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爆发。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海外华侨在创建革命组织、传播革命思想、捐款助饷、亲身参加革命、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等方面，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在经济上慷慨助饷，是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最巨大的贡献，历次起义的枪弹费、革命组织的活动费等，绝大多数都由华侨提供。对此，孙中山先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合力筹款以济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同盟会之成，多赖海外华侨之力，军饷胥出焉。”

　　一、不同阶层的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的经济支持

　　孙中山说：在革命过程中，“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革命历次起义购买枪支弹药的购买费、创办报刊的宣传费，以致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奔走各地的旅费和生活费，绝大部分是华侨提供的。不同阶层的侨胞捐款助饷，表现出可贵的爱国热情。

　　(一)中上层人士对辛亥革命的经济支持

　　孙中山的胞兄孙眉是檀香山有名的华侨农牧资本家。1894年兴中会成立不久，他得知孙中山准备回国发动起义的消息后，卖掉自家牲畜，筹款2000美元，捐助起义。孙眉先后资助革命的经费共约75万美元左右。檀香山侨商邓荫南，将其商店、农场全部出卖，充当起义军费。西贡华侨李卓锋为革命捐出了巨款，个人经济非常困难，孙中山给他10万元的国债券，可是他把这些债券全部烧掉，表示绝不希图任何报酬。

　　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广州起义、惠州起义时，香港富商李纪堂出巨资相助，澳大利亚华侨谢赞泰父子也筹集了不少款项。1905年秋，同盟会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先生拟赴南洋进行革命宣传，南洋巨富谢逸桥、谢良牧慷慨捐赠，为了支援孙中山，最后倾家荡产。1907年，闽籍华侨陈楚楠等筹款3万余元支援黄冈起义费用。此后同盟会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都是由陈楚楠等筹款接济，“楚楠恒踊跃输将，惟恐不力”。在潮州黄冈起义和惠州七女湖起义中潮州籍侨商林受之捐款超过2.3万元，甚至连“夫人的私蓄也都献出”，以至于无力使众多儿女完成学业，“只得分散在南洋各地，自食其力佣工为生”。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爆发，仰光闽籍侨领庄银安、黄德源等人不但热情捐献军饷，还购买了一批军火秘密运进云南交给起义军。1908-1911年间，同盟会先后多次派人到缅甸华侨中筹款，庄银安等人每次都捐款数千元。1910年为筹集“三•二九广州起义”的经费，吴世荣动员同盟会槟城分会的会员踊跃捐资，自己则变卖店产，毁家以纾国难，尽力支持这次武装起义。陈楚楠在他的《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中特地指出：“吴世荣同志，本是槟榔屿的殷实商家，后来因革命，把几十万的家产都革完了”，认为他“为国倾家”，是“本党极可贵极光荣的历史”。 郑螺生除自捐现金l000元外，还处理了其拥有的福建、江苏铁路股票；永春县旅居马六甲的华侨郑成快，捐助革命经费达五六万元；旅菲华侨林景书除停寄3年家费，收缩商业规模，独捐菲币5万元支援辛亥革命外，又为革命劝募经费50万元，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旅居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安海华侨，曾有二三个月时间，每人每月捐献20%薪金资助革命。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二)中下层劳动者对辛亥革命的经济支持

　　不仅华侨中的中上层人士在经济上不遗余力地支持辛亥革命，中下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也踊跃支持。如孙中山曾回忆道：“ 有许多人将他们的全部财产交给我。费城的一个洗衣工人，在一次集会后来到我住的旅馆， 塞给我一个麻袋， 一声没吭就走了，袋里装着他二十年的全部积蓄。”越南挑水工人关唐，挑一担水只能挣一分钱，为了表达爱国之心，竟将辛苦挣来以备养老的3000元钱毅然捐献出来。越南堤岸华侨黄景南，以卖豆芽菜为生，经济不富裕，当他听完孙中山在华侨集会上介绍国内革命形势后，当场认捐3000元。有人对他平时不肯多花一文钱，如今却慷慨捐款大惑不解。他爽快地回答：“没有祖国，我们华侨就永远受人欺负！” 1907年，他又将积蓄的数千元全部捐作镇南关起义的经费。对这种爱国之举，孙中山赞扬说：“其出资勇而挚者，安南堤岸之黄景南也。顷其一生之积蓄数千元，尽献之军用，诚难能可贵也。”

　　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的经济支持

　　孙中山从事革命事业需要巨额资金 ，这些款项主要靠在海外华侨中募集。据不完全统计，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前近20年的革命生涯中，曾经12次流亡日本，43次来往于东南亚，4次到美国，至少4次奔波于欧洲。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动侨民革命上。事实上，广大华侨确确实实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动力。捐款和筹集经费成为了华侨对孙中山革命事业作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

　　(一)美国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最早就是从美国华侨中开始的，而且自始至终得到了美国华侨的鼎力支持。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美国华侨就筹款千余美元作为起义军军饷。孙中山的大哥孙眉捐助部分家产和贱卖耕牛充为军饷。邓荫南变卖自己的商店、农场，随孙中山回国参加义举，共筹得13000元港币作为广州起义军费。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爆发后，檀香山华侨积极捐助，有的献出了全部家产资助革命，这次起义的经费基本上是檀香山华侨捐助的。

　　随后孙中山发动的一系列起义，美国华侨都从财力上尽力支持。1909 年孙中山第三次赴美时， 仅在纽约、 波士顿、 芝加哥三地筹得港币 8000 元汇回香港，后又由旧金山汇回 1000 元。 1911 年革命党人准备发动广州起义，美国华侨捐款15000 元。美国致公堂筹饷局成立后，华侨支持革命热情更加高涨，纷纷为革命捐献，尤其是广大华工虽然贫困，仍慷慨相助，甚至向亲友借债捐款。各界华侨也争相捐款， 从筹饷局成立到这年底，美国华侨捐款总计达40余万美元。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后，美国华侨助饷至少在 700 万元以上。这些捐款源源不断汇回国内，资助革命，对推翻清王朝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加拿大

　　加拿大华侨的筹款工作多由洪门致公堂进行。1911年2月，孙中山第二次访问加拿大，冯自由在致公堂提议设立洪门筹饷局，从事募捐。温哥华致公堂首先响应，捐款折合港币10000元，各埠纷纷跟进，多伦多致公堂也捐出10000元，蒙特利尔4000元。随后，洪门内热心青年倡议将洪门房产抵押充作起义军饷。维多利亚致公总堂率先将楼宇向银行抵押，得加币12000元，折合港币30000元。这些钱都充作3月29日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的军费。自维多利亚致公堂变产赴义以后，当地侨商林礼斌、黄宜霖、朱文伯等也自动汇港币4000元。

　　“三•二九 ”广州起义失败，逃到香港的革命同志，盘缠无着，有被缉捕的危险。旅加华侨再汇款接济，使他们脱离险境。后温哥华华侨又筹款加币10000余元，汇往旧金山的《大同日报》，由其转汇国内使用。1911年4月，黄花岗之役失败后，急需革命经费15万元，司徒美堂向致公堂大佬黄三德提议将加拿大4所致公堂大楼典押筹足15万元给孙中山。据香港总筹部报告收支总数，辛亥3月29日(黄花岗战役)失败后，共筹得海外捐款折合港币157213元，而加拿大占了70000多元，成了“世界之冠”。正是因为“三•二九 ”广州之役的大半经费是加拿大华侨捐款的，故黄花岗墓园中，在墓室上刻了加拿大各埠的名称，且置于最高处，以表祟敬。

　　(三)南洋

　　据统计，革命前世界各地的华侨总数大约有五、六百万人，而其中绝大多数华侨在南洋一带。据统计，当时仅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和缅甸两地华侨人数就达100多万。1900年至1911年的12年中，孙中山多次到南洋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曾2次到法属越南河内、4次到海防、11次到西贡和堤岸、1次到美荻和沙的，9次到英属马来半岛的星洲、2次到芙蓉和吉隆坡、1次到怡保和太平、3次到槟榔屿，2次到泰国曼谷等，与南洋华侨社会和南洋华侨建立了密切联系，获得了华侨中下层财力、人力和物力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华侨中的精英分子、爱国侨领结下了深情厚谊，使南洋社会成为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南洋各地华侨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以大力的经济援助。仅1907-1908年西南六次起义耗资的余20余万港元中，就有11万余元来自南洋；1911年黄花岗起义的18.7万余元经费，有10.8万余元来自南洋。可见，在同盟会时期的起义经费中，有50%以上的经费来自南洋地区的华侨捐助。

　　三、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经济支持的形式

　　孙中山在海外发展革命组织、进行宣传活动、联络会党和新军、策划武装起义等，均需要巨额经费，而这些款项主要靠在海外华侨中筹集。孙中山在华侨中筹款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

　　(一)收取会员会费

　　1895年前后，孙中山于广州、檀香山、香港等地先后成立兴中会。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其章程即规定：“凡入会之人， 每名捐会底银5元。另有义捐以助经费， 随人力是视， 务宜踊跃赴义。”香港兴中会宣言第八条还作了号召会员买“革命股票”的规定，“特设银会以集巨资，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具体做法是，每股收银10元，认一股至万股随便，收银后发给入股者一张“银会股票”，革命成功后，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在 1895 年第一次广州起义中，会费底银及股银 1388 美元是起义经费的组成部分。

　　中国同盟会章程规定，任何人参加了同盟会，都负有向本部或各省分会缴纳入会捐、年捐和其他捐献的义务。1905年同盟会成立伊始，东京本部就要求每一会员交入会捐 3日元、年捐1日元。会员还要按年收入的 5%交纳一笔“基本捐” ，年收入 1200 元以上者，按 10%捐献。由于东京会员几乎全是留学生，每月的津贴平均才10 元至 30 元，根本不敷使用，故在第二年同盟会修订章程时取消了基本捐，改入会捐为 1 日元。显然，这笔收入十分有限，远远不够支付日常的活动费用。

　　(二)演讲发动义捐

　　孙中山经常去美国、加拿大、日本、南洋各国的华侨聚集区举行演讲，演讲过后，听众受其爱国精神感召，便把身上的钞票掏出来捐献。1900年前，海外各地华侨风气未开，又因受保皇党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口号所迷惑，海外华侨社会几乎成为保皇党的势力范围，革命党无立足之地。因此，孙中山最初在越南、南洋及美国等地华侨中开展宣传时，遇到了很大阻力，受到很多非难，但他想方设法力排重重困难，不断深入华侨社会和广大侨胞中做艰苦扎实的工作，采取个别谈话或召开小型座谈会等方式，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团结和动员华侨支持革命；最大限度地利用华侨赖以聚集的乡谊、宗亲、同业等关系，进行演讲，激发和启迪华侨的爱国心和革命觉悟；依靠正确的主义、崇高的人格和宽阔的胸襟，十分耐心地向华侨宣讲革命道理。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为了加强对南洋华侨的宣传，孙中山于10月来到越南华侨聚居的西贡、堤岸一带从事革命宣传。他痛斥清廷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以及列强瓜分中国的强盗行径，号召广大华侨为挽救中国危亡、建立民国作出应有的贡献。1906年9月，孙中山再次抵达西贡，与当地的同盟会组织一起在华侨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动员他们投身革命，以此激发广大华侨的民族观念和爱国热情。1908年冬，孙中山偕胡汉民等人到曼谷，深入侨胞发表演说，鼓励华侨关心祖国前途，号召华侨支持反清革命，为祖国革命事业多作贡献，暹罗华侨为纪念孙中山，把他经常演讲的那条街称为演说街。

　　(三)发行革命债券

　　孙中山采取发行革命债券，许以优利的办法，向华侨筹资。1894 年 11 月，孙中山抵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以发行“中国商务公会股票”的方式募集革命军费，每股100美元，兴中会会员李多马、邓松盛、孙眉等共购股券1100美元。

　　1904年1月， 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 “中华革命军”组织，同时，为筹集革命军费，发行了一圆和十圆两种军需债券，檀香山华侨 “捐助者颇为踊跃”。1904年5月，孙中山在旧金山华侨中募集起义经费，将在檀香山印就的革命军需债券，向当地侨胞推销。在推销军需债券时，提出每券“实收美金十元，俟革命成功之日，凭券即还本息一百元。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员，成功后可享受国家各项优先权利”。 此次劝募共收到美金 4150 元，其中台山籍华侨邝汰华就募得美金1800元。

　　1905年12月，为了筹措更多革命资金，孙中山在日本横滨以同盟会总理名义印制了千元票面的债券2000张，拟“募集公债贰百万元”。孙中山到达西贡、堤岸后，经与华侨磋商，成立广东募债总局，以“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名义发行千元票面的债券2000张，并动员华侨认购，拟向南洋富有侨商募集革命经费，其认购办法是：“每券千元，实收二百五十元，大事成功，还本利千元，由起事之日始，限五年内还清”。 这次债券主要在越南的西贡发行，不过仅售出了一少部分。

　　1906年，同盟会委托在西贡的法国人安尼制作了四箱“中国革命政府军债券”，每张面额100元。这些债券先后在新加坡、法国和马来西亚销售，得款5700美元，约合1.14万港元。次年，该债券的200余张分两批付给了潮州、黄冈之役后被解散的军人，其余部分则付之一炬。

　　1911年，同盟会在美洲发行了冠有中华民国名义的“金币券”，面额分别为美金10、100、1000元，照券面金额的半价推出，并承诺于中华民国成立时，该券可以作为正式的国家货币使用。同时还明确规定，凡捐助军饷者，均可获得“优先国民”的待遇。捐款五元以上者，加倍发给中华民国金币票；捐千元以上者，革命成功后，享有经营“一切实业优先权利”。这次债券推销业绩不错，在美洲获得8万元港币。发行债券的全部收入约计10.64万港元。

　　(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