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侨务公共外交特点与优势

　　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理论起源于美国，最早出现于1965年，由美国塔夫兹大学(Tufts University)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德古力恩(Edmund Gullion)首次提出。此后，不同国家均有学者对此领域进行研究，对于公共外交的定义有不同的理解。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汉斯塔奇，他认为“公共外交的重点是减少国家间的误解与猜疑，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以适应国家外交战略需要”。约瑟夫·奈曾强调，“公共外交的价值无可取代，它不仅有获取特定时限目标的潜力，而且是一国长期战略目标必不可少的部分”。我国学者唐小松认为，“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通过对外信息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等方式，对他国公民进行的说明和说服，旨在创造有利于本国的国际环境，进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侨务公共外交是最近几年侨务系统根据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和侨情，围绕维护国家根本利益推出的新的理论与工作理念。根据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所言，“从各个角度向外国公众表达中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提升本国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中国的感想”。其后，侨务系统对公共外交达成的共识在于，“通过侨务渠道开展公共外交，通过华侨华人(华裔)的媒介作用，对外国政府与公众施加影响，以树立国家的良好形象，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营造有利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国际环境，实现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相对于传统外交，我国侨务公共外交有如下优势：一是人数众多。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在海外拥有5000万侨胞，他们身居海外，根系中华，既了解所在国人文地理，又深谙中国文化，是天然的中外文化传播与交流者。二是具有“民间性”。传统外交中的政府成分过重，不易被相关国家民众接受，而广大海外侨胞是他们的社会成员，语言相通，身份已被“认同”，其传递的信息具有真实性与可信性。三是具有“灵活性”。较之传统外交为政治服务的“刚性”，侨务公共外交具有灵活性，即在政治、经济、文化与大众生活等多方面、多领域均可开展，既可以针对有关国家“政治精英”开展工作，也可以围绕该国 “草根阶层”开展活动。

　　二、以色列与印度开展侨务公共外交的特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来看看以色列和印度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有何“高招”。

　　(一)以色列对美侨务公共外交的特点。

　　根据美国2012年人口普查，美国犹太人约600多万人，在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影响巨大，这也成就以色列侨务公共外交今日的辉煌—有力影响了国会、政府、智库、传媒和高校，甚至是“草根阶层”。

　　美国犹太人领袖常和以色列侨务官员会面。他们反对批评以色列，反对向以施压。以色列的支持者还经常提到美国应当支持以色列的4点道德理由：(1)以色列弱小，强邻环伺；(2)以色列是个民主国家；(3)犹太人过去遭受迫害，应得到特别待遇；(4)以色列的行为比其对手要更有道德。

　　美国犹太人组织AIPAC是最大、最著名的一个游说集团。根据2005年《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对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的调查，它在美国所有院外游说集团中排第二位。该集团会奖励支持它的议员和候选人，惩罚反对它的人。金钱在美国选举中至关重要，AIPAC的朋友获得强大的资金支持，而对反对以色列的议员，AIPAC会将捐款投到其竞选对手身上。AIPAC还组织向政治家写信，并鼓励报纸编辑为亲以的候选人造势。例如1984年，在AIPAC的影响下，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查尔斯·配西(Charles Percy)竞选失败，因为他对AIPAC关注的东西“不感兴趣，甚至反对”。时任AIPAC主任的托马斯·戴恩(Thomas Dine)解释说，“美国的所有犹太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都聚集起来反对配西—美国政治家对此很清楚。”美国犹太人占人口总数不到3%，但却给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大量捐助。《华盛顿邮报》曾估计，民主党候选人“60%的资金都依赖犹太支持者提供”。犹太选民投票率高，在加州、佛罗里达、伊利诺伊、纽约和宾州等关键州比较集中，所以总统候选人都很注意不要得罪犹太选民。

　　亲以人士还经常在行政部门占据高位。克林顿政府负责中东政策的高官马丁·英蒂克(Martin Indyk)就曾任AIPAC研究部副主任， 2000年7月的戴维营会谈中，马丁虽然支持奥斯陆协议和巴勒斯坦建国，但只是在以色列政府接受的范围内。所以巴勒斯坦的谈判官说，他们“在和两个以色列代表团谈判，一个挂以色列旗，一个挂美国旗。”

　　亲以力量主导了美国智库，而智库不仅影响舆论，甚至影响决策。犹太人游说集团在1985年成立了自己的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WINEP)。虽然该所淡化和以色列的关系，声称提供“平衡而现实”的角度，但事实显而易见不是这样。并且过去25年里，亲以力量主导了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布鲁金斯学会、安全政策中心、外交政策研究会、传统基金会、哈德逊研究所、外交政策分析学会、国家安全事务犹太学会(JINSA)等等，在美国对以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印度对美侨务公共外交的特点。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2013年调查，印度侨民和印度裔美国人的总数达400万人，其中印裔移民210万。印度侨务公共外交特点：一是着力培养具有个人魅力的“灵魂人物”，如萨尔达尔·扎基特·辛格(Sardar Jagit Singh)，既有深厚的印度文教基础，又对美国和美利坚民族特性有深邃见解，且在美国政界、商界广有人脉。其优势在于能够提出美国政府和民众所接收的利益共识。二是利用政治与经济的对接来推动美国高官与相关利益集团联手为促进美印合作服务。例如，2002年，美国28家钢铁企业联合起来发起所谓“超级201法案”，力图阻止外国钢铁企业于2008年前向美国出口钢材。印度最大的5家钢铁企业除了联手美国斯特普托和约翰逊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游说美国政府外，还联合了在美印裔组织向美国商务部、国务院和国会进行对话，最终获得成功。2003年，印度向美国的钢产品出口较之2001年增长了三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则被美国多征收30%的钢铁出口税。三是注意学习以色列的做法，雇佣美国国内的公共关系公司和律师事务所，这些集团懂得按照美国政治游戏规则来为印度实现利益最大化。

　　印度鼓励在美侨民团体以各种酒会形式主动邀请国会议员，向他们提供旅游的机会，并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与对话长期联系国会议员助理。他们向美国智库、媒体和其他组织提供数据来提升印度的国家形象。他们设计并包装美国版“印度人情味故事”，吸引了美国老百姓与高官的同情与认同。印度驻美外交官鼓励并推动印裔多参与政治，并使用自己的投票权来影响美国政治家。

　　三、新时期开展侨务公共外交的几点思考

　　新时期、新形势下开展侨务公共外交工作意义重大。借鉴以色列和印度在美国开展侨务公共外交的做法，笔者认为在继续做好原有品牌活动的同时，新时期开展侨务公共外交可关注如下几方面工作：

　　1.加强侨务公共外交理论的研究与创新。目前我国侨务公共外交仍处于起步阶段，不少问题仅靠个案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观察以色列与印度公共外交，均可以发现有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框架的支撑。如何依靠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力量，寻找到适合中国的侨务公共外交道路，既需要实践，更需要上升到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例如：以色列之所以在美国取得侨务公共外交的巨大成就，运用宗教与道德因素打造 “身份认同”—即美利坚民族与犹太民族一样均是“上帝的选民”，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加强侨务干部队伍水平的建设与发展。对美国历史与民族特征的准确把握与精准流利的英语使得以色列与印度开展侨务公共外交游刃有余。这启发我们侨务干部不仅应该熟知海外侨胞住在国的侨团发展史，更应该熟知该国的历史、文化与政治运作模式。一是加强各类侨务公共外交业务培训与学习交流，力争从事侨务公共外交工作的干部能够熟练掌握1-2门外语。二是指导地方侨务部门开展侨务公共外交。目前，从国家层面如何开展侨务公共外交的思路已经日趋成熟。各级地方侨务部门如何做好侨务公共外交仍是一个较新课题。广东、上海等地虽然出现了地方侨务部门开展侨务公共外交的端倪，但仍在摸索中。如何搭好框架，既有利于推广经验又有利于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工作，形成中央地方涉侨部门开展侨务公共外交一盘棋，亟待解决。

　　3.创新性地涵养对我友好的海外力量。一是在有关国家建立华侨华人服务中心，关注他们的工作，关心他们的生活，引导他们为当地人民服务，在住在国传播中华正能量。二是深化与广大华裔及其社团的联络。长期以来，我们的工作主要针对华侨，与海外华裔虽有联络，但还不够深入。海外华裔精通当地语言，熟知所在国社会、经济与政治模式，对祖籍国也很热爱，做好他们的工作，有助于我们搭建价值“共识”渠道。三是充分利用各类网络平台，依靠广大华侨华人，通过所在国语言传播形式，构建各类视频节目、交流对话节目、互助性与公益性活动，积极发挥中华神奇的医药、美食、功夫等文化正能量，潜移默化地引导普通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与好感。四是通过海外侨胞主动邀请海外著名智库、媒体与高校知名学者和知名节目主持人等来中国参加各类非官方学术与交流活动，使他们感知在中国、感动在中国，今后能够向他们所服务的政府和受众真实展现中国声音与形象。

　　不可否认，相对于以色列和印度，我国开展侨务公共外交是起步较晚的。他们的不少做法值得我们研究与学习。侨务公共外交任重道远，但前景光明，开展的好，就一定能与传统外交相得益彰，为实现“中国梦”创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

　　(作者系南京市侨办国外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