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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离心到向心
——改革开放以来侨心的重大变化

2008年No.4 侨务回顾 作者:吴淡初

  一

  历史辩证法证明:人心是会变的。向心可以向离心转化,离心也可以向向心转化,关键是实行的政策措施是有利于民还是有损于民。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党和国家实行的政策措施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和侨界的利益与愿望,人民群众和广大侨界对党、对国家是向心的。然而,后来实行的政策措施,多次出现“左”的偏差,历次政治运动损伤了部分群众和侨界的利益,其中土改、私房改造,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从部分损害群众利益到全面、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群众和侨界的怨言越来越多,离心倾向越来越发展。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和侨界的利益与愿望,挽回了民心和侨心,使离心倾向又朝向心转化,广大人民群众和侨界衷心拥护并大力支持党和政府。而今,民心和侨心的向心力空前强大,这是我国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最大动力。由此可见,聚民心、聚侨心的极端重要性。

  二

  我是1973年1月从江西进贤中侨委“五七干校”分配到广东省佛山地区从事侨务工作的。当时我经常下乡,到台山、新会、开平、鹤山、中山等重点侨乡,接触了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听了许多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家属的呼声、心声,也了解了一些侨情,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一)在国内,侨乡是“怨声载道、积重难返”;(二)在海外,亲台社团多,亲我社团少。

  在侨乡,我们听到基层干部和群众(包括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家属)反映的不满问题有:(1)对土改反右倾后错斗、错杀、错划地富阶级和错没收侨房的不满;(2)对反右扩大化和反地方主义的不满;(3)对私房改造形同没收的不满;(4)对大跃进、公社化时期的瞎指挥,强拆侨房钢窗大炼钢铁的不满……至于对当时生产停滞、生活困难更是普遍叫苦。1978年,一位侨属写了一封长信向复出担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承志投诉:其父邝某系港澳同胞,在台城定居,解放战争中曾参与营救地下党同志,解放后被作为开明人士、统战对象安排在某校当总务主任;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复查后被摘帽;反右时被划右派,劳动一年后摘了帽,但却没有恢复教职,而被精简,连同家属子女从台城遣送返乡,领到的退职金仅一百多元;“文革”开始后,又被重戴地主帽子,遭游斗、管制;病死时,火葬场不给整容、不准乡亲送葬。“文革”结束,仍不让子女回城,不让升学,不安排就业……接到交办的信函后,我奉命到台山,在县委副书记李师仁的支持下,组织专人进行多方调查核对,情况属实。于是县里彻底为此案平反,让其子女回城,符合条件的准予升学、批准出国,使其家属甚为满意。类似情况,在侨乡还有不少。

  在海外,尤其在美国,不论同乡社团或宗亲社团,尽管其骨干多是台山人,但亲台者多,亲我者少。除了受当地政治环境影响等原因外,我们在国内侵犯了其亲属的合法权益,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侨界的离心倾向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政策措施不对头造成的。

  三

  由于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极端,不仅广大人民群众、地方干部深受其害,许多高级干部也受尽折磨。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侨界的热烈欢迎。

  当时侨界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拨乱反正,对极“左”思潮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各种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把极“左”路线扭曲的错误政策彻底纠正过来。但由于涉案太多,积重难返,只能先易后难,逐步地进行纠正。

  当时涉案可分两类:一是关于人的错案,不用花多少钱和人力,比较容易解决;二是关于物的案件,主要是清退侨房的产权和使用权,由于数量太多,难度极大,只能一步一步来。

  回顾“文革”后进行拨乱反正、落实各项侨务政策的历程,至今仍然感受到当时的艰辛与欢乐。

  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曾经一度进行批极“左”,平反部分“文革”中的冤错假案,将被查抄的财物、被“挤占”的侨房进行清退。但后来因搞批“右倾翻案风”、“批邓”、“批林批孔”,这些工作又被停了下来。直到粉碎“四人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和贯彻中共中央(1978)3号文以后,才大张旗鼓地进行拨乱反正,彻底纠正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各项侨务政策。其中,侨房政策的落实经过20年的努力才得以完成。从这个过程中所听到良好的反映,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安慰与鼓舞。

  例如,当我们落实了人的政策、特别是落实侨改户政策后,当海外乡亲获得一份县政府颁发的证书时,他们激动得奔走相告。随后,过去二、三十年不敢回来的侨胞,毅然回乡了;特别是港澳乡亲,更是捷足先登,回家乡大办公益事业。那时佛山地区最突出的是新会县荷塘镇,该镇为整治河堤急需的采石机械设备,就是那些刚被落实侨改户政策的几位香港同胞率先捐赠的。接着侨乡掀起第一波的捐赠热潮。

  1984年5月,我与原佛山地区侨办主任余质夫、开平县侨办主任李树庭首次访问美、加。在纽约,我会见了台山乡亲、知名侨领某先生。他家在土改时有两位亲人受不了冲击而投水自尽。我与他会面时谈了许多,实际上是向他道歉。想不到他深明大义地说:“每次社会大变革都会死人……有机会,我会回国看看”。10年后,我已退休,他回到广州参加宗亲聚会后到了江门,邀我相聚。我们一见如故,交谈甚欢。一周后,我们又在香港相聚,畅谈香港即将回归的趣事。

  在职期间,我访问美、加四次。在台山海宴镇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半个月就把温哥华甄先生反映的家乡侨房问题解决了。他逢人就说,我是他的大恩人!曾任美国大众出版社社长的袁可青先生,获悉鹤山归还其房屋后,来信致谢并赋诗云:“护侨正义愿支持,房屋归还喜可知。多谢诸公抬举意,五中铭感岂无辞”。阳江县儒洞镇在港教育界知名人士陈晋中的祖屋归还后,业主贴上对联:“国政维新民得福、侨房落实称我心”,横批是:“感谢党恩”。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一场政治风波,中国人民又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为了了解侨乡人心动向,我与几位同事到台山端芬镇一周,召集基层干部、侨港属座谈并家访,听取心声和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对改革开放表示满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发展了,生活改善了,各项侨务政策得到落实,侨属出国定居也能获得批准,大家心情都很舒畅。他们也对侨务工作提了一些意见,主要是:新移民被批准出国,承包的责任田补偿不合理;计划生育中,对已获批准出国的侨眷抓得过严。我们回来后,将新移民政策问题(包括城市中批准移民的自住房被单位收回等)向主管副市长反映,引起高度重视,并立即召开有关部门的专题会议进行研究,结果形成了江门市政府发出的《关于加强新移民工作的通知》这一文件,并受到省委重视,用传真转发到全省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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