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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与近代中菲文化交流
2019年NO.4 研究与探讨 作者:朱东芹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菲文化交流出现了西方化的菲律宾文化被大量引介到中国的现象,对于推动侨乡近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1898-1946年菲律宾历史上的美国统治时期(1942-1945年为日本占领除外),对华侨的政策相对宽松,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华侨人口增加,政治地位改善,经济也有长足发展,菲华社会进入稳定期。由于政治环境宽松、经济发展顺利,加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侨国民意识觉醒,这一时期也是菲律宾华侨对祖国事务最为关注、投入最多、影响最显著的一个时期。与此同时,美国统治加速了菲律宾的西方化和近代化,相较于中国文化,西方化的菲律宾文化在很多方面处于高位,因此,这一时期中菲文化交流出现了西方化的菲律宾文化被大量引介到中国的现象。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陈达所言——“有知识和有经验的南洋华侨,于其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受着欧洲文化的影响。有些欧洲的新习惯与新技术,他们认为是南洋社会的优点,而且颇可供给祖国采用,因此随时向家乡介绍,以期发展实业,或提高乡人的生活程度。”这些尝试涉及各行各业,对于推动侨乡近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将聚焦以往研究较少涉及的建筑、服装、语言和体育等方面。

  一、建筑

  对在外打拼的华侨而言,衣锦还乡时展示“成功”最好的方法就是“起新厝”,因此侨汇中用于建房的比例也较高。20世纪20-40年代,侨乡发展出现一个黄金时代,大量侨汇回乡,侨乡景观为之一变。

  1.侨乡建筑新景观:骑楼与洋楼

  骑楼和洋楼属外廊式建筑,这种建筑结构开放、通风良好,尤其适合热带地区。最早由英国人建于印度,19世纪初随英国人进入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新加坡的华侨街区,并传入东南亚各地,之后又被华侨带回祖国。在闽南地区被称为“五脚基”(go-kha-ki),在城市体现为成片的骑楼街区,在市镇乡村体现为带柱廊的洋楼民居。

  骑楼是底层为连续柱廊式有顶人行道的临街楼房,除通行外,还有蔽雨、遮阳的功能。闽南地区的骑楼建设与近代市政规划同时展开,漳州最早,始于1918年;厦门始于1921年,成效最大,因厦门是一个人口集中的商埠城市,对商业店铺与普通住房的需求量大,骑楼这种底层可经商上层可住家的建筑类型,特别适合于城市对商业和住房的要求,加之随着城市的发展,厦门地价和房价不断看涨,骑楼成为房地产开发的主要形式,吸引华侨大量投资。到抗战前,厦门共建成近三十条骑楼街道,形成了以骑楼为特色的商业城市格局。泉州的骑楼建设始于1922年,仅中山路一条街而已。

  洋楼,俗称“番仔楼”,是近代闽南侨乡出现的一种中西合璧的新建筑,可简单定义为“近代殖民地式外廊风格的多层民居建筑”。洋楼有两个主要特点:外部洋化和竖向楼化。所谓外部洋化,一是在结构上采取外廊式结构,二是在立面装饰上采用西化的山头及繁复的装饰技法。所谓竖向楼化,是指洋楼在传统民居的平面空间布局(合院)的基础上进行垂直扩增,形成二层以上的楼房形制。因为这两个方面的变化,致使洋楼与传统民居在外观、体量及造型等方面都表现出显著差异,洋楼因而成为侨乡一道独特的风景,也成为外乡人辨识侨乡的一个突出景观。

  2. 华侨在引进西方建筑文化中的作用

  华侨在骑楼和洋楼的引进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提供了资金上的保障。侨乡地产购置或建筑费用主要出自侨汇。据考证,福建侨汇于1912-1920年年均1815万银元,1921-1928年增至年均4683万银元,1929-1931年增至年均6629万银元,1932-1935年为年均5141万银元。闽南地区占的份额相当大,其中泉州地区侨汇非常可观,且主要来自菲律宾。

  就骑楼而言,20世纪20-30年代闽南的骑楼建设,华侨是最主要的投资者。在厦门,旅菲华侨李昭进、李清泉叔侄大力投资包括改造街道、建设骑楼等市政工程,到抗战前,他们在厦门房地产业累计投资达225万银元。在泉州,市区改建的各主要街道两旁的楼屋,也以华侨投资的占多数;石狮街道改建,华侨投资占十分之六。

  就洋楼而言,主人也多为华侨。以厦门为例,鼓浪屿有1200多栋老别墅,主人大都是来自周边地区的华侨、富绅,多来自泉州下辖的晋江、南安等地。由于历史上晋江人移民海外绝大多数前往菲律宾,可以推断,老别墅的主人中菲律宾华侨数量应该不少,在号称“鼓浪屿十大别墅”的著名别墅中,就有包括杨家园(1913)、金瓜楼(1922)、黄荣远堂(1920年代)、容谷别墅(1926)、番婆楼(1927)、海天堂构(1920年代)在内的六栋属于菲律宾华侨,由此可见旅菲华侨在鼓浪屿老别墅中业主的比例之高。在泉州,洋楼也有许多是由旅菲华侨出资建造,比较有名的如泉州市区的陈光纯楼(1912)、宋文圃楼(1915)、傅梓春楼(1948);晋江市龙湖镇的春晖楼(1920年代)、许经撇宅(1933)、石狮市永宁镇的六也楼(1929)、石狮市宝盖镇的景胜别墅(1946)、南安市霞美镇的陈氏民居(1931-1950年代)等。比较成规模的南安华美村和晋江梧林社区的华侨建筑群也以洋楼为主,主人多为旅菲华侨。

  (2)带来了观念上的革新。一方面指华侨思想较开明,摈弃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落后观念与做法,而以西方科学观念和做法取而代之,如开窗大且多,使住房的通风采光都有明显改善。另一方面是指华侨刻意模仿西方建筑的结构或语汇,而使洋楼呈现突出的西化或中西合璧的特征,在结构和外观上包括采用外廊式、多层式结构,采用西式的山头、栏杆、柱式、窗套等。“山头”又称“山花”,是指西式建筑物正立面正中顶部的“山”字形的构件,无功能性价值,仅起装饰作用,但由于是建筑物的“脸面”,在被华侨引进到侨乡之后,成为洋楼上可以大作文章的部位,通过形式、装饰各异的山头使洋楼锦上添花。此外,采用柱廊式结构、垂直楼化发展、西式栏杆、柱、窗等,都使洋楼呈现出独特的“中西合璧”的风格。华侨业主则借此大体量、洋式的外廊和楼式结构以及繁复装饰的华丽山头及外墙,显示自己的丰厚财力、西化的审美趣味以及认同观念。正如有学者所言:“从异国情调之文化表述的选择或接纳,也可看出近代海外归侨不同于当时知识阶层对于中国主体性与文化的思考:他们羡慕侨居地或租界之殖民者的优越地位,并期待将传达优越地位的殖民建筑作为自己成功的脚注。这种近代归侨集体意识与美学认同之心智状态,服膺了传统价值观,生产了融合传统体制与西式建筑装饰的混血洋楼,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资源。”

  (3)充当了技术资料的传递者。经考证,洋楼的建造主要是经由四种途径:①华侨从南洋带回图纸、即蓝图、相片等图样;②归侨之间的模仿;③本地建筑师的设计;④地方匠师的模仿性操作。其中,华侨由侨居地带来图纸的做法最为普遍,鼓浪屿上的金瓜楼、西林别墅、亦足山庄、康泰路61号、黄荣远堂等都是由华侨自菲律宾带回图纸,再交由上海或本地建筑工匠施工的。可见,华侨在近代西方建筑文化的引进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服装

  服装被称为人类的“第二层皮肤”,是人的审美意识、文化修养乃至价值取向的外化。近代西装传入中国,华侨功不可没。作为时尚的引领者,华侨引介的不止西装,比如旅菲华侨在抗日战争胜利中菲交通恢复后纷纷回国,他们给侨乡带来的洋装就包括:

  1.保罗衫:即“马球衫”(Polo shirt),1926年由法国网球运动员勒内•拉科斯特(Rene Lacoste)设计。它沿袭了衬衫的传统,保留了领子,又为了便于运动而做成短袖,还因为不必扎进裤子而设计出前短后长的下摆,可避免在坐下时出现一般衬衫因前摆过长而折皱起来的情形。这种方便运动的带领短袖衫在设计出来后,很快就成为网球和马球运动员的标准服装,20世纪40年代后,美国的马球运动员普遍穿着这种短袖衫,因此,这种因网球而诞生的“网球衫”却被称为“马球衫”(Polo shirt)。保罗衫传到菲律宾后也很快流行起来,成为一种可以代替西装在正式场合穿着的服装。保罗衫正式与休闲兼备,加之适宜闽南的气候,所以,战后被旅菲华侨带回后,也很快成为闽南侨乡夏秋两季的流行服装。

  2.夹克衫:即“Jacket”,是一种胸围宽松、袖口和下摆呈收紧式样的短上衣,由中世纪欧洲男子穿着的一种名为“Jack”的粗布短上衣演变而来。由于袖口和下摆都收束起来,特别适合从事劳动生产,因此,工业化到来之后,夹克衫也成为工作服的经典式样。由于夹克衫款式简洁、造型轻便、活泼、富有朝气,因此,特别为青年人所喜爱。二战结束后,旅菲华侨将夹克衫带回侨乡后,这种时髦的洋装便在闽南地区流行开来,成为侨乡青年常穿的服装。此外,受华侨影响,西方现代体育观念和运动项目传入侨乡,闽南侨乡也一度流行男女青年春秋两季喜着运动衫的风尚。

  三、语言

  华侨进入菲律宾后,中菲文化发生碰撞,菲律宾人讲的泰加诺语和华侨讲的闽南话之间相互借词非常普遍。而除了泰加诺语,闽南语还吸收了不少英语词汇,主要原因即为菲律宾的美统时期英语为官方语言。

  由于吸收了泰加诺语和英语及其他“外语”成分,菲律宾华侨所说的闽南语已与本土侨乡的闽南话有所不同,在词汇、腔调等方面都有所变化,表现出融合菲律宾语言文化元素的当地化特征。近代华侨赴海外被称作“过番”,华侨被称作“番仔”或“番客”,因此,他们所说的带“洋味儿”的闽南话被称为“番仔话”。华侨返乡,以这种颇具异域风情的番仔话与乡亲交流,长此以往,番仔话中的借词也进入本土闽南话的体系中,使得闽南语词汇和语音更加丰富多彩。

  四、体育

  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为西方运动项目之代表,都是在近代由海外传入我国,海外华侨是最主要的媒介之一。在闽南侨乡,华侨对于这些项目的引介和普及贡献巨大,尤以篮球最为典型。篮球是闽南地区最为普及、最具群众基础的体育运动项目,而其传入和发展就与菲律宾华侨有着密切关系。菲律宾人受美国影响,十分喜爱篮球运动,在此氛围中,旅菲华侨中喜爱篮球者也非常多。1933年,晋江旅菲华侨曾仲友率领菲律宾华侨中西男子篮球队回国参加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后,回家乡访问引发热潮,促进了泉州地区篮球运动的发展。1946年,菲律宾华侨“群声”男篮、“黑白”男女篮先后回国访问并参加多场比赛,他们带来的先进技术对泉州地区篮球运动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产生了重要影响。

  旅菲华侨对于闽南侨乡篮球运动的影响和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技术上,闽南一带的球员受旅菲球员技术的影响,糅合美国、菲律宾的打法,结合闽南人身材不够高大的特点,逐渐形成了中国篮球的南派打法,以灵活、快速、讲究技战术和默契配合见长。二是推动提升了晋江地区的篮球水平。抗战后,晋江地区篮球运动蓬勃发展,并培养了一批人才,提升了福建省的篮球水平,对南派打法的推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三是对群众篮球运动的普及及侨乡篮球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引导作用。旅菲华侨球队的来访比赛吸引了大量球迷观战,引发了侨乡的篮球运动热潮,推动了篮球运动在侨乡的进一步普及,在建国前,晋江就已成为闻名全国的“篮球之乡”,如今晋江386个行政村,村村有球场和球队,天天有球赛,村民自发组织的篮球比赛成为村镇间交往与联谊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四是在篮球场馆等硬件设施的建设上,得到华侨经济大力支持。旅菲华侨对家乡在篮球场馆以及包括篮球在内的综合性场馆的建设上投入非常大。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晋江全县705个篮、排球场中,华侨捐资修建的就有523个,占74%。70年代,出现捐资兴建灯光球场的热潮,仅晋江、南安两县新建灯光球场就有30多个。80年代,又出现捐资兴建体育场馆的热潮,一批标准化体育馆相继落成。其中,不少为旅菲华侨捐建,如李国箴捐建的华侨大学李回咤体育馆(1984)、佘明培及其夫人施淑好捐建的厦门大学明培体育馆(1986)、金井侨亲捐建的“毓英体育馆”、(1986)、泉州六中旅菲校友捐建的“菲友体育馆”(1990)、张文炳捐建的“晋江深沪沪声体育馆”(1990)、陈祖昌捐建的祖昌体育馆(2002)等。这些体育馆在当时就相当“高级”,如配备硬木地板、高级篮架、中央空调等,现在也毫不过时,许多场馆至今还在使用中,甚至举办一些重要赛事,如祖昌体育馆是全国篮球联赛(CBA)福建赛区的主场馆,明培体育馆则是中国大学生篮球超级联赛(CUBS)的主场馆。侨胞的大力资助,对于繁荣侨乡体育文化、提升侨乡体育运动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近代美国统治给菲律宾深深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来自美国的政治制度、英语、流行文化与来自西班牙的天主教、教育制度、城市规划等共同组成了西方国家留给菲律宾的遗产清单,也使菲律宾成为东南亚殖民地中最为西化的一个。尤其是美统时期,受美国影响的菲律宾文化加速近代化发展,在此背景下,一些华侨便积极将殖民地较为西方化的文化引介到祖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闽南侨乡的近代化发展。

  (作者系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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