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剖析位于安徽省内陆山区的槐塘新侨乡形成、发展的原因和过程。注重考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侨乡社会资本、个人能动性与选择空间在槐塘村跨国移民浪潮中的作用。本文提出：侨乡文化与社会资本的有机结合促成了中国内陆新侨乡特有的移民方式。

　　一、槐塘村人口的变迁与构成

　　槐塘村所在的歙县地处皖南山区，为安徽省黄山市的管辖区域。

　　槐塘村跨国移民的主体是解放前后来到此处定居的浙江温州人及其后代。据当地人介绍，最早来到徽州的温州人是抗战前来的。当时温州的人地关系极其紧张，大量人口向外迁移。部分温州人来到徽州后，深感此处土地肥沃，人口稀少，便定居下来，之后又引来了不少温州的亲友来此定居生活。解放后，也有一些温州人来到槐塘，但人数零散，这其中较多的是附近石门区林场的温州工人。当时在林场务工的有不少是温州人，大跃进期间，林场生活很困苦，工人们听到附近村中的温州老乡那里能吃饱饭，便也移居到槐塘村。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槐塘全村共有1200余人，254户，其中温州人共有五六百人。槐塘村现在共有人口1000余人(包括出国务工人员在内)。除去移民，村中便仅剩500余人。槐塘村共辖8个生产队，其中2个较大的生产队由本地的徽州人构成，基本上没有跨国移民。其余的六个生产队中，温州移民占人口的90%以上。六个生产队中李家生产队人口较少，但移民的比例相当高，每户都有跨国移民，移民主要分布在荷兰、西班牙、意大利三国。三槐和立新这两个生产队的跨国移民占了全村跨国移民的大多数，移民主要分布在西班牙、意大利。

　　槐塘村民共计400余人移民欧洲，这些人基本上是年轻人，在欧洲主要从事的是：餐饮业、皮革业、服装鞋帽业。在槐塘村尚未迁移的人口当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65%以上，30-40岁的劳力仅有十几名，而50岁以上的劳力多在村中务农。槐塘村中有一所华侨捐资修建的小学，1988年的时候，村里的小学尚有300余名学生。现在二年级就剩下7个学生，一年级仅5个学生。全校的学生不足70人。据学校老师程凤池介绍，在剩下的这些学生当中，还有许多即将出国的。移民的子女一般都在国内由父母抚养，到了上学的年龄他们就被接到欧洲上学，因为在欧洲上学的费用是由国家负担(在欧洲拥有合法居住权的人其子女可享受免费教育)，而移民子女一般读到高中就可以和父母一起经商了。

　　槐塘村的出国务工人员当中，青壮年劳动力是主体。村中的中年人由于年龄、心理原因很少愿意出国，而是选择在家务农。村中的儿童到了入学年龄，往往会被他们在欧洲拥有合法居住权的父母接走。所以，老年人便构成了村中未迁移人口的主体。在移居国外的槐塘村民当中，温州人及其后代占了大多数。据笔者调查，村中徽州人移居国外的仅有十余人，在这些徽州人中，最早出去的是黄天祜和程明星。由于黄天祜的姐夫是温州人，程明星的儿媳是温州人，因此他们通过亲属关系得以出国。

　　二、对槐塘村跨国移民现象的分析

　　槐塘村海外移民活动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从最初因为继承遗产而出国的偶发事件，到现在村民积极寻找关系和门路出国。槐塘村民深深卷入了来势汹汹的全球移民浪潮。

　　(一)世界体系与经济结构

　　由于西方国家进入福利社会后，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一些低端工作逐渐被边缘国家的廉价劳工占据。廉价劳动力的大量涌入既缓解了核心国家的劳动力紧张状况，又使得这些核心国家节省了开支。在槐塘村的跨国移民，向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的劳务输出人口占绝大多数，而意大利等国的老龄化在欧洲各国中是相当高的。

　　同样1979年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Piore)提出的双重劳动市场理论(The dual-labourmarkettheory)也被称为劳动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labormarkettheo-ry)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已分化为两个不同的层次,即资本密集型主要部门和劳动力密集的次要部门,这就导致了发达国家中劳动力市场的分层。发达国家的本地劳工往往追求那些收益好和保障全的工作，他们宁愿失业享受救济金，也不愿意从事那些报酬低、强度大、发展潜力小的工作，因此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对外国劳动力的内在需求。

　　据笔者调查，槐塘村的跨国移民在欧洲国家主要从事的正是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Piore)所区分的劳动密集型的次要部门，这些部门包括餐饮业、服装制造业和皮革行业。这些行业所需专业技能较少，欧洲的本地劳工很少有人愿意从事这些行业。但是，对于本身没有专业技能的槐塘村民来说，欧洲的低薪对他们已经是高薪了。

　　(二)社会资本与网络

　　作为一个新兴的侨乡，槐塘村移民网络的形成主要借助于和海外、温州密切的跨国移民网络。槐塘村的移民多数为解放前后到来的温州人及其后裔。原居于此的徽州人海外移民的数量较少，出国的徽州人当中，都与温州人有着姻亲关系或者关系密切。即七十年代后，温州高涨的跨国移民浪潮也带动了槐塘村民的移民活动。

　　槐塘村中最早出去的温州人是郑朝荣和胡克毓。郑朝荣的哥哥郑朝和向笔者介绍：郑朝荣今年47岁，家中排行老四。1974年，郑朝荣14岁时，因为定居在意大利的大伯没有子嗣，需要从国内挑选子侄辈的亲属前去继承遗产，郑朝荣因此移民意大利。后一直在意大利经商，主要从事皮革生意和服装进出口贸易。郑朝荣是槐塘村中为数不多的取得所在国国籍的移民。

　　郑朝和对笔者说：我的儿子就是随郑朝荣出的国，现在意大利做商品批发生意。我家的两个儿子、大哥、大嫂及四个孩子、老三的一个孩子、老五夫妻两人、老六夫妻两人及两个孩子现在都在欧洲。在80年代初，老五、老六他们通过老四最先出去，当时他们办理的是劳务输出。到欧洲取得合法身份后，就开始申请家庭团聚来带家属出国。现在，除了老三家和自己家还有人留在国内，村中其他兄弟的家里人全部都在欧洲。我母亲也在欧洲待过三年，因为不习惯那里的生活方式又回到村里面来了。

　　郑胡两家通过旅欧的温州亲属，以继承遗产和劳务输出的方式进入欧洲。在取得合法居留权后，又通过申请家庭团聚的方式，将家人逐一迁往欧洲。待自己站稳脚跟之后，又将村中的亲属逐渐吸引到欧洲。除了温州的郑胡两家，本地的王永千、王永涛、王永玉三兄弟也是以这种方式，成功的将村中的众多亲属和朋友带至欧洲。槐塘村出国的村民中因为与郑、胡、王三家有亲戚或密切关系的人约有150余名。这种滚雪球式的移民方式在温州和槐塘村非常普遍。

　　将资本扩展到其他的权力形式来自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将“资本扩展到所有的权力形式——不管他们是物质的、文化的、社会的还是符号的。个体与群体凭借各种文化的、社会的、符号的资源维持或改进其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厦门大学李明欢教授提出的“侨乡社会资本”概念认为：跨国民间网络是侨乡社会资本的基本载体，跨国互惠期望是侨乡社会资本的运作机制,跨国链接增值是侨乡社会资本的效益特性。侨乡通过已定居移民、信息网络和人情互惠提高移民操作的成功率及获益率的能力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资本有望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乃至政治资本。

　　侨乡社会资本将侨乡人与业已在外定居之亲友同乡之间的民间网络看作社会资本的载体，这样处于网络中的侨乡人依据其在网络结构中所处位置，具有不等的应用稀缺资源的能力，应用这些资源为家族和自己服务。槐塘村的跨国移民现象充分体现了民间网络在跨国移民活动中的基础作用。温州侨乡与槐塘村、槐塘村和旅欧侨民、旅欧侨民与大陆亲属这三个民间网络相互交织形成了侨乡社会资本的载体，村民借助于同温州亲属和旅欧亲属的网络达到了成功跨国移民的目的。

　　侨乡民间网络对跨国移民来说，不仅是提供了成功出国的渠道。网络中信息与资金的流动对移民来说都是可资利用的有效资源。槐塘村民谈起国内的侨务政策和欧洲国家移民法规、福利待遇简直是了如指掌。笔者在村中访谈时，村民邱龙飞说：前几天，朋友从国外打电话回来，说意大利的新总理普罗迪上台之后即将宣布大赦。当时，普罗迪上台刚刚两个月，国内有关意大利的报道根本没有涉及到意大利的新一届政府将如何对待移民。可以看到，通过移民网络，国内外有关移民政策的信息在侨乡流通非常迅速。

　　侨乡社会资本的概念突出强调：侨乡社会资本的运作是将“跨境迁移”作为侨乡人特有的一种投资与回报的经济行为。实际上，这将“跨境迁移”行为作为社会资本运作中非常关键的一环，类似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生产过程。在“货币-商品-货币”的循环中起到了中介和增值的作用。槐塘村移民大多是通过劳务输出移民欧洲，早期的模式是由旅欧的温州老板联系国内劳工的劳务输出，因为欧洲国家有这样的规定，企业按每年向当地政府纳税的高低，可以申请从原住国进口廉价劳工。槐塘村民大多是从温州搬迁至此，在温州有很多的亲友。村民经过他们的帮助和自身的亲属的关系，以劳务输出的方式到欧洲去打工。如果不是为亲戚或朋友打工，出去后，这些移民要给老板白干三年。也就是说，三年间，老板只包吃住和给小钱。但是在考察槐塘村跨国移民的现象时，将“跨境迁移”看作完全的资本运作是有失偏颇的。

　　槐塘村民评价一个人的能力和品行往往取决于看他带出了多少人。比如，村民中的相互斗嘴就经常用这样的言语：你有什么本事，能带出多少人！？而从欧洲回乡的人也时常会询问，村中谁家比较穷，能联系出国的也会尽力帮助。移民网络中的个人依据所处的结构位置或是接受资金、信息或给与资金、信息，在资金和信息的流通过程中，移民群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得到增殖。在增殖的过程中，移民文化的形成与延续更是将整体的利益提升到了伦理和道德层面。在跨国移民的行为与过程中，经济考量和社会道德规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三)个体能动性与选择空间

　　国际移民理论多关注利益因素对移民个体的影响，经济结构对移民行为的主导作用。这里首先要提及的就是新古典经济主义理论，其代表人物拉里•萨斯塔(Larry Sjaastad)和迈克尔•托达洛(Michael Todaro)主张：国际移民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理性个体通过对移民行为所需成本和获得收益的仔细考量(通过定量分析移出国与移入国之间的工资差距)，在认定移民后所得收益要明显高于移民行为所付出的成本时，理性个体便会作出移民的抉择。在笔者所调查的槐塘村，移民个体对出国后和在国内收入的比较是相当清楚的，国内外经济收入的巨大差异是促使他们出国的动力。

　　但是人始终是悬挂在其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新经济移民理论的主要代表是奥迪•斯塔克(Oded Stark)以自己在墨西哥的研究对新古典经济主义理论进行了修正。斯塔克认为：同一收入差距对于不同人具有不同意义，引发移民的动因不是两地绝对收入的差距,而是基于同参照群体比较后产生的相对失落感。在发展相对迟缓的社会里，人们会安于现状，但是当社会发生急剧变革时，人们会习惯于在那些自己熟悉的人群中选择那些原先自身条件不如己，可是现在处境却比我好的人作为参照，这样失落感油然而生，成为个体移民并寻求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动力。在对槐塘村村民的日常生活观察中，可以察觉到“相对失落感”和“炫耀性消费”对当地村民移民心态的影响。村民邱龙飞回忆，村中较早出去的胡克毓在1982年春节回乡的时候，光是给村中孩子的压岁钱就发了几万元，并拿出一万元给村中修路，又给生产队中的每户都送了些钱。胡克毓的富裕在村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而比胡克毓更早出国的郑朝荣也曾在村中捐资修建小学、为村民建了自来水设备。胡郑两人出国前在槐塘村并没有受到过如此关注，他们在欧洲的境遇使槐塘村民强烈感受到了国外物质生活的优越，当时仍停留在倡导平均主义的徽州农村中，胡郑二人的举动无疑对之后的槐塘村跨国移民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功效。

　　槐塘村的交通并不方便，但是村中有海外移民的人家基本上都修建了别致的洋房。进入村庄后，各式的洋房鳞次栉比。最常见的都是三层楼的洋房，这些房子同村中其他未有移民人家的低矮住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对失落感”和“炫耀性消费”在槐塘村中的出现，客观上刺激了村中移民浪潮的发展，对村民的心态造成了很大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个村民都受到这种心态的感染前去欧洲谋生，村中出国最多的人群还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通过劳务输出出国，在出国之后，拿到合法居留身份，便申请家庭团聚。申请家庭团聚最方便的是夫妻团聚，其次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亲属。现在尚留在村中的青年均已成家立业，在村中担任干部或是教师、医生等职业。他们在村中的身份和地位已经被结构化，出国挣钱的诱惑力虽大，但已不能促使他们抛家离子，闯荡江湖。

　　槐塘村作为中部省区的腹地，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竟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侨乡。这固然是因为中国越来越深入地成为世界体系结构中的新焦点，并以自身的劳动力和市场深刻影响着世界体系的转变。槐塘村跨国移民的现象也反映出，中国文化传统注重血缘和地缘联系在人的存在和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相对于西方现代思想将人看作是个体的原子，以至于产生像霍布斯所想像的那种“人与人的战争”，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族、乡土的整体利益。这种独特的文化模式在新移民中又一次得到了印证。槐塘村民凭借着与旅欧、温州亲属或同国的民间网络，一家家、一户户前往异国闯荡，每一次成功的移民行为都加强了网络结构，增加了依托民间网络而形成的“侨乡社会资本”，侨乡移民文化与社会资本的有机结合形成了槐塘村跨国移民的独特景观。槐塘村跨国移民现象是温州移民模式在内陆山区的变体，槐塘村的跨国移民现象和温州移民浪潮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内陆新侨乡特有的移民方式。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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