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印度政府将高科技产业作为改革发展的优先领域，并调整了侨务政策的重心，从主要关注中东劳务移民转变为重点吸引海外技术移民回国创业或者与国内合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

　　第一，对海外侨民地位和作用的礼节性认可。在“半计划经济”时代，印度政府对老移民基本上是不予承认和不予关注，促使海外技术移民回国发展的工作也由于政府官员的半心半意和国内经济形势不佳而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只有劳务移民工作做得比较到位。如今，要动员海外印度人参与国内建设，就必须首先承认他们(NRI)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印度人”(Non-required Indians)，而是“不在印度居住的印度人”(non-resident Indians)，正式将其视为本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内经济改革的重要参与者。这种充满情感色彩的礼节性肯定对于凝聚海外印度移民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心理作用，充分证明母国对其存在和身份的一种官方确认。为此，2003年1月9日，第一届海外印度人节(Pravasi Bharativa Divas)庆祝大会举行，前总理瓦杰帕伊充分肯定了海外印度人的历史贡献，希望海外侨民参与到印度经济改革中来，从而标志着印度侨务政策的历史性调整。

　　第二，侨务工作的机构设置问题。海外印度人多达2500万，是仅次于海外英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第三大移民群体，侨务工作经常牵涉到多个部门，而相关部门间的相互推诿、行政效率低下则是印度政府长期以来屡遭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吸引海外侨民、尤其是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参加国内经济建设方面，无论是人民党政府，还是国大党政府，都一向高度关注，并致力于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国大党于2004年重新执政之后，将原来的“印度侨民事务部”(Ministry of Non-Resident Indian Affairs)改为“海外印度人事务部”(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权限也随之扩大，不仅负责印度侨民的事务，而且还负责印裔的事务，尤其是直接单独负责海外移民的回流事务，从而标志着印度侨务机构的全面整合，确保侨务工作的相对集中开展。

　　第三，为海外侨民回国创业和就业提供各种便利。对于回国创业的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印度政府在购房、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但更多地集中在对创业条件和环境的营造方面，尤其是对侨民在国内投资的所得税、贷款额度、风险投资基金的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供便利，改变传统的对外资过于警惕和排斥的态度，努力吸引侨民回国投资兴业。为了便于对侨民提供财产保护和身份确认，印度政府先后推出了“印度裔卡”(PIO)计划和“印度海外公民权”(OCI)计划，给予回国投资创业的海外成功人士以比美国绿卡更优惠的待遇。

　　如今，我国物质资本短缺的时代已经基本过去，在动员海外华侨华人为祖(籍)国作贡献的过程中，侨务工作的重心将逐步从招商引资转向招商引资与人才引进并重，即从主要寻求资金支持转向同时寻求资金与智力支持，以此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高科技的快速发展，推进国内产业与国际产业的全面接轨。因此，印度在整合侨务资源、吸引海外移民、尤其是技术移民回国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值得思考和借鉴。

　　1、顺应中国对外交往全面扩大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逐步调整侨务政策的重心。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高科技的快速发展，提升我国商品的科技含量和服务品质，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历史性跨越，是我国侨务工作面临的主要课题。不论中印经济改革的起点和优先领域存在多大差异，高科技产业在印度经济改革中的地位显然高于中国，针对海外侨民中高层次人才的制度设计一直处于特殊重要的位置。我国的侨务工作需要更长远地致力于全球华裔人才在文化、心理层面上的认同与凝聚，逐步从国内经济改革需要基础上的侨务政策转向全球性大国地位形成进程中的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相应运作机制的构建，转向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与侨民自身利益(尤其经济利益)在市场运营基础上的有机结合。

　　2、充分估计海外侨民身份认同中的政治风险问题，坚决维护单一国籍政策。1955年，中印两国不约而同地宣布了单一国籍政策并在宪法中予以了确认。当时，海外华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属于典型的“老移民”，因此，这一政策的宣布与落实能缓解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顾忌，并促使这些老移民在当地安居乐业。与印度一样，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新移民队伍日趋庞大，而且这些新移民主要是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海外人才。他们在知识、技术、信息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在西方获得长期居住许可，回国的成本及潜在风险或顾虑显而易见。维系这一庞大的海外侨民队伍与中国之间的利益兼顾是我国构建创新型国家、进入世界先进科技行列的必需之举。印度政府率先放弃“单一国籍”政策，授予海外侨民中的高层次人才和投资商等以所谓的“双重国籍”，这似乎成为了中国国内单一国籍政策已经过时的依据。其实不然。首先，印度的“双重国籍”充其量只是“一个半国籍”，不仅申请资格仅限于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成功人士(既不针对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印度裔族群庞大的国家，也不针对孟加拉、巴基斯坦等穆斯林大国)，从而规避了周边国家的疑虑；其次，对获得“双重国籍”的海外印度人的择业等进行了严格限制，规定不能参军、不能参与选举、不能担任某些法定职务，归根到底，只能享有少数的政治权利；再者，从实际效果来看，也没有出现海外印度人回涌的局面，真正申请并获得“双重国籍”的人数不多。因此，印度的“双重国籍”更多的是一种姿态，甚至是对以往长期无视、甚至排斥海外侨民的一种象征性补偿，即使获得“双重国籍”的海外移民，实际获得的权益也未必多于绿卡等其它居留权所赋予的权益。

　　3、侨务工作的方式方法需要进一步柔性化、长期化。随着海外华人回国创业和就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他们更关注国内制度安排的规范程度和弹性等，并且需要更多地建立在双向利益需求的基础之上，劳动力成本低廉甚至已经不是海外移民、尤其海外技术移民回国创业所需考虑的主要因素，因为高科技产业的薪酬水准与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不能混为一谈。同时，正如印度一样，由于高科技产业对物质资本的需求大大小于制造业，因此，通过政府主导的各种优惠性投资政策对技术移民的吸引力远远小于对制造业投资移民的吸引力。换言之，如果说政策优惠是制造业投资移民的普遍偏好，那么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游戏规则的公正性、本土性人才队伍的质量与产业结构的关联度等往往是技术移民和服务业投资移民关注的重点。具体而言，需要重点在人力资本参与股权分配、高科技产业的风险投资、“禁业避止”等商业机密维护和诚信体系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加快立法进程，建立健全市场竞争的制度环境，使海外华人回国后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特长和创造力，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的和平发展离不开全球华侨华人的支持，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接轨首先表现为母国与全球华侨华人的经济融合，因此，中国的侨务政策需要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海外华侨华人的需要两个角度出发，构建中长期的侨务战略，实现侨务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