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一大批企业纷纷走出国门，投身“一带一路”建设。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民族、宗教关系复杂，有的国家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营商风险比一些发达国家高，“走出去”企业面临着潜在的政治、法律、文化和经济等方面风险。这些风险仅靠企业一己之力难以防范化解，可以借力既了解中国也熟悉住在国的华侨华人，凭借其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降低我国企业面对的各类风险。

　　一、华侨华人具有独特优势

　　(一)人数众多，分布广泛。约有4000多万华侨华人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这些华侨华人中，不仅有早期走出国门的，还有改革开放后较大规模由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移居国外的。分布地域广泛，除东南亚等传统的侨胞聚居地外，巴西、澳大利亚、南非等地已成为境外侨胞新的聚居地。

　　(二)社团众多，社会影响大。华侨华人社团数量众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与当地政府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社团在当地有较大影响力，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综合性“资源库”与“联络站”。华侨华人社团是华侨华人守望相助、传递信息、联络情感、排忧解难的重要平台，是维系华人族群文化和族群特征传承的重要媒介。华侨华人社团历经数百年变迁，社团主要功能先后经历了守望相助、争取权益到融入主流的变化，社团活动由传统的联谊、互助转向商贸、科技、教育和文化等领域。随着侨胞国籍的变化，他们与住在国人民的联系日益密切，华侨华人社团的地位作用出现了新趋势，朝着本地化、权益化、集团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特别是近年来，除世界性华侨华人同乡、宗亲社团日益活跃外，“世界华商大会”等以经济科技合作交流为主要内容的世界性、区域性华侨华人组织和活动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

　　(三)融通中外文化，拥有中外文化交流平台。一些华侨华人既了解中国，也熟悉住在国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状况；既掌握中国及住在国语言，又了解两国文化环境和民众心理差异，与住在国形成了“文化共识”和亲和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境外华文媒体加快走出华人圈，广泛辐射当地主流社会，成为国际舆论界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境外华文媒体数量、种类和影响力迅速提升，华语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形态由独立发展转向全媒体时代融合发展，华文媒体由单一地方媒体转向多地联动、媒体平台齐备的传媒集团，由侧重华文内容向兼顾住在国的主流语言、关心议题转变，对住在国的影响力持续增强。华文学校已融入当地社会，有的被纳入侨胞住在国国民教育体系，而且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华文化更感兴趣，华文学校在不少国家成为各族裔争相就读的优先选择，彰显出强大生命力。

　　(四)有资本实力，有较成熟的商业网络。华商有很强的资本实力，许多社团领袖是财力雄厚的华商。据估算，世界华商的总资产主要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多数华侨华人都从事工商业经营,一些国家的华商在该国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中占相当比重。在欧洲，随着华侨华人人数的增长，华商走出中餐馆和杂货店等传统行业，开始进入金融、海运、电讯、地产、贸易、时装、奢侈品、旅游等新行业，经济地位不断上升。随着资本实力的提升和商业活动的扩展，华商已经拥有了较为成熟的商业网络。华商经过长期经营，通过相互合作、互相参股、组建跨国公司等形式，形成了资金、信用、生产与销售的紧密华商网络。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些华商网络由早期的地域性、方言性商业网络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商业网络，内部运作也呈机制化和常态化趋势。随着华商不断当地化和国际化, 与住在国主流企业和国际资本共同形成的工商业网络进一步扩大。

　　二、发挥优势，化解风险

　　海外华侨华人积极参与住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为当地主流社会所接受，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参与者、建设者和促进者的作用，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应对各类风险发挥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一)化解文化障碍，释疑解惑。由于东道国的文化环境与中国文化环境差异较大，会使彼此对社会事务有不同的看法和解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多数宗教习俗比较庞杂，从饮食、服装到行为举止、道德规范都有相应的要求。“走出去”企业如果忽略本土文化、社会习惯，缺乏对宗教敏感性、宗教习俗的理解，在国外仍然按照中国习俗办事,就可能会与当地文化形成冲突, 给企业在前期沟通、后期管理和运营等方面带来影响。

　　一些华侨华人既了解中国，也熟悉住在国，而且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根”的情怀，那些有国内生活经历或与国内联系密切的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更强。因此，他们既是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承者，是当地社会了解中华文化和当今中国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国企业了解住在国国情的重要渠道。华侨华人能够发挥其在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影响力，采用易于为当地人接受的方式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国发展理念，展示中国和平、和谐、务实、求同存异等正面形象，化解偏见与误会乃至敌意的媒体宣传，提升住在国官方与民间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了解和信心，形成更广泛的民意基础，从而赢得当地各界对“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企业的认同与支持。同时，华侨华人也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住在国国情和有价值的投资建议，帮助企业顺利融入当地，减少摩擦。

　　(二)疏通人脉，协调关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处于东西方多个文明交汇的区域，长期以来存在不同教派的矛盾冲突、不同民族与种族的矛盾冲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以及跨境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行为主体分散于沿线，地区形势动荡不定。同时，一些国家政治形势复杂、政党斗争激烈，政局不稳，国家政策缺乏连续性。

　　如何处理好与当地官方、民间各种社会关系，是“走出去”企业面临的问题。海外华侨华人在人脉与商务网络方面颇有建树。通过其人脉资源，可以帮助中国企业与当地各社会群体建立良好关系，融入所在社区，尽量规避种族、宗教、劳资等矛盾产生的风险。

　　(三)直接参与生产经营合作，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建设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开放包容的，既是沿线各国与中国企业的重大发展机遇，也是华商的发展机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合作更多是贸易往来，以投资为主的产业合作也有很大发展空间。华商可借“一带一路”建设之势，利用其资本优势和政商人脉，直接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开发建设，开展产业合作和经贸合作，在分享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提高中国企业综合竞争力，帮助中国企业规避风险。在产业合作上，通过参与研发、生产和营销为一体的产业化链条，提升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产业的配套能力和适应能力。在经贸合作上，华商可以利用其通晓住在国贸易规则和惯例、拥有贸易渠道的优势，提升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贸合作水平，提升中国企业外贸优势。

　　(四)提供商务和法律等中介服务，弥补中国企业短板。商会、会计师事务所、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等第三方中介机构，与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管控密切相关。“一带一路”沿线华侨华人中，不乏金融、商务、法律等领域专业人士，他们既了解当地人的思维模式和商业规则，能够把住在国的商业准则与中国企业的需求结合起来，为中国企业把准投资方向、规范项目管理、规避风险等提供优质商务服务。

　　“走出去”企业面临的诸多风险，大多最终都可归结为法律风险。这些法律风险与中国企业对所在国法律的理解和执行存在误区有关，更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法律法规本身问题有关。部分国家司法廉洁度、程序保障等司法执法要素难以保障投资的合法权益，执法机制不健全，人治多于法治，政治干预司法现象较为严重，依法合规难度大。东道国对法律的具体理解和适用，可能存在着本土化的或动态的解读和要求，在执法上对外资企业有所歧视，甚至会基于本国政治、经济利益和安全的考虑，对某些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法律管制。当中国企业遇到这些法律问题时，中国律师由于语言障碍、欠缺境外法律解释和法律思维习惯，往往无能为力；聘请的住在国主流律师，由于文化差异、法律思维方式的不同，与中国企业难以顺畅沟通。而不少华侨华人从事专业律师服务，具有东西方双重文化背景，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更有效的法律服务。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