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几点启示

　　启示之一：把握时代特点，放眼世界，侨务工作必有大的突破

　　上述许多国家虽然侨务工作起步比较晚，但他们的起点都比较高。许多国家是站在当今世界的高度，从全球化时代的特点和国际人力资源争夺的角度研究和制定移民和侨民政策的，他们十分重视吸取当代国际学术界有关移民问题的科研成果，重视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例如印度、孟加拉、爱尔兰、新西兰等国都在其侨情调研报告中辟出专章或专节探讨全球化进程对国际移民的影响，吸取国际学术界近年来关于裔群问题(diasporas)、跨国主义(trasnationalism)以及国际移民理论(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ories)的最新科研成果，分析其他国家侨务工作的经验。如“印度海外裔群高级委员会调查报告”着重介绍Robin Cohen等人关于全球裔群理论(Global Diaspora),考察十多个国家的海外裔群状况并对这些国家侨务机构的效率做出评价。报告用了14页的篇幅研究中国侨务工作经验，分析中国侨务工作取得成就的原因。孟加拉的调研报告“海外裔群联系的制度化”也用一定的篇幅介绍当前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动向和一些国家的侨务工作经验，而新西兰的报告则着重借鉴南非的经验。此外，一些国家还曾派出专人到中国侨务部门来取经。相比之下，我国侨务工作虽然起步早，历史长，范围广，经验多，潜力大，成绩显著，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但我们也有明显不足的地方。我们主要是从中国国家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文化的特质,以及华侨爱国主义传统诸方面思考、谋划、开展侨务工作的，我们对全球化时代世界劳动分工格局、劳动市场变动缺乏了解，对国际移民模式的变化缺乏研究，对国际学术界有关移民和侨民问题的科研成果知之甚少，对其他国家移民的情况和他们的侨务政策也很少予以关注。这种情况妨碍我们从时代高度将侨务工作的丰富经验提升到理论层面上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侨务理论，更好地指导侨务实践；妨碍我们以丰硕的科研成果在国际学术领域更好地与外国学者开展深层的对话；妨碍我们摆脱晚清以来形成的侨务观念，跳出旧巢臼，到无限广阔的世界去捕捉侨务工作良机。这种情况应当设法尽早改变。我们应当开阔视野，放眼世界，从时代的高度来看待华侨华人问题，应当多多了解国际学术界的动向，努力吸收国外的科研成果，广泛借鉴不同类型国家的经验，我们尤其应当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侨务理论，并且在实践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进而推动体制创新，把侨务工作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我们只从中国的角度、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需要来看待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是远远不够的。在全球化的时代，在我们大踏步走向世界的今天，我们还应当从世界的角度、世界的历史、世界的文化来看待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只有既从中国的角度又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待他们，才能真正看到他们多姿多彩的风貌，发现侨务工作丰富的资源，抓住难得的机遇，发掘巨大的潜力。

　　启示之二：认识客观规律，整合资源，才能提高效率，事半功倍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移民的历史与地理分布，移民内部结构以及移民母国关系等等的不同，各国侨务体制存在明显的差别。

　　大体上说，欧洲经济发达的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后，都已越过了向外移民的高峰期，成为移民净输入国。这些国家目前向外移民的流量虽已大为缩小，但昔日移民及其后裔的存量却很大。如意大利现有人口5700万，1861-1965年间对外移民累计达2750万，而意大利移民及其后裔则多达5000-6000万人；葡萄牙现有人口约1000万，其国外移民及其后裔约430万，希腊现有人口1060万，海外侨民多达670万。这些对外移民流量已小而存量较大的发达国家，其侨务工作的主要对象是海外永久居民，其中不少人已具有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而其工作重点则在于反映他们在民族文化教育方面的要求，满足侨民和双重国籍者参与本国政治的愿望，其侨务机构一般设在外交部内，只有少数国家如葡萄牙建立“外交与侨民部”，意大利成立独立的“侨民部”。

　　欧洲以外的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目前还处在国际移民的高峰期内，他们的移民多为临时性的劳工，其流量远比存量大，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流量还可能增大，如菲律宾现有人口7600多万，海外移民总量达到741万，其中永久居民只有274万，约为移民总量的1/3，其余2/3为合法或非法劳工，数目仍在增加。又如孟加拉，300多万海外移民中定居欧美的约118万，其他为劳工移民，主要分布在中东各地。这类流量大而存量小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开拓国际劳务市场，保护移民劳工的安全和基本权利，为此其侨务部门多设在劳动就业与人力部门之下。如菲律宾就在劳工与就业部统辖之下设立“海外劳工福利署”、“菲律宾海外就业署”、“移民劳工事务法律援助办公室”、“移民劳工与海外菲律宾人资源中心”等机构。埃及也把侨务工作放在“人力与对外移民部”之下。孟加拉虽然建立部级机构，专管侨务工作，其名称也是“侨民福利与海外就业部”。印度是人口大国，海外移民约2200万，其中大部分是二战前出去的，存量很大，长期以来，印度侨务工作是由外交部属下的一个司来掌管的。近年来在定居欧美移民增加的同时劳工移民的数量也迅速增加，仅输往中东的劳工就达300万，而这些劳工移民寄回的侨汇竟占总侨汇的一半。由于移民流量日益增加，保护劳工移民的任务日趋繁重，印度外交部门顾不过来，印度政府终于决定将侨务部门从外交部分离出来，成立了“海外印人事务部”，专门负责侨务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虽然侨务体制不同，工作对象和工作重点各异，但有两点是共同的，其一是将移民、侨民、归侨以及加入外国国籍的本国血统人看成是本国人口国际迁移不同阶段、不同流向的产物，予以统一把握。其二是认识到侨务工作的开展涉及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单靠主管部门一家难以胜任，必须整合政府相关部门的资源才能较好地完成任务。这两个共同点反映了现代人口国际迁移的客观现实和移民与侨民工作的共同规律。因为侨民的产生，除少数国家因战争或大国解体引起国界变动而导致本国原居民成为国外侨民外(如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主要是国际间移民造成的。如果移民不出国门，也就没有侨民、归侨和加入外籍原侨民等等的问题了，而要保护散居在异国他乡的千百万同胞并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没有政府各部门的通力合作，谈何容易。

　　我国的情况有些特殊。目前30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主要是鸦片战争至1949年第一次移民潮的产物。1949年后，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我国对外移民基本停止，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情况才有较大的改变。在对外移民基本间断的30多年间，我们的侨务工作因受到各种限制，主要透过归侨与海外亲友的关系开展的，重点放在政治上的统战方面。我国侨务部门既不隶属于外交部也不隶属劳动就业部门而是直接隶属于国务院。实践证明，这种侨务体制、方针、途径与方法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行之有效并取得了重大成绩的。然而由于过去的侨务工作是在长达30多年对外移民基本间断的情况下通过归侨间接开展的，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种观念，以为侨务工作与对外移民工作是无关的两码事，从事侨民工作的可以不研究对外移民问题，从事对外移民工作的可以不了解侨民的状况，把移民和侨民完全分隔开来，殊不知今日之侨民乃是昨日之移民及其后裔，没有对外移民也就没有侨民、归侨、侨眷、侨属等等服务对象，离开国际移民谈侨民，在认识上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难以深入探索海外移民及其后裔生存的发展规律，也不利于从理论高度总结侨务工作经验。又如在实践上，基于上述这种认识，我们把移民工作、侨务工作、劳务输出工作截然分开，由不同部门根据自己部门的任务、要求、标准行事，各搞一摊，甚少沟通，缺乏统一规划和领导。此外在探讨侨务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开发上，由于对移民与侨民缺乏整体性的认识，孤立地看待移民与侨民，思路受到很大限制，未能从移民与侨民、流量与存量的辩证关系中探索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和开发。显然，这些在相对封闭时期形成的过时的观念、体制和做法，都需要加以更新和改革。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世界各国的经验，努力探索客观规律，在更高层次上加强统一规划和领导，整合各部门的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启示三：以人为本，尊重移民的自主性，方能充分调动广大侨胞的积极性

　　所谓移民的“自主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移民自身的利益和要求，一是移民的自身的创造力。亿万移民离乡背井，远渡重洋来到人地生疏的外国，为的是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他们节衣缩食把钱汇回家里为的是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亿万群众求生存、谋发展的行动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英国社会学家Stephen Castles曾反复举出战后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实例说明，决策者如果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不尊重他们的利益，忽视他们的首创精神，从根本上不懂得尊重他们的“自主性”，必不能达到制定政策的预期的目的。

　　我国侨务政策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强调“始终把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根本利益作为侨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做到为国家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的统一”，这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如何深刻理解并全面地加以贯彻。对改革开放后出去的新移民和改革开放前出去的老移民中仍然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的那部分华侨与华人及其社团是比较熟悉，我们在他们中进行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听到的主要是这部分人的声音。而对于接受当地语言教育的第三四代华人就隔膜多了，但这部分人正是汇入主流社会的先锋，如何深入了解这部分人的历史和现状，仔细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切身利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因为这部分人不但在人数上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且体现了中国移民的自主精神，代表了华侨华人社会的某种发展趋势。比起新移民及老移民中保持中华文化较多的那部分侨胞来，这部分人目前对于祖(籍)国还没有前者那么“热心”，但由于他们已深深扎根于当地社会，他们在中国走向世界、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在促进中国和居住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我们应当时常考虑他们的处境，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尊重他们的自主精神。

　　从外国的经验看，全球化不仅给了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深度利用、开发移民的新的可能性，也给了移民本身发挥“自主性”的空前机遇。我们只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华侨华人的自主性，才能团结最广大的侨胞，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注：此文(上)登于本刊2005年第2期。

　　本栏目责任编辑 朱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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