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回国投效，从人力上援助祖国抗战

　　全面抗战期间，回国效力的华侨数量很多，仅粤籍侨胞就有4万余人；其中，南洋各地约4万人，美洲和澳洲等地约1000人。他们或组团编队回国服务，或三五成群投效军旅，情形十分感人。

　　华北战事开始后，海外侨社立即行动起来，一批又一批的华侨归国服务团体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征途。这些服务团体规模或大或小，形式更是多种多样：有医治伤患的救护队、输送弹药的司机服务团、报道战况的记者团、宣传救亡的歌剧团，也有从事救济难民和动员、组织民众抗日的各属籍华侨回乡服务团。它们通常由当地侨团或侨界知名人士出面组织，并负责筹集路费及经费；参加各团体的侨胞，多经过严格甄选、短期培训，其中不乏身怀特种技术(如医护、汽车驾驶与维修等)、国内紧缺的专门人才。1939年2月，南侨总会应国民政府军委会西南运输处的请求，代雇机工(即汽车司机及修理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前往新开辟的滇缅公路和西南各省服务。新马、荷印及暹罗等地华侨青年踊跃应募，前后共有3200余人回到祖国。当时，滇缅路是西南大后方惟一的国际运输大动脉，担负着繁重的军运任务。南侨机工克服路险、雨滑、疟疾乃至敌机轰炸等种种艰难险阻，以忘我的牺牲精神为祖国抢运战需物资，平均每日输入量达300吨以上，被誉为滇缅路上的“神行太保”。1942年5月滇缅路运输中断后，这些机工遭“遣散”处理，生活陷入绝境。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报国初衷不改，继续参加力所能及的敌后抗日工作。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富于爱国激情、矢志从戎的华侨青年学子跃跃欲试，请缨杀敌，并有远至万里自动归国者。为满足他们的抗日要求，同时也为培养抗日军中的有用专才，国民政府军委会所属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总校及各处分校，都召有数量不少的侨生。有的还设立了专门的培训机构，如华侨班、华侨队等。广西宜山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后迁贵州独山)原设一华侨大队(编制253名)，因请求受训的侨生过多，扩编为华侨入伍生团(第五团)，可接收侨生1500名。侨生在该校受训两年半后，由军委会军训部分配至各部队担任少尉军职。1937年10月，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曾设立特训班，集训从日本撤回的400余名留学生，该班学员毕业后多派往军中做政治工作。国民政府军委会军训部在福建南平组织的第十三补充兵训练处，亦曾“广收海外爱国志士，招考学兵”。此外，另有数以千计的华侨青年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武装。

　　在华侨参军参战的热潮中，涌现出无数报国情殷的爱国志士。当时，国民政府侨委会和其它部门都曾接到无数的海外飞鸿，请求介绍、保送回国服务或参军。许多华侨青年还想方设法挣脱家庭的束缚和亲友的阻拦，甚至隐瞒身份回国。参加救护、运输等服务团体的侨胞，牺牲均极惨烈。战后统计，华侨机工原有3900余名，后来仅存1748名，其余均已牺牲、病亡或失踪，损失过半。投效军旅的青年侨胞，也有不少人在前线奋袂杀敌、舍身成仁。例如，美国战时共有200名左右的华侨飞行员服役于祖国空军。其中，有名震中外的战斗英雄、被誉为“中国战鹰”的陈瑞钿，“虎将”黄泮扬；有血洒长空的黄新瑞，以及其他数十位因对日作战或飞机失事而粉身报国的英烈。在中共开辟的敌后战场上，也出现了一批像晋北抗日女英雄李林这样的优秀归侨战士。

　　四、维护祖国抗战大局，促进国际反日、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形成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内妥协投降势力抬头，反共磨擦事件频仍。为使来之不易的举国抗战局面不致破裂，广大华侨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战、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海外侨社的讨汪运动开展得最早。1938年10月，南侨总会陈嘉庚从新加坡特地拍电报给行将开幕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提议“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提案后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获得通过，予汪派势力以当头一棒，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汪精卫投敌后，华侨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一封封要求惩汪的函电飞向重庆国民政府。马来亚槟榔屿洪、江、翁、方、龚、汪六桂堂还召开六姓族亲特别大会，宣布将汪逆及江亢虎、江朝宗驱逐出族。针对汪伪政府在海外进行的种种破坏华侨抗日救国工作的阴谋活动，各地侨团普遍采取了收缴、销毁汪伪宣传品等措施，如南侨总会即专门发出通告，号召侨胞“勿为汉奸利用”，“不为妖言所迷惑”，继续为抗日“捐资救难，不达胜利不止”。

　　对于国共磨擦事件，广大华侨也极为关注。1940年3月-10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团”回国慰问考察。考察期间，陈嘉庚不辞劳苦地奔波，往返于重庆、延安之间；每到一地，总是不遗余力地呼吁团结抗战。他曾亲笔写信警告蒋介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破裂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若不幸内战发生，华侨必大失望，爱国热情必大降减，外汇金钱亦必减缩”。皖南事变后，许多侨领不畏权势，仗义执言。当时从巴拿马、澳洲等地回国出席国民大会的郑华秋、黄襄望等五位华侨代表即向香港报界发表谈话，认为“皖南事变的发生，诚为抗战以来最不幸的事件之一，而且也是最痛心的事”，希望国共两党能“为民族利益的大前提着想”，“开诚布公，放弃一切成见，离开党的立场，寻求解决此事件之途径”。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和国民参政员身份通电国内，指出，“值此敌寇横行，国仇未雪，如又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民族惨祸，伊于胡底”，呼吁弥止内争加强团结。美洲侨领司徒美堂、阮本万、吕超然等还分别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要求两党放弃前嫌，解决纠纷，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在侨领的带动下，各地侨胞、侨团也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告同胞书，并在华侨报刊上发表社论、短评，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行径。所有这些，都对国民党当局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从客观上支持和配合了中共进行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从而维护了国内团结抗战的大局。

　　中国的抗日战争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却对日本侵华采取纵容、绥靖政策，“东方慕尼黑”的阴影挥之不去，不仅无助于中国抗战的顺利进行，还对华侨的抗日救国活动造成重重的障碍。为此，各地华侨尤其是欧美侨胞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在侨居地各阶层人士中广泛开展对外宣传和国际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欧洲华侨的对外抗日宣传活动开展得较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已颇具声势。1937年9月，全欧抗联制定出《国际宣传及对内宣传工作案》，其国际宣传计划是“以参加国际民主和平集团、建立集体安全为原则”，具体工作则有：与国际友人合办外文刊物，为外国友人的报刊杂志撰稿或提供消息，印发专题小册子，发表外文宣言或告世界人士书；参加国际团体和国际会议；与国际团体合组中西人士演讲会及群众大会；拟定举行中外茶会和中外聚餐，组织中外团体旅行参观，联络新闻记者等等。1939年4月，全欧抗联还决定组织华侨国际宣传统一委员会，并拟组织欧洲华侨代表团出席国际反战反法西斯侵略大会，向大会提出请求援助中国的方案。美国各大城市是美洲华侨抗日援华舆论宣传的中心。1939年，旧金山设立华侨金星公司电台，以英语对外报道中国抗日的情况，每日广播9小时。纽约华侨筹饷总会规定，每周对外宣传一次，邀请对中国问题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演讲。至1941年夏，该会组织的对外宣传活动达180多次，听众达数十万人。在波特兰，当地华侨于1937年10月成立了救国宣传会。该会在其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共向西人团体宣传演讲66次；放映中日战事电影54次；无线电播音宣传6次；在西报发表抗日论文12篇；印发抵制日货传单3万张；在西报反驳袒日言论及发表抵制日货文字共15篇；印发抵制日货星期报特刊4万张。从采用的形式看，除了上述各种方法以外，华侨还普遍通过演剧、举办抗战图片展等途径进行国际宣传，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各地华侨努力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如争取居留地政府同情中国抗战，予以精神上、物质上的支援，同时对日施加压力，予以经济制裁或舆论谴责；联合当地人民组织援华团体，举行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发起筹募捐款、抵制日货和阻止军用物资资敌等援华活动等等。当时，欧美等地均成立有众多的“中国人民之友社”及各式援华会、救济会等组织，它们都有华侨代表参加。美国旧金山的旅美中国战事救济联合会尤为活跃，“该会曾促使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禁运军火物质资敌，并得美国人士捐助救济款逾一百万元以上。”1937年，全欧抗联曾组织请愿团赴布鲁塞尔活动，向出席九国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吁请切实援助中国，予日寇以具体有效的制裁。值得称道的是，二战爆发后，南洋英属殖民地的侨胞还开展了援英反德运动，以争取殖民地政府对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同情和支持。正是在海外华侨的影响、推动以及国际形势的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美等国政府对中日战争的态度才逐渐发生了变化，转而积极地从精神上、物质上援助中国，并最终结成了反日反法西斯的国际联合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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