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统计数据，2013年全球有2.32亿人口移民海外，而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该数据分别是1.55亿、1.78亿、2.14亿。 在2.32亿移民人口中，居住在发达国家的移民总数为1.36亿，占国际移民总数的58.6%；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总数为0.96亿，占41.4%。2.32亿国际移民中，74%为20岁至64岁工作年龄段的移民。

　　一、国际移民发展呈现新特征

　　(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流动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移民流动一样普遍。

　　2013年，出生在发展中国家而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生活的国际移民有8230万，出生于发展中国家而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国际移民为8190万人。

　　亚洲人成为国际移民的最大群体，共有3800万亚洲人生活在其他洲。其中，有1900万亚洲人生活在欧洲，1600万亚洲人生活在北美洲，300万亚洲人生活在大洋洲。而出生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海外移民构成了国际移民的第二大群体，这部分国际移民大部分生活在北美洲，有2600万人。

　　(二)欧洲和亚洲是最主要的国际移民目的地。

　　欧洲和亚洲的海外移民占世界移民的三分之二。2013年，欧洲成为全球移民首选的移民地区，有7200万海外移民生活在欧洲，而生活在亚洲的海外移民有7100万。2000~2013年的13年间，亚洲的国际移民数量增长了2000万，这主要是由于亚洲西部的石油生产国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对外国劳工的需求大量增加导致的。

　　(三)国际移民仍然呈现相对集中的特征。

　　2013年，1.19亿国际移民(约占总数的51.3%)居住在以下10个国家，依次是：美国(4578.5万)、俄罗斯(1104.8万)、德国(984.5万)、沙特阿拉伯(906.0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782.7万)、英国(782.4万)、法国(743.9万)、加拿大(728.4万)、澳大利亚(646.9万)和西班牙(646.7万)。

　　从移民人口净增长量来看，1990~2013年间，美国净增移民人口2300万，平均每年净增100万；其次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净增移民人口为700万；第三位是西班牙，净增移民人口为600万。

　　(四)经济危机刺激了国际移民流动。

　　2008年的经济危机对移民流动的影响深远，2010年以后国际移民年均增量为600万人，较2000~2010年的年均增量多了240万，见图1，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危机下移民跨国流动加速。

　　从欧洲国家来讲，遭受经济重创的国家，例如希腊和西班牙，遭遇了大规模的移民迁出。而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如德国、英国，则吸引了更多的外来移民。

　　二、“移民红利”在科技和经济领域的表现突出

　　对移民比例高的国家而言，移民的经济贡献突出。如根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外籍人士对新加坡GDP增长的贡献度为41%，其中37%来自有专业技术的白领阶层。近年来，移民对美国、英国等移民大国的经济贡献也日渐突出。

　　(一)移民促进美国创新创业的发展。

　　每年有大规模的移民进入美国，他们带来的专业技能、资金、文化和人力资源促进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2013年11月，美国的移民政策研究所在伦敦举行了年度会议，会议围绕“城市和地区：收获当地移民红利”这一主题展开，开启了全世界对“移民红利”的讨论，外来移民对于本地区的科技、经济和社会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2014年6月5号，美国政策国家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推动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发展的过程中，移民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反映在他们的得奖、研究、创业和教育等方面。”报告认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移民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1965年国会通过的《移民和国籍法》，废除了关于国籍来源配额的种族歧视条款，使美国向亚洲移民打开了大门；20世纪90年代通过的《移民法》，增加了与工作相关的绿卡发放数量。这些政策变化的结果就是美国吸引着全世界人才，并直接反映在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量上。从1960年至2013年，美国有72名移民科学家得奖,占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四分之一左右。

　　移民已成为美国科研不可或缺的力量。外国出生的人口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4%，而他们获得的美国创新专利却占了总量的三分之一。在美国的7大顶级癌症研究中心中，42%的研究人员出生于外国，其中得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的移民科学家比例高达62%。在教育领域，2011年，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中国际学生占71%；2011年，美国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国际学生占65%。在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拥有博士学位的就业者中，外国人比例从1993年的23%增至2010年的42%。

　　在创业方面，移民表现尤为突出，移民创建了美国四分之一的高科技公司。中国、印度和韩国是向美国输送移民创业家的前十位的主要国家。美国市值前50名的上市公司中，有近一半是移民创建或共同创建。而在硅谷，36.4%的人口出生于国外，三分之一初创企业是印度裔美国人创立。

　　(二)移民企业为英国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据英国《英中时报》报道，每七家英国企业中就有一家企业属于移民企业家。来自155个国家的海外移民在英国创办了企业，创业者人数接近50万。报告指出，来英移民企业家原籍国分布世界各地，爱尔兰、印度、美国、德国、中国和一些非洲国家的移民企业家较多。

　　《每日邮报》报道，在企业家智库(Centre for Entrepreneurs )和 DueDil财务技术公司联合发表的报告中，研究人员强调了移民企业家对英国经济做出的积极影响。DueDil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达米安基姆尔曼(Damian Kimmelman)表示：“移民一直是英国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可惜的是，鲜有观点以基本事实为依据。这一调查恰恰证明，移民企业家的工作富有成效，其对英国经济的贡献呈现积极的净增长态势。”

　　伦敦约有19万移民企业家，远比伯明翰(1.9万人)、贝尔法斯特(1.7万人)多。由于伦敦占据了多数的移民企业家资源，其获益也最多，其移民企业的数量为18.8万家，约为伯明翰的20倍。

　　(三)留学生群体为接收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留学生作为“未来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源源不断地为美国的经济贡献“红利”，为美国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13年国际留学生和家庭对美国经济的贡献额达240亿美元(增幅为10%，2012年为218亿元)，为美国劳动力市场直接或间接地贡献了31.3万个工作岗位(增幅为6%)。

　　留学移民也为英国创造了巨大的产值。据英国商业、创新和技术部的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英国的留学产业给英国经济带来141亿英镑的收入，这一收入有望在2020年达到215亿英镑，2025年将达到266亿英镑。

　　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2009年间，澳大利亚教育服务收入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并在2009年达到最高值181亿澳元。2010年，澳大利亚的教育服务贸易收入为163亿澳元，教育服务的贸易收入超过传统的羊毛出口产业的贸易收入，成为该国最大的服务贸易产业之一。根据德勤的报告显示，2011年澳大利亚国际学生和亲属在澳的支出为154.44亿澳元，相当于澳大利亚13万名全日制职工的经济贡献。2012年的国际学生的支出为147亿澳元。2014年9月，澳大利亚教育部部长兼众议院领袖克里斯托弗•佩恩(Christopher Pyne)称，在上届政府任期，澳大利亚教育出口的总收入从190亿美元降到了150亿美元，其中，中国学生贡献了近39亿美元，占总额的25.9%，佩恩迫切地希望能努力提高这一收入。加拿大外交、贸易和发展部2010年预测，“国际学生在学费、住宿以及其他支出上消费约77亿美元；增加了超过81000个工作职位，政府创收约4.45亿美元。”

　　德国教育和科研部资助开展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外国留学生给德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2011年，外国留学生在德国消费支出超过15亿欧元(约合126.3亿元人民币)，为德国财政收入贡献4亿欧元(约合33.6亿元人民币)。

　　三、“创业型移民”日趋受到重视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2014年8月发布的《扶持移民创业的政策》研究报告显示，与本地同龄人相比，新移民更倾向于创业，创业速度发展很快；但是，新移民创业时所遇到的障碍也多。该报告指出，目前世界上许多移民国家的决策者越来越认识到，扶持移民创业会给本国经济带来较高回报。与此同时，近两年，各国对于“创业型移民”颇为青睐，纷纷出台一些便利措施，鼓励外来人口在本国进行创业。

　　2013年4月，加拿大移民部联合风险投资公司，推出创业签证(Start-Up Visa)移民项目，鼓励世界各国人到加拿大投资创业。而2014年加拿大宣布取消投资移民政策，也是为了更好的推行“创业移民”，一改过去许多海外投资移民一旦获取永久居留地位后，只在加拿大购买豪宅、豪车，而不能真正为加拿大政府带来税收和经济效益。同时通过分析加拿大的移民政策也可以看出，从吸引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到吸引创业移民，显示出政府越来越注重创业移民对于带动经济活力、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的影响。

　　2013年11月美国联邦移民局(USCIS)设立“企业家居留”计划(Entrepreneurs in Residence ，EIR)，并设立专门网站“www.uscis.gov/portal/site/uscis/eir”为移民提供一站式服务，通过网站，可以了解如何移民，申请的程序以及创业中的问题和指南。根据调查数据，2006 ~2013年，仅工程和技术类的外国移民企业家在美国创办公司的销售额达630 亿美元，雇用人员有56万人。

　　在日本，政府也在“国家战略特区”新设窗口，帮助移民创业者办理创业所需要的各种手续并解答相关问题，便利移民创业，同时把外来移民创业手续的办理时间从以前的2~3周压缩到1周，并且提供专门的英文服务，以便利于来自世界各国的创业者在日本创业，减少外来创业者交流的障碍。同时还计划在东京圈、关西圈、福冈市设立“促进创业一站式服务中心”，为创业者创造各种便利条件。

　　在欧洲的西班牙，移民创业的现象也越来越普及。而根据西班牙社会保险局(Seguridad Social)的数据，来自中国的移民，有42%的是各种企业或店铺的老板。塞维利亚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地区，接受问卷调查的中国移民中，有大约35%工作者是企业家，而目前为“打工仔”的中国移民中，有高达97.5%计划未来创业。

　　四、移民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一)各国完善移民制度，吸引高层次移民。

　　1.美国改革移民法，加大对高层次移民的吸引力度，为在美非法移民提供合法化的机会。

　　美国时间2014年11月20日，奥巴马绕开国会,直接颁布行政令实施筹划已久的移民改革计划,决定给靠近墨西哥边境的执法机构更多资源，加大力度逮捕非法入境者；让高技术移民、在美留学的毕业生和企业家更容易、更快捷地留下；将严重刑事犯和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列为首要遣返目标；有身为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的子女的非法成人移民，可以申请工作许可，为期三年；呼吁共和党合作，通过范围广泛的移民法案，全面改革移民计划。2014年12月16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发表新闻稿，阐述了奥巴马移民法案的具体情况。该法案侧重创业者和H1B项目的改善、增加STEM学生获得绿卡的机会、解决非法移民的入籍程序及亲属移民签证积压等问题。正如奥巴马在电视讲话中所说：“两百多年来，我们欢迎世界各地移民的传统让美国拥有了超越其他国家的巨大优势。这使我们保持了年轻、活力和开创精神。”本次移民改革，体现了美国政府对移民群体的历史作用的充分肯定。改革不仅有利于吸引高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而且给予滞留在美的非法移民更多的机会。

　　2.加拿大调整经济类移民配额和种类，取消投资移民项目，出台快速移民计划。

　　从2013年11月9日起，加拿大移民局调整经验类移民(CEC)的职业范围，暂停包括食物服务主管、厨师、行政官员、行政助理、会计技术人员与簿记和零售销售主管等在内6类职业的移民申请。对于经验类移民中的技术类工人，加拿大将对每个职业设立200名的上限，一旦达到上限，移民局将不再接受该类职业的移民申请。同时，如果移民局接受的经验类移民人数达到了12000的申请名额上限，即使个别职业类别没有达到200个上限名额，移民局也将停止接收经验类移民的申请。

　　2014年1月，加拿大移民部宣布重新开放父母和祖父母移民计划，不过门槛大幅抬高；同时，合并单次与多次入境签证，所有符合资格的申请人都将自动获签发多次入境签证，该签证有效期为10年，一次最长可在加拿大逗留6个月。2月，加拿大联邦政府在“2014年度经济行动计划”中表示计划取消联邦投资移民计划(IIP)和联邦企业家(EN)移民计划。自此，始于1986年的加拿大投资移民项目终结，现有的5.9万投资者申请人和7000名企业家将被返还申请，其中70%(约4.6万)的申请人来自中国。

　　为了满足对技术类人才日益增大的需求，加拿大预计2015年1月开始实施 “快速移民”(Express Entry)计划，该计划将有助于引进雇主需要的移民人才，并且改善移民与本地人的收入差距，希望在3至6个月内完成审批，联邦技术移民计划、加拿大经验类别、联邦技工移民计划，以及部分省推荐移民计划，将纳入“快速移民”系统当中。

　　3.其他国家的移民政策调整。

　　2012年4月底新加坡政府废除了金融投资者计划，取而代之的全球商业投资者计划，提高了申请人移民的要求，提高了申请者资金的要求和持股比例。2014年10月14日，澳大利亚移民局官方发布2015年移民新政信息，并推出一项新的投资签证计划，“高端投资者签证”，即Premium Investor Visa (PIV)。该签证将从2015年7月1日起实施，要求申请者在澳大利亚投资超过1500万澳元，投资满一年即可申请永久居住权。与重要投资者签证(SIV)相比，PIV签证尽管投资门槛上涨了1000万澳元，但投资时间也从4年缩减至1年，并且无居住要求。

　　2014年12月3日,德国部长会议通过了新的移民法案,该项法案若经议会审议通过生效，将对某些非法移民加大驱逐力度。同时，也放宽了特赦条件，如只要在德国生活满8年、能正确使用德语、没有严重犯罪纪录，自食其力的外国人就能够获得合法居留权；而针对青年人以及带孩子的家长,只需在德国居住满四年、六年,就能申请获得合法居留权。如果这一法案最终获得议会通过，将表明德国更宽容、更开放地接纳那些已经成功融入德国社会的无证外来移民。

　　(二)移民融入越来越引起移民接收国的关注。

　　移民在发达国家的人口比例大多超过10%，移民对所在国的作用日益受重视，“移民后时代”的移民融入问题，也成为外来移民总数和移民比例较高的国家(如美国、新加坡、法国、德国等)的关注重点。

　　新加坡在2009年4月建立了国民融合理事会。国民融合理事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推动和促进新加坡人、外来新移民以及外国人三者之间的融合。当然这种融合并不包括让新移民放弃他们自己的信仰和文化，相反，新加坡鼓励和期望新移民去分享其价值观和经验，以促进新加坡人、新移民以及外国人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并集中精力为自己和下一代建设美好家园。在法国，总理埃罗于2014年2月提出了“支持移民融入与防止歧视纲领”的计划，内容涉及帮助移民学习法语，防止移民歧视等28条措施。并设立融入事务“部际代表”职务，负责内政部、教育部、就业部等部门工作的协调措施的执行。2014年，美国部分大学也开始推出了面向中国学生的“移民桥梁计划”(IU Immigration Bridge Program)，目的是帮助中国留学生快速融入美国社会、帮助他们毕业后就业等。如：印第安纳大学凯利商学院联合企业、律师事务所，帮助学生解决H1-B签证问题。密执安州立大学让学校厨师来中国学习中餐制作，密歇根大学推出中文网站等。

　　自20世纪50年代德国引入外籍劳工以来，移民与融合就是德国社会不断探讨的问题。在20世纪70-80年代，德国政府没有充分意识移民融入问题，如政府认为移民若干年后还会回到原籍，因此没有考虑让移民子女与本地居民共同学习和生活。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移民融合遇到许多问题。柏林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发布的报告认为，土耳其人和有土耳其背景的人失业率为16%(青年失业率为19%)，在德国的融入水平最低。第一代土耳其移民的教育水平较差导致其经济融入较差，其后代的教育情况也与之相似。尽管大多数土耳其裔认为在德国生活感觉还好，但与德国人相比，他们觉得自己不被社会承认。

　　在柏林，有移民背景的居民人数已超过居民总数的28.4%。如何维护社会公平、避免社会分化，成为政府需要正视的问题。自2006年以来，柏林公共服务领域接受职业培训的人中，有移民背景的人员比例从8.7%上升到了18.8%。公有企业中，这一比例从2010年的13.3%上升到了2013年的22.6%。柏林州政府招收的职业培训生当中这一比例已达25.4%。2010年12月，柏林出台《融合法》，成为德国首个拥有出台法律以促进移民融合的联邦州，为移民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法律基础。德国政府的这些举措将会帮助外国移民更加融入当地环境，实现自我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劳动力市场短缺压力。

　　(作者分别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副秘书长、执行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