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心人”的背后，是廖公一贯要求的广泛深入、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工作。每次侨胞观光团来，廖公都要求侨委的同志下去跟团，与代表们一起活动，一起参观，一起聊天，了解华侨的心声和疾苦，并连夜将调查的情况进行总结，向他汇报。无论他有多忙，他都会抽空阅读，以最及时地了解华侨回国观光的真实想法。许多重要的情况，他都要亲自过问，深入调查。

　　50年代初，随着东南亚各国的纷纷独立，华侨国籍产生了新的问题。许多华侨拥有双重国籍，不仅涉及中国与所在国的双边关系，而且严重影响到海外华侨生存和发展的切身利益。西方国家声称华侨是“中国的第五纵队”，对所在国是威胁，华侨在当地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多限制。

　　但对许多华侨而言，放弃中国国籍加入所在国籍，既感觉愧对国家，也担心被骂不爱国。针对这种情况，廖公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等领导人作了汇报。1953年1月，中央提出要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为了让华侨放下心头沉重的包袱，廖公作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他不断会见或邀请华侨中的代表人物，与他们促膝长谈，设身处地从华侨实际境遇考虑，入情入理分析，从长期生存发展需要出发。他反反复复对广大华侨说：“爱国不分先后，侨胞爱国热情只要放在心里，只要你们能生活得好，能遵守所在国的法令，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并为促进所在国与中国之间的友谊做出积极贡献，这就是真心爱国。”明确的政策、坦诚的态度、情真意切的话语，拨去了侨胞心头的乌云，自此双重国籍问题逐步得到顺利的解决。

　　廖公心里装着侨胞，时刻不忘侨胞的切身利益。为了解决当时大陆乡亲有侨汇但无法取用的情况，廖公亲自召集会议，把外交、外贸、统战、侨务及各省的有关部门领导请来，为大家详细介绍华侨的情况，争取大家的理解和政策的松动。

　　为了加紧解决问题，他还不断把华侨反映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写报告。一有机会，他便请周总理接见华侨代表，让总理听到真实的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争取到由周总理署名的“保护侨汇命令”。在廖公的直接推动下，《关于处理侨户被查抄财物的请示报告》、《关于落实华侨政策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侨汇问题一步一步逐渐合法化。这可是关系到1000多万侨胞和几千万归侨侨眷切身利益的大事啊！

　　对在十年动乱中华侨被侵占的房产，廖公也是全力落实政策予以归还，他曾明确指出必须全部无条件退还。

　　60年代，“海外关系复杂论”横行，归侨、侨生在入团、入党、求学、就业、婚姻等多方面受到歧视，如与国外亲友通讯联系、接受侨汇，还得接受盘问、审查、干涉，被作为敌我问题对待，处境艰难。问题反映到廖公这儿，廖公不仅要做归侨、侨生的思想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要努力与坚持这种观念的许多领导和群众沟通、做工作。

　　顶着巨大的政治阻力，廖公先后找中组部、国务院人事局、公安部有关同志，研究对“海外关系”的看法。廖公提出，“海外关系”的说法是没有分析的，是有害的，是主观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他还主动把自己纳入“海外关系”的行列：“海外关系最复杂的恐怕莫过于我了！”他说，美国的陈纳德是他的外甥女婿，他光在香港的亲友就有400多个，“无差别、无分析地把回国的华侨当作‘海外关系’来处理，是对华侨工作最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