前就演化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实行的是郡县制与流官制，地方独立没有法理基础。

　　例如，西方曲解我们的民族共同体政策，因为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建构就是族群分治传统。他们不知道，中国2000年前就是多个族群交融的大一统国家，少数民族政权也是主动搞郡县制大一统，从来不想分家。“一个族群一个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合法性。

　　例如，西方曲解我们的宗教政策，因为基督教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母体。他们不理解，中华文明的母体从来不是宗教。儒家奠定了“敬鬼神而远之”的人文理性传统，法家奠定了郡县制的国家形态。历史上任何宗教进入中国，都要服从国家，都要人文化理性化，比如佛教中国化后开出禅宗和理学的历程。

　　经过不断比较解说，西方会有更多知识精英渐渐明白，中西分歧不是“专制与民族”的问题，而是“历史传统”问题。因此，要集中精力讲清楚中华文明，如此就能够进一步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同时，我们也应当将注意力投向广阔的非西方世界，包括亚非拉的古老文明国家。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梦和中国道路有着更强烈的共鸣。非西方世界国家，特别是一部分古老文明国家，几百年来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殖民，都主动或被动接受西方改造，都在初步工业化后不约而同开始去西方化。中国道路为他们带来了希望，即他们也有可能在完成现代化的同时延续自身文明传统。我们要理解“非西方世界”在经济需求之外更深层的文明渴望，与“非西方世界”建立比经贸关系更深层的心灵纽带，才能做好国际人文交流。

　　我们要充分借助互联网的发展势能，让中华文化成为“顶流”IP，让中外文化使者成为超级“网红”，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元叙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国务院侨办将继续推动广大侨胞作为跨文化人群，助力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将继续倡导华裔新生代做中华文明的传播者、中外民心相通的推动者，为推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独特作用。

　　(作者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本文摘自作者2021年11月在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上内容建设论坛上的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