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同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这一战略的实质是要在新形势下形成一个主导中国未来若干年发展对外关系并带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的大战略。这个战略的最终形成和付诸实践并取得功效，当然要经过多方论证，出台很多相关政策要持之以恒地付诸实施。而在理论层面上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行阐释时，则既要对我国当前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有一种实事求是的判断，也要对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

　　一、丝绸之路的历史脉络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连结“中土”与“外方”的商品贸易通道或货物交易路线。丝绸之路出现于何时？其确切年代已很难考证。一般认为，有文字记载的丝绸之路，为西汉张骞通西域时所开拓，并为东汉班超再次通西域时所接续和拓展。最初的“丝绸之路”，以汉朝都城长安为起点，经过甘肃、青海、新疆到中亚、西亚并与地中海各国相连接。(也有人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就已经开通了丝绸之路。支持这种观点的根据是，在楚国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些具有西亚和埃及风情的器物。有人认为，这条南方的丝绸之路，起于江汉或江淮，经巴蜀、云南、缅甸、印度而到达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各国。)虽然同为贸易线路和贸易通道，但丝绸之路有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之别。上面所提及的起点为长安的丝绸之路，是陆上的丝绸之路。而起点为古代中国东南沿海一些港口(如泉州、广州、徐闻)经越南东岸海域、印尼苏门答腊岛东部、印度半岛西南端、红海沿岸、波斯湾而到达阿拉伯半岛，则是海上的贸易线路和贸易通道，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

　　从历史上看，陆上的丝绸之路出现于前，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后。陆上丝路始于汉盛于唐，而海上丝路则繁荣于宋朝。海上的丝绸之路，不仅其货物的运载由骆驼马匹改成了帆船，而且运载的货物，也在丝绸之外增添了陶瓷，并卒之成为了古代中国输出到西域各国的主要货物，以至海上丝绸之路更被后人称之为“瓷器之路”，其作用也大大超过陆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路的重要性之所以后来居上，这完全是由市场变化和需求的扩展所导致的。自从丝绸之路开通以来，“西域”地区和国家(包括中亚和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地区和国家，以及包括地中海以西的欧洲地区国家)不但对于“中土”所产丝绸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且还对“中土”所产的瓷器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显然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以及依靠骆驼、马匹之类的货物运输工具所满足不了的。陆上丝绸之路在唐朝前期盛极一时之后便趋于式微，而让位于海上丝路担当主角了。

　　历史上，历朝历代政府对于“丝绸之路”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1.汉代：积极开拓。

　　如果说丝绸之路由西汉张骞通西域所开通，并由东汉的班超再次通西域而接续和拓展，那么，汉代的中央朝廷对于丝绸之路的态度是积极开拓的，而且极力保护使之畅通。

　　2.唐代：有效管理。

　　陆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时期”出现在唐朝前期。这跟唐朝中央政府对丝绸之路的重视以及有效管理大有关系。在唐朝前期，陆上丝绸之路不但表现为南北扩展和横行线路密布，而且还表现为在丝路所经之处出现了一些诸如庭州、轮台、热海、碎叶等新兴的城市和贸易中心。

　　唐朝灭亡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王朝丧失了陆上丝路的控制权。陆上丝绸之路因为分裂、割据、动乱和战争而告中断。

　　3.宋代：高度发展。

　　宋朝时期，陆上丝绸之路所经区域被西夏、吐蕃、喀喇汗等割据王朝所控制，陆上丝路遭到阻塞而不通。因此，在朝廷的支持和有效管理之下，宋朝的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到海上，并造成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发展。北宋和南宋都通过海路跟东南沿海国家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友好通商关系。也正是在宋朝，广州成为了“中土”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

　　4.元代：重建驿站。

　　元朝及其前身蒙古帝国消灭了西夏、吐蕃、西辽、金朝等割据王朝，荡平了中亚和东欧，南下消灭了南宋，使得掌握经济重心的中原王朝获得了陆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加之元朝建立和实施遍布各地的“驿站”制度，客观上使商人得以重新走上陆上丝绸之路，从而使其在元代有所起色。但其总体景象逊于唐宋两朝。

　　5.明清：禁海封闭。

　　明清两朝实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海禁”。这种“海禁”对海上丝绸之路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在这种打击之下，使得在唐宋时期生机勃勃的丝绸之路，不断趋于式微和衰败。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于外贸(特别是对于海上的对外贸易)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和憎恨。他不仅撤销了唐宋以来主管外贸的三个市舶司(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和广东广州)，而且颁布和实行“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令，还规定了极其残酷的惩罚措施。这种“海禁”的严刑酷法，持续了将近200年，只是到了明朝隆庆年间，禁令才有所松动，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才获得合法地位。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隆庆开关”。很显然，在明朝近200年闭关期间，是见不到昔日那种海上丝绸之路风光的。

　　清朝统治者出于“防汉制夷”和打击反清复明势力的考虑，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不仅像明朝统治者那样进行“海禁”，而且还在沿海地区(如在广东的潮州)实行迁界政策，亦即是将沿海的居民往内陆迁徙50里，以形成一条无人带。试想，在这种海禁和迁界政策之下，还有什么海上丝绸之路可言呢？

　　当然，满清王朝也并非杜绝一切对外贸易。在乾隆时期，便实行了所谓的“一口通商”，亦即是整个国家只允许广州一个口岸对外进行贸易。然而，即使在一口通商的广州口岸，也不允许民间私人自由进行对外贸易，而只是特许“十三行”这样的有着官方背景的“商号”跟外国商人进行来往和交易。

　　二、新国际经济背景下中国的挑战与机遇

　　谈及国际经济环境，首先应该看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得以真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几十年来一直都在磅礴发展，并于目前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其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潮流中，更加出现了一种既与这种潮流方向一致，又在市场化和自由化方面达到更高程度的经济区域化的发展趋势。

　　全球化所造就的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使得中国在对外经济活动和对外经济关系中面临着一种空前严峻的挑战。从外部来看，我国目前的经济形态和经济体制跟高度市场化和自由化的经济全球化潮流不相适应。而就国家内部经济环境而言，尽管在经济形态、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等方面至今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在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之后，一些变化还是相当明显的：一是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一的货物贸易大国；三是中国2013年底的外汇储备高达3.82万亿美元；四是整个中国的经济体制从原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开始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并向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过渡；五是从产品和服务供给来看，中国的经济已经从早先的整体性短缺经济变成了现在的有相当多产品出现过剩的经济；六是从出口商品结构来说，中国已从原先在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基础上所形成的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逐步转变为在竞争性优势基础上所形成的机械电子、新材料产品比例不断提高的出口商品结构。除了“制造业大国”的产品优势，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特别是在几十年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我国在隧道、桥梁、港口、码头、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水利设施建设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也在国际竞争中形成一定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