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洲中国海外移民状况

　　与在其他地区的中国海外移民比较，非洲中国海外移民在绝对数方面并不是很多，也不准确 。《华侨华人蓝皮书(2011)》的调研数据是25万 ，西方媒体报道则多用50万。这种差异主要归因于非洲当地国家在移民监管与统计方面的不足。同时，常见的华人社团如商会是非常松散的组织，对会员的流动并无约束 。许多华商干脆不入商会，不在使领馆登记，人员流动性大。

　　非洲国家中国海外移民数量占所在国人口比例普遍极低。即使以乐观估计的100万为基数计算，也只有留尼汪岛、毛里求斯、纳米比亚三个国家的中国海外移民人口占所在国人口比例超过了1%，分别为3.94%、3.3%和2.07%。南非、博茨瓦纳、马达加斯加、莱索托和加蓬五个国家的中国海外移民人口占所在国人口比例分别为0.93%、0.63%、0.35%、0.269% 和0.152%，其他非洲国家的比例均不及0.1%。

　　南非是非洲中国海外移民最多的国家 。2010年南非有华侨华人30万，福建、广东、台湾省籍人分别占35%、20%、20%。近年来，南非平均每年增加中国大陆新移民约1万人，新移民占南非中国海外移民总数的80%，总数已经超过20万人。他们大都集中居住在商业中心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开普敦、布隆方丹、德班、伊丽莎白港等地，其中又以商业中心约翰内斯堡最多。目前，中国大陆新移民在南非主要以经商为主，从事饮食、商贸、电子、建筑、渔业等行业。他们中不少人从事进出口贸易，或者旅游业，也有人开诊所、办工厂，但规模一般较小。相比而言，来自台湾、香港的新移民主要是投资和技术移民，其经济活动超出了原来华侨华人经济的范围，以经营纺织、电子、电脑、电器等行业为主 。

　　马达加斯加的华侨华人移民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大多数的老华侨是在抗日战争和二次大战时从广东顺德、南海来谋生的。据非官方统计，马达加斯加现有纯粹的中国海外移民5万人(包括老侨和新侨)，混血华裔30万人，两者相加已占马达加斯加1，700万总人口数的2%。其中，混血华裔占华人血统的85.7%，已成为马达加斯加华侨华人社会的主体 。

　　毛里求斯第一批中国人是1654年从广东省梅县乘坐荷兰船只逃难来的客家人。2010年毛里求斯有3万华人，约占全国人口的3% 。毛里求斯唯一的机场由中国援建，现在正由中国援建第二座机场。近几年，已经有17家中国公司进入毛里求斯，包括3家央企、4家地方国企，从事基础设施建设或贸易进出口。

　　2012年安哥拉的中国员工已经有10万人，仅中信建设公司就有1.2万名，以中国国有和私营企业的劳务和技术人员为主，还有一些个体经营者，主要从事工程承包、劳务或商品批发等工作。

　　最早一批莱索托华人20世纪60年代末期来自中国台湾。大陆移民同台湾时间一致，他们作为纺织工厂的管理人员来到莱索托 ，近期的大陆移民绝大多数来自福建省。总体华侨华人数量大概在2万左右 。

　　目前活跃在苏丹全境的中资企业至少有140家，人员近2万人，涉及领域包括电力、通信、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

　　应该说，中国劳务人员早已成为非洲发展的一部分 ，来非洲的中国海外移民大多是通过援建项目首次亲身接触非洲，在选择留下来后，就开始携家带口，把家人带来一起发展，孤胆闯非洲的还在少数 。

　　二、非洲中国海外移民的融入

　　(一)取得非洲国家永久居留身份和加入所在国国籍的不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对非洲投资、双边贸易的大幅增长以及全方位中非合作政策的实施，大批大陆居民以务工、经商和投资等方式移居非洲，中国人移民非洲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期。但由于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移民法制发展程度不高，中国人愿意而且能够取得非洲国家永久居留身份和加入所在国国籍的并不太多 。近10年间涌入的大批打工者和小老板，他们大都开餐馆、宾馆、商店、建筑公司、贸易公司、旅行社、诊所等，目的也很一致，就是为了回国更好的生活。

　　同时，一些新近取得非洲国家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大陆居民并不打算在非洲国家永久居留，而是要以非洲国家为跳板转向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或者送下一代去发达国家/地区留学 。香港入境处数字显示，截至2012年2月底，6,639名冈比亚华侨透过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CIES)取得香港居留权，比2007年年底时增加了15倍；2,057名几内亚比绍华侨也通过该计划取得香港居留权，比5年前增加48倍。两者合计占取得香港居留权中国籍人士的约75%。

　　(二)经济资源。

　　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华侨华人经济资源非常有限，经济实力很弱。只有个别非洲国家华侨华人经济实力较强。华侨华人学者庄国土指出：非洲个体华商的基本特征表现为行业高度集中，资金高度分散。他们主要集中在资本和技术程度低、竞争力弱、经济效益差的零售业及餐饮业上。仅在南非一国，华侨华人中就有10万至20万的个体华商从事批发零售业。非洲个体华商第二个特征是依托国内产业集群优势，在当地形成庞大的营销网络，带动中国轻工业产品向非洲出口 。非洲学者李安山谈到：“以前华侨华人经商者多以松散的店铺经营为主，但现在已朝集零售批发为一体的商贸城方向发展”。

　　(三)参政议政。

　　虽然华人人数很少，但仍有少数政治精英通过竞选或任命担任政府或议会职务。然而，没有形成规模，主要是因为人数规模相比起其他地区的华人来说要小很多，大多数人来非洲只是为了做生意，对于参政兴趣不大，语言和文化障碍也阻碍着他们参政。

　　目前在非洲政坛活跃着个别华人政治精英，尤其以南非为典型。上世纪80年代华人霍成坚担任南非总统咨政委员。1996年黄土豪当选为夸祖鲁纳塔尔省新堡市副市长。在2004年南非国会选举时，非洲人国会大会的黄土豪、印卡塔自由党的张希嘉成为南非首批华人国会议员，改写了该国议会没有华人身影的历史 。2006年，孙耀亨成为约翰内斯堡市首位华人议员。其他非洲国家也有华人政治家的身影。如塞舌尔的第一任总统詹姆斯•曼卡姆(祖籍顺德)；原警察总监安东尼•加米尔(祖籍顺德)；原工程部副部长李华荣都是华人。加蓬前任外交国务部长让•平，父亲系浙江瓯海人。在法国海外省留尼汪，曾宪建是法国第一位海外华人议员。圣但市前副市长李传毫也是华人。尼日利亚华人朱南扬被政府授予“伊凯贾工业区酋长”职位，参与政府决策。毛里求斯路易港前市长李国华、前文化艺术娱乐部长曾繁兴、前检察总长陈念汀、前任毛国驻法国大使陈凯、已故地方行政部长朱梅麟，均为华人。

　　非洲当地的华侨华人商会、协会和联合会社区机构为华人参政提供了历练和团结的机会和舞台。华人重视亲缘、地缘、业缘、物缘和信缘，形成了五缘文化。有了亲缘关系就有了宗亲会、校友会；有了地缘关系就有了同乡会。五缘组织是中国人社会结构和人际网络的客观存在，但如同在传统移民国家，在非洲的华侨华人五缘化社区机构也呈现封闭性。与居住国主流社会相隔离，陷于沉默，不向外表露自己的想法或为自己利益辩护 。但是，一个新的时代特点在于网络等社会媒体的平台作用突显，它们具有更多的灵活性与时代感，集合了许多打算来非洲与已经在非洲的年轻人们。

　　三、非洲中国海外移民数量将继续增加

　　非洲中国海外移民数量在一定时期内仍会稳步上升，但会伴随有小幅下降。中非发展仍基本处于上升期，两地投资贸易频繁，大宗建设项目层出。私营领域的发展巨大，从个体上看，人数不多，但整合起来的数量远远超过公有领域。因而新增的中国海外移民将以劳务人员为主，特别是私营领域的打工者、技术工人和小老板等。数量增加幅度不大，会小于前10年。许多非洲国家收紧签证政策，严格控制工作签证，配额减少，以维护本国公民就业。中国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远赴异国他乡跟在国内收入相差不大的话，人们一般会选择留在国内发展 。即使从中国雇佣普通中国工人，成本也增加许多，机票费、签证费、保险费加包吃包住，如一个到赞比亚的中国工人大概要花费15000美金，成本很高。

　　四、非洲中国海外移民的安全风险上升

　　在中国制定“走出去”战略，不断拓展在非洲的投资和合作过程中，中国与非洲国家发生摩擦的可能性迅速增加，在非洲中国华侨华人面临着不可忽视的巨大安全风险。近年来，被绑架人数持续增加，绝大多数是国有大型企业员工，地域相对集中在西非和北非，如尼日利亚、苏丹和埃及，而且恶性绑架事件愈演愈烈。一是起因于非洲国家内部的不稳定，其次是勒索或抢劫财物。这类事件的解决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援助，当地部落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媒体也大多有跟踪报道。

　　五、妥善解决非洲中国海外移民的安全问题

　　首先，要加大力度完善海外公民服务制度。建议我驻外使领馆完善海外公民服务制度，配备专门人员提供融入当地的咨询服务。要多在中资企业集中地区召开座谈会，听取中资企业的需求和愿望，督促他们提高社会责任感。

　　充分发挥预警机制效果 。目前预警信息主要通过外交部官方网站和《人民日报》等官方大报发布。建议预警信息除通过外交部官方网站和《人民日报》等官方大报发布外，还应通过省市报纸和地方电视向国内民众，公众网络、群发邮件和群发短信向境外公民发布。同时，加大在涉外场所投放《中国境外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及其他境外安全知识资料的力度，中国护照签发部门、外国签证签发部门和口岸(国际机场)都应该成为密集投放场所。另外，经常性举办一些关于国外安全知识的宣传和推广活动，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帮助公民了解境外权益保护的信息和知识。

　　加强领事保护法制建设。一方面，我国需要继续与中国公民发生纠纷和意外事件较多的国家签订双边条约，另一方面，要审视已经签订的条约和公约，进一步做好与国内法的衔接。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国政府设立的一整套海外公民保护的协调机制和应急机制，接受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考验，可以将这些有效举措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国内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侧重处理国内突发事件，应突出国际视野，把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保护，纳入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当中。

　　扩大与非洲各国政府的合作。中国政府2004年与南非政府签订了一系列警务合作协议，以加强与南非警方的联系和沟通，2005年向中国驻南非大使馆派驻警务联络官员，加大对旅居南非的中国公民及华人安全保护。同时，要跟各部落、武装势力的领导人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扩大接触面，增加情报来源。一旦发生突发事件，中方可以尽快确定责任方，展开谈判或营救，确保中国人质安全。

　　其次，企业要做好评估和安保。中国的一些涉外企业，一定要对项目所在地区的安全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如果在动荡地区开设新项目，在员工进驻项目所在地前，要求非洲方书面同意有效保护公司员工的人身安全，明确人员营救程序和责任，做到所有中国项目的作业区和生活区都有非方专人负责中国人安全。对赴非洲员工进行出国前安全防范培训，组织学习非洲国家的法律、习俗和语言，让员工知道危险的存在并掌握自救的方法。要求非洲对口单位书面保证中国项目的安保措施。

　　多向非洲进行高科技的投资、合作和雇佣当地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内涵需要调整，应该是人员走出去的少，技术、机械设备和观念走出去的多。如果进行低技术的投资和合作，要加快企业本土化战略，尽量将低技术工作，像建筑工人一类的工作外包出去，给当地创造就业机会，中国公司逐渐只派高层管理人员过去，低端工作由所在地的主导势力来安排 。培养外籍员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把员工和企业利益融为一体，使他们能够更自觉地维护企业利益。

　　要关注当地民众的民生和利益。中资企业和侨民应主动为当地民众的民生和利益着想，多为当地的公益慈善事业做贡献。中国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会赢得所在国政府、公众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

　　派出中资安保公司。借鉴国际上安全保护做法，在安全环境恶劣地区，可以让中资安保公司提供保护。在危险地区派出有相当武装级别的中国安保公司，专门负责保护中国工人或相关工程。从国际经验看，武装安保公司的配套往往成为最有效的保护手段。让驻在国政府军或警察部队武力保护，无法常态化操作，不可持续，成本太高。但以作为工程合同款构成一部分的安保预算，却可以在非洲官方的背景下，植入一个武装级别相当高的安保公司。

　　第三，侨民要增强自我保护和救助的意识和能力，熟悉当地环境。中国走出去战略离不开一线工人和经商者，但国家的力量却不足以在极其分散的地域中保护每一个人。熟悉当地文化和习俗，了解当地政治、法律、宗族和宗教，通晓资助要领都有利于中国华侨华人在安全受到侵犯时脱困。2004年5月，华北地质勘查局所属华北有色建设工程公司苏丹分公司钻井工人贾会朋初步了解当地语言，在被苏丹反政府武装绑架时，能够和绑匪进行语言上的沟通，最后自行成功脱险 。

　　增加自救能力。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及时利用微信、微博、QQ等新技术方式，是搭建“海外安全网”的重要环节。中铁十三局集团四公司党委书记刘敏说，一些海外突发事件中，企业前后方之间通过微信、微博、网络等即时通讯工具实时联系，能有效保证信息沟通顺畅，即时调整有关危机处理方案 。

　　融入当地社会，非洲的中国海外移民应多参与当地社团活动。博茨瓦纳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南庚戌谈到：“我参加了当地一些国际性组织，每个月总有一些捐助活动，我都要去，去露个脸，对提升华人形象就有帮助。我参加了当地商会，是当时商会中第一个华人企业代表。只要在那里有了一席之地，其他人就不会肆无忌惮地批评华人和华人企业。”

　　第四，要在国际主流媒体上介绍和宣传中国在非洲投资和合作。除国内的外文媒体外，要主动与国际主流媒体沟通与合作，撰文介绍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合作，推广中国的投资和合作给当地带来的积极影响。澄清一些西方媒体的偏激甚至歪曲报道。引导国际社会和当地民众全面地认识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合作，创造宽松和友好的国际氛围和当地氛围。-

　　(作者分别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牛津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