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90 年代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过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快速发展，迎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特别是21 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本文从华侨华人的人口统计特征、华侨华人社会内部的差异性与认同的多元性、与祖(籍)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及其在居住国的地位不断提高四个方面，详细解读21 世纪以来海外侨情的变化，并对后疫情时代加强华侨华人研究进行思考。

　　人口统计特征的巨大变化

　　从人口统计特征来看，华侨华人的人口规模、来源地分布、居住地分布、国籍身份构成、性别构成、移民类型以及教育水平与职业流动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人口规模成倍增长。21 世纪以来，华侨华人的人口规模成倍增长，与20 世纪90 年代相比，翻了一番。20 世纪9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华侨华人规模为3000 多万人；根据庄国土估算，2007—2008 年，华侨华人人数超过4543 万人； 2014 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华侨华人人数为6000 多万人。

　　来源地遍及全国各地。近代历史上，中国移民来源地以闽粤沿海地区为主，广东、福建成为海外移民众多、侨务资源丰富的第一、第二大侨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国政策的日益宽松，全国各地民众通过留学、技术、投资、婚姻、务工等渠道走向国外，掀起了经久不衰的移民潮。海外移民现象不再局限于闽粤等地区，而是遍布全国各地。华侨华人的来源地发生了深刻变化。

　　地域分布更加广泛。根据国务院侨办2014 年公布的数据，华侨华人分布在198 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东南亚、北美、澳洲等传统移居地华侨华人数量激增，非洲、拉美、欧洲等地中国移民也日益增多；移民目的地也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同样吸引着中国移民的目光。

　　国籍身份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二战后，特别是1955 年中国宣布取消“双重国籍”政策后，海外华侨特别是东南亚华侨，纷纷加入所在国国籍，成为当地国公民，华侨社会转变为华人社会。虽然仍有一部分人保留中国国籍，但所占比例不大。此后几十年中，在当地国出生、成长的中国移民后代，大多一出生就是当地公民，而不是中国的“侨民”。改革开放后，虽然出现了新移民群体，但其规模只有1000 多万人，而且这一群体并不都是“华侨”。6000 多万华侨华人中，华侨约600 多万，外籍华人约5000 多万。也就是说，90% 为外籍华人，华侨只占10%。华侨华人的国籍身份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

　　性别构成上出现“女性逐渐增多”趋势。近代历史上，中国的海外移民以男性为主，女性移民很少，华人社会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形成了著名的“单身汉社会”。改革开放以后的出国潮中，女性的存在越来越显著。她们不只是以“家属”等附属身份移居海外，更多的女性以独立移民的身份实现了跨国迁移，从而改变了华侨华人社会的性别构成。虽然没有系统数据，但不少资料显示，华侨华人社会性别比已趋于平衡。在一些国家女性人数已经超过了男性。

　　移民类型更加多元化。老一代移民以低技术劳工为主，而新移民的类型则日益多元化，涵盖了留学、技术、投资、家庭团聚、婚姻、劳务等国际移民的所有类型。

　　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与职业的向上流动。华侨华人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甚至超过当地的平均水平，在欧美发达国家也是如此。首先是新移民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即使从农村出国者大多也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其次是通过留学而留居者更是高学历人才，技术移民，包括不少投资移民，也都是高层次人才。再次，由于华人重视教育，出生于当地的华裔教育水平更是普遍高于当地平均水平。

　　教育水平与职业流动密切相关。随着华侨华人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其职业也越来越多元化，实现了向上的流动。

　　内部关系的变化：差异性显著与认同多元化

　　一方面，整体而言，华侨华人社会在人口统计特征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不少新特点；另一方面，其内部的各种差异性也越来越显著。同时，内部的差异性也使华侨华人的认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多元化趋势。

　　内部的差异性日益显著。几千万华侨华人虽然具有相同的族群背景，但他们并不是一个高度同一性的群体，而是具有各种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性越来越显著，包括来源地差异、居住地差异、语言差异、阶层差异、代际差异、新老移民差异等多个方面。

　　认同的变迁与多元化。国际移民的认同问题十分复杂，不仅包括对祖(籍)国的认同，也包括对居住国的认同；不仅包括国家认同、政治认同，也包括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等多层面认同；不仅涉及自我认同，也涉及他者认同等。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同样如此，具有复杂性与多元性并存、持续性与变动性交织等特点。

　　学界普遍认为，二战以前，海外华侨以认同中国为主，他们大多数人最终是要落叶归根、衣锦还乡的；二战以后，特别是1955 年中国放弃“双重国籍”政策以后，随着海外华侨大多选择加入当地国籍，成为当地国公民，他们逐渐落地生根、融入当地，以认同居住国为主，华侨社会转变为华人社会。进入新世纪以来，华侨华人的认同越来越多元化，既不完全是落叶归根，也不完全是落地生根，而是出现了归化、跨国、循环、回归等多种形式并存的认同状态。归化当地者有之，落叶归根者有之，跨国流动者有之。

　　与祖(籍)国关系的变化：联系更加密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国际冷战格局和西方阵营对中国的封锁，中国的海外移民基本停止。再加上历次运动，特别是“文革”期间极“左”路线的干扰与破坏，海外关系被视为“反动关系”，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基本中断。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侨务战线的拨乱反正，海外关系被视为“好东西”，是中国打开大门与世界交往的桥梁与纽带，华侨华人重新恢复了与祖(籍)国的各种联系。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发展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各方面的联系与交往也日益密切，对祖(籍)国的认同不断增强。

　　华侨华人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从吸收外资来看，根据笔者对有关数据的梳理，1979 —2017 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总计超过90 万家；累计利用外资额近2 万亿美元。其中，海外华商(包括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对中国的投资占有重要地位，华商投资一直占中国吸收外资的60% 以上。从接受侨汇来看，中国的侨汇收入从1982 年的6.16 亿美元增长到了2018 年的674 亿美元，增加了100 多倍。侨汇是中国外汇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从公益捐赠来看，自改革开放至2017 年，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向中国公益事业的捐赠累计超过1000 亿元人民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的慈善捐赠呈现出捐赠热情和数额持续高涨、捐赠地域和领域不断扩大、对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捐助引人注目等特点。一方面，华侨华人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机遇，其自身事业也得到了发展。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实现了良性互动，互利共赢。

　　海外侨胞在祖国的政治参与。除了经济社会方面与祖(籍)国联系日益紧密外，海外侨胞在祖国的政治参与也越来越积极。中国政府也为他们创造了更多的参政议政渠道，发挥其建言献策的作用。从政协层面来看，2001 年，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首次邀请海外华侨列席会议。从2004 年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开始，扩大邀请范围，邀请华侨代表列席政协会议。2001 —2019 年，全国政协连续19 年邀请海外侨胞列席全国政协大会，共邀请来自80 多个国家的592 位海外侨胞列席政协会议，而且受邀的人数和涵盖的国家总体呈增长趋势。从人大层面来看，华侨参政议政也有新的突破。2014 年，广东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首次邀请在广东投资、工作、居住或祖籍广东的10 名华侨列席，开创了华侨列席人大会议的先例。2020 年，浙江也首次邀请华侨列席省人大会议。

　　以祖籍地为联结纽带的社团网络的构建与强化。21 世纪以来，侨情变化的另一个显著趋势是以祖籍地为联结纽带的华侨华人社团网络的构建与强化。华侨华人社团网络体现出世界性与地方性、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趋势。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强。由人数众多的广东、福建籍社团的联合，发展到很多省籍社团的联合。由最初多在东南亚各地举办活动，发展为回到祖籍地举办，特别是近些年来，经常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举办，体现出跨越地域的全球化特点。

　　与居住国关系的变化：地位不断提升

　　华侨华人不仅为祖(籍)国的革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同样为居住国的各方面发展贡献良多。然而，长期以来，他们的贡献不仅得不到居住国主流社会的承认和肯定，反而在居住国遭遇了各种歧视、排斥与迫害。随着华侨华人教育水平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中国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的社会地位不断改善和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审视华侨华人的地位和贡献。

　　政府层面为历史上的“排华”罪行道歉。历史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都曾在国家层面和法律层面进行“排华”。虽然后来相继废除了“排华”法，但一直没有就这种对华人的歧视与不公平公开道歉。进入21 世纪以后，这些国家相继就历史上的“排华”罪行向华人进行道歉。这是华人不断融入主流社会、积极争取自身权益以及中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等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

　　参政意识不断增强。海外华人曾被视为“经济动物”和“沉默一族”，他们不关心政治，缺乏参政意识和参政热情，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不能很好地为自己发声。进入21 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特别是欧美国家华人的参政意识近年来不断提升，参政纪录不断被刷新。

　　华侨华人的贡献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近年来，不少国家重新审视华侨华人对当地的贡献，并且通过多种形式予以表彰和肯定。一是通过设立专门节日，肯定和表彰华人对当地所做的贡献。二是肯定华侨华人的创业精神及其为中外友好所做的贡献。三是华侨华人在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等各领域取得的成就日益获得当地主流社会的肯定。

　　结语：后疫情时代加强华侨华人研究的几点思考

　　21 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生的诸多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居住国因素、祖(籍)国因素、国际关系以及科技发展等工具性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及其认同的选择，影响着侨情的发展变化。如何应对侨情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后疫情时代海外侨情出现的新情况与新挑战，需要我们特别关注与思考。

　　客观理性认识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当前，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而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使这种变局加速发展，对世界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等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也给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华侨华人不仅在生活与生产经营上受到严重影响，而且由于疫情的政治化和污名化，他们在当地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种族主义歧视与排斥，其生存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此外，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使一些西方人在心理上不平衡、在心态上不甘心，纷纷举起了所谓“中国威胁”的大旗，“中国威胁论”沉渣泛起，不绝于耳。所谓“中国问题”成为一些国家政客屡试不爽的拉拢选民和博取民众眼球的议题。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增强，这是开展华侨华人研究应该加以重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严格界定和区分相关概念。应严格界定与区分“华侨”与“华人”的概念，并审慎思考“华侨华人”与“华人散居者”这一术语的接轨。虽然我们通常将“华侨华人”放在一起使用，但二者有严格的法律区别，因此，必须严格界定与区分二者之间的概念。鉴于华侨华人问题的敏感性与复杂性以及政策法规的适用性，对这些基本概念的认识和把握应该成为学术研究与开展侨务工作的“通识”。

　　从国际移民视角审视和看待中国的海外移民和侨务工作。应从国际移民的视角看待中国的海外移民，消除偏见误解，为中国移民正名，为中国侨务工作正名。对中国移民与中国侨务工作的偏见、误解甚至歪曲，比如“中国移民威胁论”“中国政府索取论”“中国侨务干涉论”“海外华人不忠论”“海外华侨缺席论”等谬论应该给予澄清与纠正。

　　首先，无论是从移民人数还是从移民性质看，中国的海外移民都是居住国的财富而非负担，更不是“威胁”。其次，注重发挥海外移民的作用是国际社会的普遍作法。全世界70 多个国家都有侨务机构，都重视海外移民的工作，重视加强与海外移民的联系，注重发挥海外移民的作用。第三，国际移民的认同本身就是复杂多元的，是“多元共存”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祖(籍)国的认同和情感并不意味着对居住国的“不忠”。最后，正确认识华侨华人的贡献与作用。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海外侨胞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发挥了独特作用。海外侨胞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没有“缺席”祖(籍)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就居住国而言，虽然华侨华人对居住地的贡献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一定的认知与肯定，然而，他们仍然经常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歧视、排斥和不公平待遇。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华侨华人在世界各地遭到的种族主义歧视更是越来越多，成为被抹黑和“甩锅”的对象，其生存发展面临更多的挑战与困境，需要我们特别关注与研究。

　　(作者系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文章节选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