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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欧洲华人社团新趋势(节选)
2020年NO.1 研究与探讨 作者:李明欢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自身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力在国际上全面大幅度提升,中欧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在此大背景之下,欧洲华侨华人社团在联系纽带、组建渠道、社会功能等方面,呈现出一些新趋势。

  地缘社团以原居地或所在地为基础双向拓展

  纵观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大量新移民进入欧洲而成立的华人新社团,以地缘为纽带组建新社团是一个突出的发展趋势。而且,就其地域基础与联系纽带而言,可以看到两个并行不悖的拓展方向:一是以移民欧洲之前中国原居地为纽带组建新社团;二是以在当地国居住、工作的地域为纽带组建新社团。

  1.以中国原居地为纽带的地缘性社团

  进入21世纪之后,以中国原居地为纽带组建华人社团的浪潮继续高涨,推动大量新社团不断产生。其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以浙江地缘为纽带的新社团继续不断成立

  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中国新移民以浙江籍为主,据统计,全意大利直接以浙江省及浙江下属青田、瑞安、文成、温州等地市为地缘纽带组建的社团近20个。其中,有以浙江省省籍为地缘纽带的,如:2001年成立了“罗马浙江华侨华人联谊会”,次年即2002年在米兰成立了“意大利米兰浙江华侨华人联谊会”。而且,即使是以浙江同一原居地、市为纽带的地缘性社团,也还出现诸多分化。此类现象可谓欧洲各国众多浙江籍地缘社团交叉组建的一个缩影。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外浙江籍华侨华人中,还出现了以“村”为单位组建的地缘性社团。

  (2)以福建为地缘纽带的社团迅速遍布欧洲各国

  由于福建籍新移民大多在20世纪90年代后才进入欧洲,且原先在欧洲的基础远不如浙江籍华侨华人,因此有一个较为艰难的立足、发展过程,以福建为地缘纽带组建社团的时间也晚于浙江籍侨团。如果说,时至20世纪末,欧洲的福建籍华侨华人社团还主要限于英、法、荷、德、匈等少数国家,全欧福建籍地缘性社团的总数仅限于个位,那么,进入21世纪后,福建籍社团则出现了一个组建的高峰,短短数年,一是福建籍地缘社团已经遍布欧洲各国,二是在福建籍新移民相对集中的国家,福建籍社团在原有社团的基础上,另行组建新的地缘性社团。福建籍华侨华人社团的相继组建,既是福建籍海外移民传统在欧洲的延展,更是福建籍移民在欧洲事业发展、社会影响力上升的折射。

  (3)非传统侨乡地区的地缘性社团不断涌现

  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地缘性社团发展的新趋势之三表现为原先移民人数较少的东三省及鲁、京、津等地区也相继组建了自己的地缘性社团,而且发展势头方兴未艾。例如,根据笔者2018年的调研,其时欧洲已经成立了近十个山东同乡会。

  进入21世纪后欧洲地区华侨华人社会中大量地缘性社团的成立,既是欧洲中国新移民原居地不断拓展的直接写照,也是新移民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上升的具体体现。

  2.以欧洲当地国地域为纽带的地缘性社团

  欧洲华人社会地缘性社团的另一拓展方向是以所在国地域为纽带而组建。随着欧洲华侨华人逐步在住在国安居立业,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总在不断深化,因此,越来越多新的华人社团系以当地居住地为纽带而组建。例如,法国美丽城联合商会;意大利地区性华人移民协会等都反映了华人移民立足当地、融入当地并以当地利益诉求为主旨的追求。西班牙地区性华人社团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华侨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走向,同时也有益于华侨华人参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

  总之,进入21世纪后欧洲华人社团在地缘性组团结社方面呈现出的既以中国原居地为纽带、亦以当地国地域为纽带的双向拓展,既显示了华侨华人社团继续与祖(籍)国保持亲缘纽带的悠久传统,同时亦彰显出伴随着中国新移民逐步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不断融入住在国社会,植根住在国社会,同时也一步步有组织地参与到当地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发展趋势。

  业缘社团呈现结构类别与社会影响力的双向拓展

  随着欧洲华侨华人社会人口增长,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如此变化在社团组建上的表现之一就是业缘类社团呈现出类别大幅度拓展,并且由于其所具有的特殊专业性功能使其社团影响力也大幅度提升。

  1.欧洲的华人鞋业协会

  西班牙华人鞋业协会是欧洲第一个华人鞋业从业者的行业协会,用该协会第一任会长刘光中的话说:西班牙华人鞋业协会是在2004年埃尔切烧鞋事件的烈火中诞生的。2004年9月16日夜,西班牙东部城市埃尔切发生了“埃尔切烧鞋事件”。在该事件中,华商共有17个集装箱的温州鞋被焚毁,造成经济损失价值约800万元人民币。在事件发生半年之后,西班牙华人鞋业协会于2005年1月在西班牙阿里坎特省正式注册,于同年2月在埃尔切市举行成立大会。协会成立后,主动与西班牙全国鞋业联合会、埃尔切市鞋业协会、埃尔切市鞋材协会等建立联系,共同探讨如何进一步健全市场经营的相关法律手续,如何通过与当地鞋商交流合作,通过雇佣当地工人及合作经营等方式,增加当地就业机会,主动积极融入西班牙的鞋业市场。

  2010年8月28日,法国正式成立了“法国华人鞋业协会”。协会的第一批会员企业包括法国约120家华人鞋商中的73家,由华人最大鞋业公司“凯旋门公司”的总经理担任首任创会会长。作为一个行业协会,法国华人鞋业协会以“服务会员企业,引导行业发展”为宗旨,具备其他社团所不能替代的功能。

  2.欧洲的中国专业人士与欧洲的专业协会

  进入21世纪之后,欧洲华人专业人士数量的增长与专业协会的增长并进是欧洲华人社团发展变化的又一突出特征。

  例如,英国华人金融家协会,成员以工作在英国各主要金融机构的华人金融专业人士为主体。该会成立五年后,其会员已超过500名。该会特别突出其作为精英专才的特点,注重拓展与中英各个金融机构的合作,帮助相关机构和企业寻找商业发展机遇和决策分析,并投身于中国金融产业的市场和产品开发,通过学术讲座、专业培训和项目研究,为中英金融产业建立交流与沟通的桥梁。

  法国华人律师协会于2011年11月27日成立,共有24位在法国正式注册的律师成为该协会的第一批正式会员。协会与各华人社团建立并加强联系,为社团举办法律座谈会,在法国华人商家集中地举办法律公益咨询,解答海关、税收、侵权、店铺买卖及转让、商业租约需要注意的事项等常见商业疑难问题,也对在法华侨华人就税收上报、申请居留、移民等各方面问题给出专业的建议。协会的系列活动既使在法华侨华人从中受益,华侨华人律师们也借此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

  此外,进入21世纪后,欧洲华侨华人涉足的行业越来越广泛,而与此相应,华侨华人的新业缘社团也不断涌现。例如,2001年起,在欧洲各国陆续成立的中资企业协会;2012年11月17日成立的西班牙华人农贸协会等。

  政治类社团的双向认同

  随着欧洲华侨华人自身经济地位提高,与当地社会交往增加,在突破了经济能力和语言文化能力两大局限后,参政意识在不同国家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成效也逐步显现。越来越多华侨华人从切身经历中认识到,参政议政反映诉求是争取自身权益的必由之路。

  进入21世纪后,欧洲华侨华人新组建社团在政治上呈现两大分野:一是以深层次参与当地国政治为导向;另一则是认同祖(籍)国政治,并以参与祖(籍)国政治活动为主要宗旨。

  例如,2006年10月31日,由英国著名华人律师李贞驹和伯乐基金会创立者王金华联合发起,在英国上议院启动了“英国华人参政计划”,标志着英国华人更积极投身英国政治的新起点。参政计划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一,加强组织建设,建立政党联系。其二,服务参政英才,拓宽竞选渠道。其三,广泛宣传发动,维护华人权益。

  “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于1999年,其活动范畴遍及世界各地,在全球反独促统运动中发挥了特殊作用。2000 年8 月26 日,由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起的首次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德国柏林拉开帷幕,大会一致通过了《呼吁全世界中华儿女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努力奋斗》宣言。这是在全球华侨华人反独促统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柏林大会”。自柏林大会之后,欧洲中国和统会又陆续在莫斯科、维也纳、布达佩斯、罗马、马德里举办了五次全球华侨华人反独促统大会。

  综上所述,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华侨华人在欧洲及世界华人舞台上均表现出空前主动、积极的态势,欧洲华侨华人已不再是一个沉默的群体,尤其是伴随着社团总量激增而出现的三个并行不悖的双向发展趋势,为我们揭示出若干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笔者以为,下述三对矛盾应当予以重视。

  第一,华人领袖资质个体化与华人社团构建多元化的矛盾。虽然进入新世纪以来欧洲多数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华人社团都十分重视制度化建设,但是,社团领导人依然是当今华人社会中的“关键少数”,其影响不容低估。华人社团是志愿性组织,社团领导人一般既无先赋性权威,亦无制度性支持,故而其个体的人格魅力、思想水准、事业财富、人脉关系乃至奉献精神等,都对其麾下社团之盛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如何深刻理解并把握族群性社团跨文化运作的特殊性,发挥组织化运作的优势,是华人社团领导人必须应对的挑战。当今海外华人社会的组织构建呈现的是多元化渠道,既不乏依托先赋性的乡缘、亲缘纽带( 包括最传统、最基层的原籍地村缘纽带) ,亦可见依托自致性的业缘、学缘、情缘纽带,与此并行不悖的还有政治性联盟、教友会组织乃至依托网络新媒体建构的朋友圈等。多元化路径寻求有效的社会粘合剂,是当今海外华人社团发展的普遍趋势,也与当今国际社会多元组织架构发展的大趋势相互吻合。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人社团要想有效运转,必须将侨领的个人影响力与社团的组织凝聚力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华人社会族群性联合内卷化与华人利益体制性诉求外在化的矛盾。目前欧洲华人社会的组织化趋势,仍然以“同为中国人”(或“同为华人”)的纵向族群性联合为号召,其所显现的依然是华人移民族群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自成一体的共性。华人社会内部分层,外向划界,真正与当地其他各民族人士结为命运共同体,进入超越族群边界的组织化建构,还只停留于个体化的呼吁和努力之中。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社会交往和群体归属是人的基本需求,早期华人社团的组建宗旨强调守望相助。时至今日,虽然社团内部的互助依然被看重,但通过体制化渠道张扬利益诉求、寻求外部理解与支持的意识已更加鲜明。当代欧洲华人社团的体制化诉求包括政党路径(如英国政党的华人支部),利益集团抗争(如法、西的华人鞋业协会),法律维权(如西班牙“帝王事件”之应对),直至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如巴黎华人2010 年的反暴游行)。在欧洲民主制度的框架下合理合法地组织起来,通过体制化渠道争取权益的走向,值得关注。为了在体制内合情、合理、合法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华人社会必须摆脱封闭性,和所在国其他族群多交往,增进彼此的理解与信任。

  第三,华人组织实体化与华人社区虚拟化的矛盾。传统华人组织是以面对面交往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具备实体性。作为欧洲政治体制中合法的民间社团,华人组织可以发挥众多社会功能,从整合华人社会民间资源,动员社会力量从事社会服务,到代表华人社会的利益表达和权利申诉,乃至在必要时向国家公共权力机构施加影响以维护自身利益,对权力机关进行监督,充当早期预警机制,如此种种都还有着欧洲华侨华人社团可以大力拓展其社会功能的广阔空间。社团是民主政治体制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社会力量,欧洲华侨华人社团正在进一步提升、完善其特有社会功能的道路上前行。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由于新媒体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各种网络服务建立联系,虚拟社区在华侨华人当中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它们主要以在线交往为基础而形成,其中既有基于熟人关系的大大小小的微信朋友圈,也存在允许成员匿名登录的众多网上社群。与实体性的华人组织相比,虚拟性华人社区在成员范围上更加广泛,在交互上更为灵活,在聚散上更为不可预测,在动员力量上更有效度。虽然实体性的华侨华人组织有不少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但其中能够及时保持更新的仅为少数,远远跟不上形势变化的需要。鉴此,华侨华人组织和华人社区理应沿着“融媒体”的方向加强彼此协作,发挥各自优势,增进整体功能。

  (作者系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暨南大学特聘教授,本文节选自其著作《欧洲华侨华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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