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浙南跨国移民活动的变迁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中国海外移民的数量骤然增加，浙南地区凭借早期形成的跨国移民网络，其移民潮更是达到了空前规模。当代浙南跨国移民活动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

　　(一)改革开放前的移民形势(1949-1978年)

　　20世纪50、60年代，在冷战的国际大环境下，出于国内形势的需要，中国政府在公民出入境管理上实施了极其严格的规定，这一时期中国海外移民人数少、规模小。尽管如此，浙南人移民海外的活动却没有停止过。二战之后，随着欧洲的复兴，旅欧华侨的事业也进入了发展时期，一些老华侨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急需国内亲人赴欧协助发展或继承产业，他们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可能促成至亲出国移民。荷兰的青田、温州华侨在新中国成立后多表示拥戴社会主义祖国。他们在返乡时以“爱国华侨”的身份获取家乡政府对其身份的认同，进而提出“父子团聚”、“事业发展需要帮手以便日后更好支持家乡建设”等合情合理的要求，从而使家乡有关部门对其网开一面。

　　在出国审批制度严格的时代，侨乡出国却曾一度比其它地区更为艰难。以青田县为例，1954年全县仅3人提出出国申请，全部未能获准;1955年有7人提出出国申请，仅批准3人。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已经移居青田县以外的、包括归侨在内的青田人在申请出国方面，当地审批却表现出明显的宽松。余杭县(现杭州余杭区)闲林镇归侨农场系由旅欧青田归侨兴建。1956年，该农场归侨中申请再出国者，竟能全数获准，得以重返意大利。但就移民过程而言，总体上是较多周折，通常需要一年半载，有的还要再转道第三地或第三国。仍以青田为例，从1950年至1959年全县申请者获准出国的仅152人，1960年至1965年，全县正式批准出国的为124人，1966年至1976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10年间，获准出国的仅有91人。在另一侨乡文成县，在建国之后的20年间，正式经由县公安局办理出国手续的仅有130人。

　　浙江省取得护照往国外移居的人数

　　年 度

　　出国到外国的人

　　1978

　　956人

　　1979

　　2044人

　　1980

　　2551人

　　1981

　　1871人

　　1982

　　1839人

　　1983

　　3019人

　　1984

　　3609人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凭借灵活的头脑、顽强的韧性，打移民“擦边球”，走“曲线移民”的路子，浙南人悄无声息地移民国外。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放宽出境限制，而西欧移民政策摇摆不定时，浙南人更是把这一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二)改革开放早期的移民潮(1978-1985)

　　浙南地区是二战前西欧华侨的主要原居地。随着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西欧的老华侨纷纷以“家庭团聚”为由，向所在国政府申请自己在中国家乡的亲人移民入境。大约从70年代中期起，青田、温州等侨乡申请并获准出国的人数开始明显上升。1978年文成县批准101人出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该地区年度出国人数首次突破百人关。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全面放宽和改进华侨、侨眷出境审批，浙江省出国人数逐年递增。据1980年浙江省的侨情普查显示，浙南地区的温州、青田、瑞安、永嘉、文成5市县占了旅居欧洲的浙江籍移民的83%。

　　(三)出入境管理法颁布后的移民潮发展(1986-1993)

　　1985年11月，中国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申请出国是中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标志着中国的移民程序操作开始同国际接轨。自该法律正式付诸实施之后，浙南人移民海外的规模迅速扩大，形成了新一轮规模空前的出国高潮，浙江省也跃居成为全国的华侨大省。

　　以文城县为例，从1985年至1989年，全县共办理出国护照5655本，实际出国人数3150人，加上1990年出国数1946人，6年时间持正式批准手续出国华侨达5096人，约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移居海外总数的二分之一。在著名侨乡文城县玉壶镇，几乎每天都有在车站欢送亲人踏上出国之路的场面。1987年4月份，北京的某几家旅馆及飞往西欧的某几个航班，竟几乎全被文成人“占领”。玉壶镇有华侨9119人，占全县华侨总数58.5%。其中华侨最多的村为玉壶镇中村，华侨1240人，占在村总人口的95%。

　　(四)移民管理体系健全化时期(1994年至今)

　　1993年6月发生了“金色冒险号”中国非法移民抢滩登陆美国海岸的严重事件。1994年3月5日，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9号主席令《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正如李明欢教授之见，1994年为20世纪后期中国大陆移民潮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大陆新移民潮开始从失序状态向有序状态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浙南地区偷渡现象一度严重泛滥。当地政府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加强了对当地群众的教育、监控与管理，教育引导符合出国条件的乡民走合法移民的道路，并为其提供申请办证方面的方便，浙南跨国移民潮在逐步规范化中延续。据1998年文城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对旅外人员情况的调查，全县旅外华侨华人数已达58076人，相当于全县总人口37万人的15.7%，较之《文城县志》所载1990年底旅外华侨华人数15600人净增42476人。特别是1997年，出境4676人，1998年出境5219人，是有史以来所属县民向海外移居最多的年份。其中，出国移民潮中青年人占了很大的比例。据笔者2007年8月和9月期间先后在青田县方山乡和文城县玉壶镇等地的实地走访调查发现，在这些地区从事体力劳动的年轻人大多都是来自偏远山区的打工者，当地的人口结构基本上是以老人、小孩为主。另据从青田中学获得的数据来看，自1949年至1999年上半年，青田中学约有6000名毕业生出国，约占同期毕业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出国高峰主要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

　　二、当代浙南新移民潮成因

　　(一)国内政策的放宽

　　改革开放以来浙南新移民潮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这与国家在改革开放后，放宽对公民出入境的限制，出台了一系列利民便民的政策直接相关。197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放宽和改进华侨、侨眷出境审批的意见》，规定凡申请理由正当，前往国家允许入境的出境申请，均可予以批准。鉴于归侨和侨眷申请出国者增多，1982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家人事局、国家劳动总局、财政部、公安部又联合签发了《关于归侨、侨眷出境探亲待遇问题的通知》，通知给予归侨、侨眷出境探亲以特殊照顾，其中明文规定:“只要对方不限制入境，我方应尽快审批。”这一文件为归侨、侨眷申请出国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特别是1985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的颁布及随后有关细则的制订，简化了出国手续，为中国公民出国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极大地方便了中国公民的移民活动。据统计，1979-1995年底浙江省公安机关批准公民因私出国22万余人，而浙南地区占1/2强。中国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变化表明，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纠正了对“文革”时期华侨及“海外关系”的种种错误做法。一系列服务归侨、侨眷的政策出台后，更是大大调动了广大归侨、侨眷的积极性，带动了侨乡经济的发展。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改善了农村人民的生活和经济水平，增强了浙南人民追求幸福的进取心，也为筹集出国费用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可以认为，当代浙南新移民潮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产物。

　　(二)移入国的政策的变化

　　西欧国家在二战后曾面临劳动力无法满足复兴重建需要的局面，故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招募外国劳工。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许多国家也一度放宽了对中国公民的入境限制。

　　虽然外籍劳工为战后欧洲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西欧社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外籍劳工移民实行限制政策，主张外籍劳工在结束工作后回国定居。1973年后大多数西欧国家相继停止了招募外籍劳工的政策。进入80、90年代后，一些西欧主要国家制定的移民政策坚持三大基本原则:一是以民族主义为主导，希望在欧共体成员国内部进行劳动力调节，不再从非欧洲国家引入劳动力;二是以人道主义为原则，对“家庭团聚”、“政治难民”入境网开一面;三是对“本国无法提供的特殊人才”，给予发放有限的入境签证。但是，西欧国家中仍然存在对低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大量需求，为非法移民营造了特殊空间。在许多西欧国家，雇主雇用一名合法工人的费用等于雇用1.5-2名非法移民劳工。雇主为降低劳动成本而雇用非法移民的现象长期延续。

　　西欧国家有关当局为制止非法移民，一旦发现非法移民将遣送回国，雇主也将被课以重罚。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却又在一定范围内，对业已入境的非法移民实行有选择、有限度的“大赦”，给非法移民合法化机会。80、90年代西欧对非法移民曾经实施大赦政策的国家有: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西欧国家的这种“大赦”机会，使非法移民产生了某种心理期待，并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继续涌入的诱因。许多浙南人在通过家庭团聚的正规途径移民欧洲的同时，也有相当数量是通过非法入境移民欧洲，等待“大赦”的机遇，由此获取当地合法身份。

　　(三)侨乡移民文化

　　“侨乡移民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一定区域内的社会群体成员普遍接受并内化的文化模式。文化具有传递性，侨乡移民文化表现的更为明显，既有相邻地域的横向传递，更有特定地域内代代相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浙南人谋求经济改善、发家致富的心理越来越迫切，先期移居海外的浙南人从国外汇来大批的侨汇，使家人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返乡移民纷纷以盖楼房、修祖坟的形式来证明他们在海外的成功。这些都令侨乡人向往，形成了“改变现状，一定要出国”、“一人出国，全家光荣”的社会观念。

　　侨乡的社会氛围推动了跨国移民的不断延续，浙南人“重情份、爱面子”，移民海外历来是靠“亲带亲、邻带邻”，老华侨为国内的亲朋好友提供必要的帮助，同乡之间相互资助都是理所当然、受尊重的行为。“1987年后形成番邦热，乡人千方百计筹资出国。后金村吴柏权、裘山村季友菊尽心尽力为亲朋好友办理出国手续”，在《方山乡志》中特别记录此事，褒奖之意显而易见。可见，“移民文化”依然是浙南侨乡的主流文化，一代代的侨乡人正是在这种移民传统中理所当然地追随着前辈们移民的足迹。

　　(四)长期形成的跨国移民网络

　　浙南地区的新移民潮中迁移者大都是与移入国人口有某些联系的人，在国外谋生也多是投亲靠友、同乡介绍。跨国移民与移居国已有移民的联系构成了一个不断延伸的跨国移民网络，中国人的亲缘关系与宗亲观念是维系网络的纽带，社会网络在提供移民信息、就业机会、创业商机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已有网络会促成新网络的产生，而迁移本身也不断促进社会网络的延伸，这是动态变化的过程。移民网络构成了一种社会资本，降低了迁移、谋生的成本，减少风险。

　　每一个已经出国的乡人都可能是新移民链的起点，由此如滚雪球般带出一批后续的移民。以《郑氏家族侨谱》为例，从1936年第一代移民开始，经历几代60年漫长的艰苦奋斗，家族出国人数如今已达153人。在浙南侨乡，一人早期先行出国，继之带走“九族”中的人，这样若干代之后在海外形成数十至数百人的大家庭，在浙南地区移居海外的家庭集团少说也有上千个，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德国、奥地利、比利时等国大中城市集居或散居着，甚至有300-400人的特大家族。侨乡人拥有现成的跨国移民网络，如果想出国谋生，必然会找到同乡或同宗族在海外已立足的兄弟帮忙，而后者也认为有义务为对方提供从移居到如何谋生的支持。由于“侨眷”在获得出国护照及取得入境签证上都占有优势，因此，在侨乡就出现了有亲靠亲、无亲找亲之风。于是，人们通过传统的子女联姻、儿女过继建立起人为的亲缘纽带，侨乡的跨国移民网络由此更新和扩张，进一步吸引更多的新移民，显然这也是新移民潮产生并且持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浙南侨乡新移民潮的发展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人类社会进入了“国际移民时代”。就宏观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移民潮是中国经济走向开放与发展的必然现象，是中国劳动力资源融入世界劳动力大市场需求的必然趋势。浙南新移民潮在“国际移民时代”得以继续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其发展趋势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浙南新移民潮持续发展，出现了分布广泛又相对集中的特点。据统计，浙南新移民占浙江全省新移民总量的90%，其中尤以来自温州地区和丽水地区的青田县的新移民占绝大多数。据浙江省侨办统计，截至2005年底浙江全省海外(包括港澳)移民总数达到140多万人，分布于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40个国家，109484人;欧洲39个国家，477624人;美洲25个国家，229709人;非洲37个国家，7176人;大洋洲5个国家，14366人;港澳地区284002人)。从中可以看出，浙江省新移民前往欧洲的人数最多，体现出了浙江移民潮的发展趋势有着分布广泛又相对集中的特点。

　　其次，浙南跨国移民潮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由“谋生存”向“求发展”转变的过程。以温州市丽岙镇为例，该乡镇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并不存在为求生存而出走海外的动因。但是，丽岙镇人口中却有一半以上移民海外，一方面是因为丽岙人普遍都认为“出国好挣钱、多挣钱”，另一方面是乡民们恪守“老乡帮老乡”、付出不问回报、讲信用等人际交往的信条。丽岙乡民可以凭借移民网络，在出国费用、出国去向、海外安置工作等方面更容易得到境外同乡的支持和帮助，出国是为了更快地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

　　再次，随着各国边境管制的加强、移民政策和法规的日臻完善，80年代盛行一时的非法移民现象正逐渐降温，现在的新移民是以劳工输出和家庭团聚等合法出国途径为主。当然，只要存在移民动机，非法移民行为就不可避免，但是非法移民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

　　最后，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浙南跨国移民潮仍持续发展，并呈现出网络化发展的特点。以谋求发展、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奋斗目标的新移民，已经不再是墨守成规仅在移入国一地求发展，而是在多个目标国之间来往，寻求商机。随着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的浙南跨国移民越来越多地定期来往于家乡与移入国，在国外创业积累一定的资金实力后，再回到充满商机的国内寻求新的投资机会，跨国移民的流动性在不断的增强。浙南移民的跨国网络促进了人口、信息、资金的跨国流动，促进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经济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同时也促进了浙南跨国移民活动更具活力，绵延不断。

　　当代浙南跨国移民潮发展所呈现出的数量、质量和影响力等全方位提升趋势，既是一代代浙南移民积极进取的结果，也体现了在祖国繁荣发展的基础上，中国新移民正在以更为远大的目标为追求，以新的面貌和姿态走向世界。(作者单位：国侨办秘行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