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乡”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内涵丰富，地域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也是中国侨乡研究最基础的学术问题之一。

　　概念：从乡土到学界

　　笔者所见“侨乡”一词至迟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1946年12月出版的晋江《南侨校刊》在“庆祝开校及新校舍奠基礼讲话特辑”中提到“提高侨乡的文化水准”“改进侨乡的社会”；1947年9月《开平华侨月刊》“关如春执笔”一文也有“侨乡——四邑”的提法。福建、广东这两本侨刊不约而同出现“侨乡”的概念，说明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侨乡”的文化特征已经引发关注并得到表达，也说明一种新的文化认知和文化自豪在当地精英人士心目中逐渐成形，他们已经意识到所在乡村的文化形态与非侨乡乡村文化形态的区别。

　　“侨乡”进入社会主流话语体系，大致是在20世纪50年代。1950年6月司徒美堂在政协全国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发言稿，文中有“广东侨乡”“四邑和中山等侨乡”的提法。这是目前笔者所见“侨乡”最早在国家话语体系中的表达。1958年《侨乡报》在福建问世，编辑还出版了《侨乡故事》介绍福建侨乡风情风貌。1959 年《高鹤侨刊》开设“侨乡消息”专栏。这一时期“侨乡”成为广东、福建的通用语，“闽粤侨乡”在学界也比较流行了。

　　改革开放之初，中山大学与境外高校联合开展台山侨乡研究项目，极大唤起了学术界对侨乡研究的重视。1981年华侨华人学术会议上，中山大学黄重言提交的《试论我国侨乡社会的形成、特点和发展趋势》一文，是改革开放后学者首次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专题论述侨乡，展示侨乡特殊性的重要成果。

　　先有华侨，后有侨乡；先有“华侨社区”，后有“侨乡”社会。“侨乡”概念相比“华侨”概念进入社会话语体系和学术界的时间差，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也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

　　侨乡：近代形成的地域文化

　　从侨乡形成机制的角度考察，海外移民在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大规模合法往来，给迁出地带来大量的资金流、物质流、信息流、文化流，为迁出地从传统乡村转型成侨乡提供新的发展动能，是侨乡形成的必要充分条件。

　　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唐宋以来就有商人出洋谋生开展贸易，明清海禁的环境下依然不绝，形成为传统。海外移民输出地从中国传统乡村演变成为“侨乡”，应该以19世纪60年代初期为分界线，即“侨乡”形成于清同治初年。同时，各侨乡因地理位置、移民规模、侨汇数量和侨居地文化等因素影响，形成的时间先后有别。

　　根据广东地方文献，其时的“侨乡”已经与周边传统乡村的文化面貌有了显著区别，外来文化影响了当地民众的衣、食、住、行，中外文化交融成为这些地方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这就是中国侨乡文化的本质特点。

　　跨界: 侨乡的地域结构

　　如果说“华”与“侨”两字的结合，重心在海外，专指特殊的人——侨胞；那么“侨”与“乡”两个字的结合，重心则在国内，专指特殊的乡村。“侨乡”之“侨”，取“客”“旅”这种特殊中国人之意；“侨乡”之“乡”，则特指“侨”的输出之地。简言之，侨乡是华人的祖籍地、华侨的家乡、归侨侨眷的聚居地。人、地结合，地域性是侨乡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从地域文化的形成考察，中国侨乡文化形成时间晚。这是其在中国地域文化领域第一个鲜明的特点。与诸如三晋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传统地域文化”相比，侨乡文化要年轻得多，至今只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

　　从地域文化的分布考察，中国侨乡文化具有跨界性。中国的“侨乡”从空间上考察，有稳定的地理范围和区域界线。今天中国沿海、沿边或内地的侨乡，有的以行政县为单位，有的以地级市为单位，大致可以从行政区划勾勒出一个侨乡的地理边界和地理空间形象。比如广东的43个重点侨乡、福建的20个重点侨乡、广西的14个重点侨乡、海南的6个重点侨乡都是以行政的县、市(区)为地域单位。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突出的现象，侨乡与行政区划并非完全对应，行政区划往往因时而变，侨乡作为一种文化地理现象是相对稳定的，常常跨行政区划范围。比如广东五邑侨乡是由古代的五个县(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组成，演变到今天成为江门地级市。再如广东潮汕侨乡原来是一个“府”，今天被分为汕头、潮州、揭阳三个地级市。尽管历史上行政区划多变，但是从文化地理意义来看，侨乡民众认同的侨乡空间形态还是比较稳定而统一的，不会随着行政区划的改变而模糊。这是从文化地理和政治地理的联系与区别中，观察到的侨乡地域文化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侨乡文化具有类似三秦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等中国地域文化的特点。

　　此外，受国际移民流动这种独特形成机制的影响，中国的侨乡文化不受地域空间的限制，是在不同区域内形成和发展的，只要有海外移民的动因、移民的渠道，不同地域的民众都可以离乡出洋从而形成侨乡。广东、福建、广西、浙江、云南、海南省内的一些区域近代以来形成了侨乡；改革开放后，内地以及西南、西北、东北沿边地区也因为海外移民的因素出现了现代侨乡。从全国范围看，这些侨乡在地理空间上绝大多数是相互间隔的点状分布，个别侨乡在地理空间上相连。比如，广东珠江三角洲有五邑侨乡，粤东有潮汕侨乡，粤东北有梅州侨乡；潮汕与梅州两个侨乡地理相连，潮汕侨乡又与福建的泉漳厦侨乡在地理上相连。中国侨乡这种地理分布上的跳跃性、间隔性是传统地域文化所不具备的，是其又一个鲜明的地理特点。

　　从地域文化的多样性考察，中国侨乡文化具有差异性。侨乡文化是近代在传统地域文化区的基础上形成的，势必受到传统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各地侨乡的本土文化是侨乡文化的源流之一。广东、福建、广西、浙江、海南等传统侨乡本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福建是福佬文化，广西是古壮文化，海南是苗黎文化，浙江是越文化。中国最大侨乡的广东，各侨乡的文化底色也鲜明各异，五邑侨乡的文化底色是广府文化，潮汕侨乡是闽南的福佬文化，梅州侨乡是客家文化。各地侨乡本土文化的底色不仅对其海外移民的心理、行为产生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对各侨乡的文化面貌发挥着文化基因的塑造作用，使各地侨乡表现出文化的多样性。

　　融合：侨乡的外来文化类型

　　与传统地域文化相比，晚起的中国侨乡的文化源流除本土文化之外，更有大量的海外文化传入，在塑造侨乡文化形态方面，外来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也是与传统地域文化有明显区别的地方，而海外移民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传播者、推动者。

　　从相关文献记载来看，广东各地侨乡的侨乡文化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出洋者众，海外移民返乡现象普遍，人口流动性强。其二、侨汇大量流入，成为侨眷重要的生活来源。其三、从物质到观念、行为，侨乡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四、侨乡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从中国传统乡村经济单一对土地的依赖，转向对侨汇依赖与土地依赖并重，甚至前者冲击动摇着对后者的依赖，输血型经济模式逐渐形成。中国侨乡中侨汇最多的台山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典型。

　　在这些“风气大变”的背后，是“欧风东渐”“洋风四颠”新颖潮流带来的物质文化、观念文化对侨乡的冲击。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塑造了侨乡不同于中国传统乡村的特殊文化内涵和文化形态。

　　从国际地域文化差异角度审视侨乡的外来文化因素，还要看到各个侨乡海外移民分布的地域性对外来文化结构的影响。广东四大传统侨乡的海外移民分别聚居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潮汕、梅州和泉州、漳州、厦门的海外移民集中分布在东南亚，五邑的海外移民主要分布在美洲、大洋洲，尤其是北美洲。海外移民地理分布的差异性，自然形成了外来文化的地域性。简言之，潮汕侨乡、梅州侨乡、泉漳厦侨乡接受的外来文化主要是东南亚文化，五邑侨乡接受的主要是欧美文化。这是中国侨乡外来文化的基本地域结构特点。

　　从社会发展的进程再深入考察广东四大著名侨乡外来文化的性质，还可进一步看到，东南亚文化对潮汕侨乡、梅州侨乡、泉漳厦侨乡的影响，与当地福佬文化、客家文化的交流，我们称之为“同质的农耕文明交流”；欧美文化对五邑侨乡的影响，与当地广府文化的交流，我们称之为“异质的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交流”。这是中国侨乡外来的东南亚文化类型和欧美文化类型的重要区别，这种区别分别带来了四大著名侨乡的乡村景观等不同表现，带来了各地侨乡文化风貌的多样性。

　　(作者分别系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讲师、教授，文章原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本刊摘登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