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学术期刊《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由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主办，是国际移民学术界最重要的期刊之一。2003年第3期的《国际移民》以“理解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人口迁移”为主题出版了特刊(以下简称“2003特刊”)，这是该杂志1961年创刊以来首次聚焦欧洲华人问题。时隔17年，2020年第3期的《国际移民》杂志再度出版了聚焦同一主题的特刊(以下简称“2020特刊”)。本文拟通过对两本特刊要点的比较和分析，梳理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华人社会在人口结构、经济活动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发展变化，通过欧洲华人研究新热点探讨欧洲华人社会新动态。

　　一、欧洲华人人口流动新动态

　　1.21世纪初叶欧洲华人社会新成员

　　2003特刊追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公民护照申领及相关出入境政策的演进过程，指出当时中国农村与欧洲国家之间劳动力收入的巨大差距是人口向欧洲流动的重要驱动力，简要概述了当时中国大陆出国留学潮的规模和影响，并强调，“在未来几年，预计从中国到欧洲的移民将继续增加”“中国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可能会给欧洲增加非正规移民的压力。”

　　仅仅相隔17年，2020特刊的作者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欧洲中国新移民在来源结构、迁移动因、迁移路径、自身素质及人口规模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与此前某些学者和媒体的预测却大相径庭。

　　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中国走上了经济高速增长、全球影响力大幅提升的快车道。然而，同期之欧洲则不然，延续多年的严重老龄化令其一直引以为豪的社会福利体系不堪重负，接踵而至的2008年金融危机、2015年难民潮等更是挑战不断。在此大背景下，欧洲各国政府的移民政策不得不在人道主义、人力资源需求和公众的反移民情绪中艰难寻求平衡，其结果：一是各国携手更严格地控制非正规移民流动；二是相继修订或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吸引年轻人及高技能、高资产移民的新政。如此动向，令人意想不到地为走上“富起来”道路的中国潜在移民提供了特殊的迁徙通道。2020特刊中的系列论文正是这一最新动态的直接反映。

　　皮奥特•普莱瓦(Piotr Plewa)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人移民欧洲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后提出：2016年是中国新移民结构发生转折的一个明显拐点，在此之前，从中国到欧洲的新移民主要以来自浙江、福建的无专业技能的农村人口为主，但自2016年开始，进入欧洲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引人注目地超过了前者。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使得更多父母有能力将子女送往国外接受教育。而在欧洲一方，当地教育机构无不关注到中国这个迅速增长的“生源市场”，有的直接进入中国建立留学代理机构，有的简化或放宽学生签证手续。2020年数据显示，在欧洲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总量达到20万。而且，由于欧洲对年轻高技术移民的需求，欧洲企业纷纷对在欧洲完成学业的优秀中国留学生敞开欢迎之门，此举既能缓解欧洲劳动力结构的老龄化，也有望降低高昂的跨国招聘成本，尤其是那些希望拓展中国市场的欧洲企业，更是注重吸收能在中欧不同文化间游刃有余的留学生。

　　随着中欧经贸合作不断推进，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建厂或并购当地企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德、英、法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为应对困境而逐步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另一方面，欧洲良好的经济、法制基础也对正在瞄准世界市场的中国企业具有很大吸引力。数以千计的中资企业进入欧洲，带动了管理人员、技术员工及其家属的人员流动，在欧洲的中资园区形成了外派中国人员的小社区，形成既往欧洲从未出现过的新现象。

　　2020特刊中关于葡萄牙“黄金签证”一文，则专门剖析了吸引中国投资移民的做法。葡萄牙于2011年正式推出了被称为“黄金签证”的投资换居留政策，宣布欧盟之外国家公民向葡萄牙投资100万欧元，或创造10个以上工作岗位，或购置价值35万欧元以上的房产，即可获得葡萄牙居留权，继而可通过“家庭团聚”申请家人移民葡萄牙。该政策自2012年正式实施。

　　总之，从数以万计的小学、中学到大学本硕博等不同阶段的中国自费留学生，到伴随着数以千计中资企业入驻欧洲而带动的中国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朝欧洲不同国家的流动，再加上受欧洲“黄金签证”政策吸引而出现的投资移民，构成了21世纪初叶之后欧洲华人社会的新成员。

　　2.欧洲华裔青年迁移新动向

　　2020特刊还关注到出生、成长于欧洲的华裔青少年向中国大都市迁移的新动向。根据西班牙学者爱玲(Irene Masdeu Torruella)的研究，她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一批在西班牙大学获得学位后选择“回归”其父母祖(籍)国创业、就业的华裔青年。她指出，今日高速发展的中国对欧洲华裔青少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拉力，促使他们在欧洲和中国之间重构自身的跨文化定位。她注意到：当年他们的父母曾历尽千辛万苦离开浙江农村到西班牙立足，如今这些出生成长于西班牙的子女却着意回归到他们父母当年无论如何也要离开的土地。由此可见，时隔仅仅一代人的反向流动，既是中国经济崛起和西班牙经济相对衰退的折射，更是当事人基于身为华人之归属感和自豪感而作出的理性抉择。

　　2020特刊所探讨的这些新的迁移动向既迥异于2003特刊的关注点，同时也显示出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短短二三十年间，中欧之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变化影响了欧洲华人的人口流动，进而重塑着欧洲华人社会的人口结构。

　　二、欧洲华人经济活动新动态

　　欧洲华人的经济活动是2003和2020两本特刊的重要内容，但两者之间的差异同样发人深省。

　　1. 21世纪初叶欧洲华人创业经营领域新拓展

　　2003特刊指出，虽然发达国家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但是，诸如服务业、建筑业等充斥脏、难、险岗位的行业却为本土所必不可少，故而成为外来劳动力的主要就业领域。十多年之后，欧洲华人的经济活动显现出一系列新变化，在欧洲华人中成长起一批与时俱进的企业家，他们的创业领域除了传统的餐饮和以华人群体为主要客户的服务业之外，一大批以当地市场当地民众为主要经营对象的企业应运而生。2020特刊关注到如下新变化。

　　其一，中国自身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在欧洲的中国新移民提供了跨国创业的新机遇。2003特刊已经注意到世纪之交在南欧和东欧开始出现具有一定规模的批发、出售“中国制造”商品的华人商贸企业。然而，华人大型商城真正高速发展是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后。在巴黎、罗马、马德里、巴塞罗那、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莫斯科、贝尔格莱德等重要城市，一座又一座能够容纳数百甚至近千商铺的大型华人商城相继出现，丰富的中国商品以欧洲华商为中介走入了欧洲寻常百姓家。

　　其二，意大利华人在普拉托成功构建起“快时尚”制衣一条龙产业链。有关统计显示，1993年在普拉托登记的华人企业有212家，2011年已猛增至4388家。根据2019年普拉托市政府的数据，当地正式登记在册的华人有24906人。由于普拉托产品可以就近迅速进入欧洲市场，实现了华人快时尚产业与欧洲服装市场的无缝对接。

　　其三，在意大利，当地华人接手原本完全由意大利人经营的咖啡吧是另一引人注目的新趋向。遍布意大利城市社区、以邻里住户为主要顾客群的小咖啡吧一直被认为是意大利城市文化的重要表征。2008年危机后，在意大利经济下滑的同时，似乎在不经意间，越来越多华人成为这些小咖啡吧的新老板。此事曾遭到一些意大利右翼势力的攻击，认为华人接管咖啡吧威胁了意大利传统文化。然而，意大利华人接手社区咖啡吧后，不仅“萧规曹随”遵从当地传统经营模式，而且维护咖啡吧作为本社区中老年居民交流空间的基本功能。大多华人咖啡吧经营者都能掌握意大利语言文化，热情与民众交流。研究者进而指出：华人咖啡吧经营者不仅不是“威胁意大利文化的外来侵略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意大利传统社区咖啡吧文化守护者的特殊角色。

　　2.欧洲华人经营模式新变化

　　比较2003和2020两本特刊，并基于笔者在欧洲的实地调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欧洲华人的经营模式正在突破原先“族群企业”(ethnic enterprises)或曰“族群小生境”(ethnic niche)的单一性，朝向更多地为当地增加税收、增加就业岗位的方向发展。

　　以2020特刊中《欧洲雇员的中国模式》一文为例。该文首先剖析了在捷克投资办厂的富士康经营模式的演变。创立于中国台湾的富士康是最早投资欧洲的中国企业之一。富士康在捷克建厂之初，主要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均从中国深圳富士康调派，同时也选派捷克中层人员到深圳富士康受训，然而，实践证明，简单套用深圳的经营模式在欧洲基本水土不服。几番博弈之后，捷克富士康一是减少从中国调派管理人员，二是雇佣捷克周边如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移民工人，后来又雇佣了来自亚洲如越南、蒙古的移民工人。几经调整适应，如今作为一家华商企业的捷克富士康工厂，从管理层到普通员工都呈现出多民族结构的趋向。

　　上文接着追溯了普拉托华商制衣厂经营模式相似的发展轨迹。在普拉托华人制衣业起步之初，从老板到雇工清一色都是华人，其经营模式也是以厂家一体、加班加点、计件取酬为特点。然而，时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后期，普拉托华商制衣厂员工的族裔构成也已呈现出多元化结构：既有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和非洲的移民做着仓库搬运等体力活，也有许多其他族裔人士在从事专业服装设计、制版、会计、营销等工作。

　　研究者进而指出：人们曾经习惯于将欧洲的华商企业认定为“族群企业”，似乎此类企业只雇佣华人，按“中国模式”运营。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移民企业家的目的并不是要复制、维持一个本族裔的工作环境，而是要像本地企业家那样实现利润最大化。当本族裔雇员和原本习惯的运营模式不再能满足其牟利需求时，他们就会作出适时改变，因此，并不是族裔化，而是资本牟利才是构建或调整移民企业运营模式真正的原动力。

　　三、欧洲华人政治参与新动态

　　在2020特刊中，陈秀琼(Emilie Tran)和庄雅涵(Ya-Han Chuang)以巴黎华人在2010年之后为维护自身权益而举行的五次大规模集体行动为例，着重剖析华人社群如何提升依法维权意识，及华人维权行动的社会影响，展示了“不再沉默”的法国华人运用和平示威以维护权益的新趋势。

　　作者在文中重点探讨了第一代华人移民与华裔新生代在组织抗议活动中表现出的不同行动思路。根据作者分析，前者突出强调“中国人受到攻击”，而后者侧重于强调普适的“人权”和“正义”；前者游行时大多数人高举的是五星红旗和中文口号牌，后者则更多地与法国当地的非政府组织携手，大多数人高举的是法国国旗和法文口号牌；前者行事较为谨慎小心，确保和平集会，后者则较为大胆激烈，甚至出现与警察的肢体冲突。作者认为，五次抗争性集体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果，华人区的华商和居民成立了以维护社区安全为主旨的社团组织，法国警方也主动与华人维权社团建立联系，共同促进包括华人区在内之大巴黎的社会治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欧洲华人移民在当地国外来移民总量中所占比例一直极为有限，而且，因为华人移民大多不是直接进入当地国劳动力市场，而是埋首于具有族裔标签的中餐馆或加工坊，故而在当地人心目中，华人一直被看成是一个自给自足、逆来顺受、对外封闭的小群体。然而，随着欧洲华人群体结构和经济实力的显著变化，华人社群与当地社会的各类联系大幅拓展，与各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博弈相继突显。因此，无论是华人的主观意愿或是其所身处的客观现实，都决定了他们不再可能沉默，只能选择集体行动维权的必由之路。

　　四、三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欧洲华人社会历史性变迁的比较和分析，本文提出如下三点思考。

　　1.公民权商品化的趋势和影响

　　西欧曾经一再以“人道主义”为移民接纳的重要原则，许多西欧人曾经“把接收移民看作一种施舍行为”，为此，二次大战后尤其是冷战时期的西欧曾经接纳过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同时也对“家庭团聚”类的人道移民网开一面。然而，时过境迁，尤其是2008危机之后，欧洲多国相继对移民签证明码标价，移民接纳成为吸引外资外企减缓本国经济危机的特殊路径，2020特刊中论及的葡萄牙“黄金签证”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随着新自由主义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移民治理模式的理论主导，资本持有人得以用手中的钱财铺就改变自身政治隶属国的道路，进而获取作为入籍国公民能够拥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权益。伴随着公民权商品化趋势可以预见到，某些人的国籍选择、某些国家的入籍规定将更加工具化、弹性化或情境化。如此趋向，对于立法执法之主权国，对于移民之个人和家庭，对于移民之原籍国等方方面面可能造成的长远影响，无疑值得追踪观察与探讨。

　　2.移民跨界生存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偶然与必然乃辩证的统一：无论是开中餐馆还是开咖啡吧，都是移民从当地市场当下的可能之中寻找得以生存、发展的空间；无论是雇佣“自己人”还是雇佣他族员工，都是企业家基于资本牟利之本质性驱动的运营方式；无论是移民欧洲还是回流中国，都是当事人对欧、中就业市场机会成本进行比较之后的理性选择；至于是低调行事、逆来顺受还是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其涉及的因素则较多，包括所在国民主政治的运行机制，华人社群的综合实力，社群领袖或核心人物的认识水准等等。

　　华人移民欧洲似属偶然，而寻求生存发展则为必然，他们需要以自身具有的不同于当地主体社会的异质特长，突破设置在主体社群与外来移民之间的重重屏障去谋求生存与发展。个体命运或许会有许多偶然性，但群体命运的相似性则必然因某些历史性的共同因素作用之而使其然。欧洲华人移民跨界生存发展实乃欧洲不同民族跨界移民的缩影之一。面对欧洲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必然挑战，移民与主体社会的关系随利益相关方的博弈不断调整，无论是必然的延续还是偶然的转化，实际都是移民在融入当地社会进程中推动当地社会形成认可、容纳外来移民的新秩序，“偶然”出现的移民及其生存方式正是在屡屡博弈中步步转化为当地社会“必然”的组成部分，共同促进社会进步。

　　3.嵌于历史情境中的生命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朝向欧洲的人口流动已经历时近半个世纪。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在浙南温州、青田等地骤然涌起的移民潮，到今日遍及中国各地多元构成的新移民流，再到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在欧洲出生成长的华裔当中，出现了与父辈反向的朝向中国的迁移流，不同历史情境中不同代际之不同人生抉择构成的生命历程，同样值得我们通过对史实的积累，对样本的追踪，对个人在不同生命节点的抉择或在同一生命节点上不同群体的不同抉择进行纵横比较，将现象问题化，问题学术化，进而将学术问题抽象升华为超越个别现象、问题的学术理论。(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讲座教授；文章原载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本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