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是全球华人引为骄傲的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被誉为我国“力学之父”。他在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方面取得许多世界公认的开创性成就，因此，他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曾被周恩来总理并称为科学界著名的“三钱”。更难能可贵的是钱伟长还能从战略高度对我国社会发展、政策调整提出独到见解。有人说，钱伟长太全面了，他在科学、教育、政治每个领域取得的成就都是常人无法企及的。而钱伟长却一直说：“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2010年7月30日，钱伟长在上海逝世。他用毕生报国之路诠释了自己的专业：爱国。

　　钱伟长逝世的消息传来，举国悲痛。全国侨界纷纷悼念钱老。钱伟长自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成立至今，历任该协会四届会长。惊悉噩耗，该协会当日即致电钱伟长先生治丧委员会。唁电说：“钱先生的不幸逝世是国家和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也是侨界的一大损失。”“钱伟长先生在担任会长期间，领导并大力支持我会工作，关心海外华侨华人的长期生存和发展，为侨务工作的科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深受海外侨胞的尊敬和爱戴。”国务院侨办主任、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海峰回忆起去年9月3日，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瑞金医院，看望并慰问钱老时的情景。97岁高龄的钱老精神矍铄，他听了李海峰主任的问候非常高兴，连续不断地说：“谢谢！谢谢海峰主任的关心和问候！”李海峰主任向钱老介绍了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将召开第四届理事大会，并向钱老表示，我们还选举您继续担任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钱老满脸笑容地说：“好，好！”

　　钱伟长自1994年起，一直担任广州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名誉校长。学校董事会表示，作为学校的董事长，钱老站在发展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战略高度，倾注全部心血为暨南大学的发展筹划，使海内外的暨南人深受鼓舞与鞭策。暨南大学为拥有钱老这样一位杰出的暨南人而倍感自豪与荣幸。钱老今虽驾鹤西去，但他将永远活在暨南人心中。

　　弃文学理 一心救国

　　钱伟长在科研领域成果颇丰，仅在国际上以钱氏命名的力学、应用数学科研成果就有“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钱伟长一般方程”，“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等。但是，谁能想到他原来是立志学文的高材生。

　　1912年10月9日，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乡七房桥村一个诗书家庭，自幼深受父辈学人诸如国学大师钱穆等的影响，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因此，他少年立志学文。18岁那年，他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但入学后的第三天，即9月18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他毅然做出了一个反常的决定：弃文学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而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政策，说中国战则必败，因为日本人有飞机大炮。听到了这个消息，钱伟长拍案而起，他说：“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

　　当钱伟长找到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申请选读物理系时，吴有训教授感到为难，因为，他物理考试仅得18分。经过一个星期的恳切交谈，吴有训教授被他的爱国热忱打动了，对他说：“那好吧，你先在物理系学习一年，如果到了期末考试，你的物理和高等数学的成绩达不到70分的话，再改学文史不晚。”

　　钱伟长欣然接受了这个条件。那一年，钱伟长除了吃饭睡觉，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扑在物理和数学上。有些疑难问题，请教别的同学也答不出，他就跑图书馆查资料，直到弄通弄懂为止。凭着刻苦精神，他攻克了学习上的一道道难关。一个学年下来，他各门功课的成绩均在70分以上。等到他从清华毕业时，吴有训教授把他收为自己的研究生。

　　毕业后不久，他应考并被录取为中央研究院南京物理所招考的唯一一名实习研究员。同时他还考取了清华研究院物理系的研究生，导师仍为吴有训教授，主攻X光衍射。

　　1935年，北平爆发大规模的“12•9”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钱伟长参加了学生示威游行，之后他还组织清华大学南下抗日宣传自行车队，沿京浦线南下一路宣传抗日。次年1月13日，他们遭南京军警拘禁。经多方营救，钱伟长等才被释放。

　　1937年北平沦陷，他到天津耀华中学任教近一年。1939年初经香港、河内到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热力学。那一年，他考取了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发，船运中断，改派去加拿大。去加行程是英国人安排的，所乘船只要在日本横滨逗留3天。钱伟长和其他公费生一致认为，抗日期间，经留日本有损国格，于是全体愤然离船，把加有日本签证的护照扔到了黄浦江里。后来，英国人道歉说“不知道你们会有如此强烈的爱国心”。

　　1940年8月，钱伟长终于赶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主攻弹性力学。半年多后，1941年5月11日，为祝贺现代航空大师冯•卡门的60寿辰，美国科学界的著名学者出版了一本高质量的祝寿论文集。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爱因斯坦的论文，同时第一次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钱伟长。他的论文提出了板壳理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许多科学家指出，那组方程式为世界首创，被公认为“钱伟长方程”。 爱因斯坦看后感叹：“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1977年，美国出版的一本名叫《板壳渐进解》的书，还把钱伟长的这项工作誉为“划时代的工作”。

　　由于钱伟长的出色成果，多伦多大学于1942年授予他博士学位。就在这一年，他离开多伦多，来到了冯•卡门的门下，在喷射推进研究所任研究员，主要研究课题是火箭。

　　1945年，祖国传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钱伟长的心化作了一枚“火箭”，飞向思念的故土。他郑重地向冯•卡门提出了回国请求，但冯•卡门不愿意放走这个精明强干的助手。过了几天，钱伟长谎称回家探亲，得到批准。

　　1946年5月，钱伟长乘上了从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轮船。由于他在科研中接触了大量军事机密，为了让美方顺利放行，他制造了短期回国探亲的假象：轻装简从，将大量书籍、资料留在了办公室，还在住所预付了半年房租，就连刚刚晋级的薪水也没有领取。

　　回国后，钱伟长应聘为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48年他参与创建北京大学力学系—开创了我国大学里第一个力学专业；出版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开设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养班，该班学员大多成为中国从事力学研究的领军人物。钱伟长为确定我国力学发展方向及力学人才培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就在这一年，友人捎信给钱伟长：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亟愿他回所复职，可携全家去定居并给予优厚待遇。当时因国内薪水太低，不得不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借贷度日。于是，他到美国领事馆申办签证，但在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一栏写有“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钱伟长毅然填上了“NO”，最后以拒绝赴美了事。

　　1949年3月，清华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钱伟长为副教务长兼常委。 1956年钱伟长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和力学教授。此时，教学、科研及教务工作，让他忙得喘不过气，可是，凭着让新中国科技早日腾飞的满腔热情，这几年他还是发表了20多篇高水平科研论文，出版了《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等专著。

　　1957年6月，钱伟长因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对当时清华大学照搬苏联模式的教学思想提出了不同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幸好毛主席保了他，说钱伟长是个好教师，因而没有被赶到北大荒，而且保留教授职位，被允许教书，还发工资。到了1968年，这位56岁的科学家被分配到首都特钢，成了一名炉前工。期间虽不能搞科研，可是他却推导了12000多个三角级数求和公式。其中不少很有实用价值，也是前人所未知的。

　　他还先后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100多个。中苏珍宝岛事件时，由于没有高能电池，我国坦克只能走走停停。他就研究起了电池，做出的电池不仅体积小，而且能量高出原来的8倍多。

　　一些懂行的专家请他开设各类讲习班，而且都是系统讲座，常连续开讲数月至半年，为我国应用数学和力学培养了大批人才。当年的听讲者中不少人已成为我国该领域的学科带头人，甚至成了院士。

　　改革高教 育才兴国

　　在十年动乱中，钱伟长肉体和精神受尽折磨，但他坚信 “一个国家不可能这样长期混乱下去，总有一天要恢复建设”。

　　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1970年，钱伟长有幸接受了接待国际友人的外交任务。 1972年，他又有机会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使他的境遇出现转机。

　　1979年夏，钱伟长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

　　1983年1月12日已经年过七旬的钱伟长接到中央调令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调令是邓小平亲自签发的：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第二天他便只身赴沪，去上海工业大学报到。

　　钱伟长十分珍视中央对他的信任，以独特的眼光和魄力对学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钱伟长认为，大学教育要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综合发展的趋势，教学面宜宽不宜窄，不能把专业看得太重。理工科院校要有中文系，中文系的学生则要学习现代科学基础概论。他首先提出了破“四道墙”的口号，这就是“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破师生之间的墙，破科系之间的墙，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在上海大学，教学楼与教学楼之间全部有回廊连通，学生的宿舍也都是文理科混搭编排。　

　　针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学校还增设了许多新的科系。

　　钱伟长认为，现在知识发展很快，永远也学不完，最好的办法是减轻学习负担，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让学生在实践中磨炼自己。为此他提出了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推行短学期制，精简教学大纲。每年三个学期，每学期10周讲课，2周考试，半周休息，暑假为13周。这样，可以督促教师精简教材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延长暑假，给教师充分的时间备课和进行科研；对学生而言，短学期制的考试很像老学制的期中考试，学生易于准备，更重要的是，学生也有充分的时间参加社会实践。

　　除了短学期制,钱伟长还在全国首次提出并实施：学分制、导师制，给学生提供了充分的学习自主权。

　　出于人才兴国的战略思考，2004年3月12日，钱伟长受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科学家的委托，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建议编研出版《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系列。其宗旨是在整理科学家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他们成功的经验，评介他们的贡献和影响，特别是将科技和人文有机结合，剖析海内外知名华人科技专家和学者之所以成才成家的内外促因，以对科技人才培育体系的优化完善有所裨益。钱老的这项建议受到胡锦涛主席和李长春、刘云山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2006年12月，这个项目被立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获新闻出版总署划拨的国家重大出版项目启动资金，并由钱伟长任总主编，由他推荐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任副总主编。

　　积极参政 助推强国

　　钱伟长既有现代科技知识，又有博古通今的文化底蕴，因此他思考问题总是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的战略意义。

　　1953年，钱伟长即受邀参与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1954年至1956年，钱伟长又花大量精力参与了由周总理亲自领导的制定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为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

　　“十二年科技规划”是新中国建立后由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制定的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规划工作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副总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主持，召集了来自全国各行各业600多位专家、学者，集中住在北京西郊宾馆，费时近半年(1955年秋至1956年春)，确定了57项任务。随后由中国科技界精英中的精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黄昆、罗沛霖、王大珩、马大猷等研讨，提出了6项国家特别重点发展的内容，即原子弹、导弹、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随即决定，建立计算机、自动化、无线电电子学三个研究所和在物理研究所内新建半导体研究室，还从各个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中抽调了一批优秀学生进入研究所、室。钱伟长受命筹建自动化所并任所长。这四大紧急措施不仅是由当时世界科技发展形势所决定，也是代表世界技术革命的标志性领域，而且和当时中央决策的原子弹、导弹的“两弹”计划相一致。到1960年，苏联专家撤离中国以后，更显示出这个规划的超前性、正确性。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当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

　　1977年至1983年间，钱伟长一方面在全国各地举办各种科学讲座，公开发表与宣讲他的科研成果与心得；另一方面，他在内地各省、市、自治区(除青海和西藏外)累计180个城市作了“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的报告，听讲人数逾30万之众。2007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看望钱伟长，说起当年他还是河北省的一个县委书记时，就曾聆听过钱伟长的报告，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亲切地对钱伟长说：“您老也是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创导者。”

　　1983年，钱伟长第一次和费孝通等去长江三角洲考察乡镇企业，一下子就意识到乡镇企业在发展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此后多年不断地向全国推广这里的经验。为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档次，他还在长江三角洲上扶持起了一所“农民办的大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到处向地方当局出主意，向农民出主意，力图使主意切实可行……事关富民，一贯积极从事，乐此不疲。”

　　自1980年后，钱老的社会政治活动日益增多，相继被选为民盟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和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和《辞海》副主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编审委员会委员等。同时还担任上海大学校长，但他却不拿学校一分钱薪金，在上海连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都没有，常年住在学校条件很一般的招待所。

　　怀着救国、兴国、强国的理想，不计报酬，忘我工作的钱伟长，为我国甚至为全人类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钱老，我们永远怀念您！-

　　(作者系国侨办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