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国门乍开，许多外宾和华侨到中国旅游或探亲，但当时能承担此接待任务的饭店奇缺。新建旅游饭店摆上了议事日程。

　　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建设新的饭店，谈何容易？廖公建议，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这在当时可是头一回，不仅群众，包括领导层，对此都有巨大的思想阻力。冒着被质疑“卖国主义”、崇洋媚外、旅游饭店可能亏本的风险，廖公建议并经中央批准成立了“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他亲自担任组长。

　　在他心里，有一个明确的思想：做海外同胞的工作，主要是从国内做国外的工作。能够多让他们回来探亲、旅游，进来看一看、走一走，眼见为实，比我们报纸、电台宣传一百次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成绩更有实效，更有说服力。

　　在他的积极推动和筹划下，1979年10月20日，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的代表和香港中美旅馆发展有限公司代表陈宣远在北京签订合同，合作建造和经营建国饭店。方案完全根据中方要求，各投资1000万美元，股份中方占51%，外方经营管理。在方案的拟订过程中，廖公特别强调，可行性分析一定要做得详细并留有充分的余地，要注意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必然性，一定要让大家信服，旅游饭店赚钱是可实现的。为此，双方商定，合作十年，十年后，中方只需要花1美元，就可买下陈宣远49%的股权。正是这一善意和细心的提醒，让方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决策层中，虽历经众多争议，但最终还是得到了通过。

　　历经波折的建国饭店，用丰硕的成果印证了廖公的智慧。80年代初开业第一年，盈利150多万；第二年，400多万；第三年，800多万；第四年，1500多万。仅仅用了四年的时间，就还清了从汇丰银行借来的全部贷款。到90年代初，建国饭店十周年时，一个饭店赚了七八个饭店！

　　为此，中央书记处发出通知，号召全国旅游饭店管理服务学习建国！

　　十年间，第一批与香港、澳门合资建立的国际旅游宾馆，陆续出现在我国首都和外地，管理质量和服务水平得到不断提升，不仅满足了广大华侨、外国游客探亲、旅游的需要，为国家赚取了大量的外汇，更大的意义是，它在思想领域，为大家打开了一扇解放思想的窗口。

　　深圳特区的设立，也离不开廖公的关切。70年代中期，一些香港和国内的爱国有识之士写信给他，建议在深圳等地开辟一个吸引港澳和国外投资的特区，他对此甚为赞同，积极地向党中央作了反映。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党中央在1979年7月做出了在深圳成立经济特区的决定。

　　1981年初，邓小平指出，香港问题已经摆上议事日程，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和态度。具体方案的拟订工作，落到了主管港澳工作的廖公肩上。他马上召集中央有关单位对香港问题深入研究，在综合分析国际局势和中英双方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廖公提出解决香港问题必须本着两条原则，既要收回香港，又要保持其繁荣、稳定，这就首先要求必须采取一套特殊的政策，收回香港后只改变与主权有关的东西，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尽可能不变。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正式使用了“一国两制”的概念，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2月在粤闽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用此方针解决香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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