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首都曼谷市有一条繁华的四丕耶路，路口有一间小小的理发馆，馆里只有两张理发椅子和两位理发师傅。五十年前，我常到这里找这两位理发师傅，他们就是钟育民(原名：钟希廷)和钟若潮(原名：钟计廷)同志。那是1935年底，我加入了共青团之后，领导指定我按时到这里看文件和借阅我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等革命书刊。育民那时才二十岁。他教我如何做团的工作，我很敬佩他有丰富的斗争经验。难忘的1938年8月5日，育民和阿桂介绍我站在这间小屋里加入共产党，是他们，决定了我有意义的一生。

　　1936年，各界华侨救亡热潮日益高涨，组织决定育民同志领导我们团小组开展工人的爱国运动。是他，派我加入华侨工人足球队，组织球赛为祖国抗日义勇军募捐。他教我组织工人俱乐部，让工人同志有场所放声歌唱“义勇军进行曲”、“告别南洋”等革命歌曲。和育民同志接近过的工人都感到他平易可亲。因为育民同志个子高，又没有架子，所以都亲切地叫他“高佬钟”。很多工人同志到后来才知道，把自己引向革命，引向党的幕后人物，就是这位总是面带微笑的“高佬钟”。

　　“七七事变”，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天，育民同志和林鸣就召开工人积极分子大会，宣告暹罗华侨工人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大会通过成立宣言书。育民让我尽快把宣言书印十万份，散发出去，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我们当时还没有印刷厂，有位在报馆工作的朋友愿意免费给我们承印。等我把印好的宣言书拿给育民，没想到他发了大火。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发火。他指示我：“把印好的宣言书全部烧掉！”我以为其中还有错字没有改正，育民把宣言书冲着阳光让我细看，纸上明显的有“日本株式会社”的水印。抗日宣言书怎能用日本纸来印刷？原来这间报馆的后台是国民党，他们恨我们“工抗”太红了，“好心”承印我们的宣言书，是蓄意让我们出丑。育民提醒我们，群众运动越高涨，我们越要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

　　育民同志是党的市委委员，管青年工作。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华侨青年最活跃，各种读书社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成立。很多青年很想上延安，天天有人找育民“个别谈话”。育民又是“工抗”负责人之一，直接领导“工抗”第五分会工作非常出色：会员发展很快，统战工作又好，连一些国民党支部的委员，都积极加入，进行革命活动。有一个国民党区分会的委员把整个分会的党员都介绍参加进“工抗”第五分会。育民同志就有这样团结大多数人共赴国难的胸怀和本领。上级通知：八路军和新四军急需技术工人和司机，育民就从第五分会挑选最好的华侨技工回国去支援。如：已故的洛阳拖拉机厂某分厂的厂长谭亮斌同志，就是当时由育民帮助回国的华侨技工之一。还有修理枪炮的技工崔流光、赵承棣和陈英等人。负责培训归国司机的是第五分会，建立秘密印刷所的也是第五分会。每隔两三个月，第五分会就组织一批人员回国参战，虽然仅留下几个骨干，但很快分会又发展壮大起来了。谁又知道，育民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劳力呢？但育民，从来不知疲倦。

　　钟若潮同志(在东江纵队化名李中)虽然也住在理发馆里，但他很少在家过夜。按照秘密工作纪律规定，我和他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我们没有深谈过。我只知道他是1926年由家乡来泰国的，他除了会理发，还会做裁缝。当第五分会建立起印刷所，上级派来接收和负责这个所工作的人就是若潮；有一批华侨技工回国前要学一些革命政治课，领这批技工来学习的也是若潮。为了资助延安陕北公学和抗日大学的经费，黄耀寰老师指示我们成立“暹罗华侨陕公抗大后援会”，我们决定印刷一种像明信片一般大小的图片义卖，把捐款汇给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同志转给延安。在黄老师房里，来和我共同研究印制图片的人，又是若潮。只用了三天时间，找来老师设计了拼图，然后若潮又负责去印刷。那是一幅毛主席半身像，背景是宝塔山下的延安城，一支八路军队伍高举红旗向前进，下边印着一句标语：支援我们的“陕公”和“抗大”！这是一幅套色木刻画，红星、红旗和大红标语很醒目，印刷了五十万张，每张都凝结有若潮的心血，这是一颗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我在夜校讲过政治课。夜校的学生几乎全是青年工人。有一位同学叫王丽，她个子不高，瓜子脸，一双大眼睛。她很活泼，爱唱歌，特别爱唱影片“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卖报歌”和“渔光曲”。起初，我只知道她是火柴厂妇女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有一天晚上，她来上课时，带给我一张育民写的小条子，两句话：“出现疯狗，别上公园”！我们本来是约定第二天在公园开小会。我只说一声“谢谢”，还不知道她是育民的嫂子。

　　一次，吴琳曼和许侠老师被捕。第三天，王丽就领着几个女工代表，带了不少物品来慰问吴老师和许老师的家属。我悄悄地告诉她们：“快点离开这里，提防有狗！”王丽却毫不在乎地说：“把我也抓去，驱逐出境，免费坐船，回国参战！”时时心向祖国，心向延安，念念不忘归国参战，这就是王丽。

　　1938年10月，突然间，阿桂来接替育民领导我们党小组工作。我想找育民请他指教我该如何克服缺点和改进工作。阿桂说：“谁也找不到他，他和哥哥嫂嫂一同上延安了。”我很生气，这家伙连几句离别赠言也不肯留下。阿桂说，别怪他们，他们怕影响“军心”，悄悄地走了。是啊！如果我知道育民要上延安，我一定跟他们走。他把我培养入党，他的心真热。我们已是生死之交，但为了不影响我的情绪和工作，离别前他一句话也不说，他的心也真“冷”。

　　不久，阿桂告诉我，上延安的路，被国民党切断了。钟育民弟兄和王丽到了香港，他们遵照连贯同志的指示，偷入敌后，参加了广东省东江游击队(东江纵队的前身)。

　　1939年5月，邱及同志通知我，上级批准我上延安。我和十几位同志没有过香港，我们走一条新路线，从老挝转越南进昆明经重庆奔延安。从此，再没有听到这三位我所敬爱的战友的信息。

　　1979年5月，我调回北京工作。在全国侨联，我高兴的见到了阔别四十年的“高佬钟”。他告诉我，若潮和王丽都壮烈牺牲了。

　　那是1942年春天，王丽被分配在惠东宝游击队医院工作。那时革命处于低潮，医院缺医少药，困难重重，她排除万难，尽力把伤病员护理好。

　　国民党顽固派不打日本鬼子，专门袭击抗日队伍。敌人不断对我游击区和部队进行“围剿”。王丽在东江纵队和几位大夫为了掩护伤病员撒退，隐蔽在广东省宝安县西乡铣岗村后的山沟里，不幸被国民党军捉走。一个连长用手枪逼迫王丽，供出伤员转移地点和主力的去向。王丽硬是一言不发，猛地冲上前去夺过手枪射击敌人。可惜手枪的保险没有拉开，没把敌人打死。在和敌人扭打中，她被几名敌军枪杀身亡。王丽回国前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但是，死在中国人的枪下，她不能瞑目。

　　若潮牺牲在1944年5月8日，日寇偷袭设在广东东莞梅塘马山下的田心村里的东江纵队司令部。为了保护曾生、梁鸿钧、王作尧和杨康华等领导同志，独立中队政委若潮同志率领一个排抢占了梅塘的主峰——马山，迎击十倍于己的日寇，打退了敌人的六次进攻，挡住由骑兵和炮兵开路的日寇精锐久留米师团，使我司令部全体指战员安然脱险。然而若潮和突击队大部分战士却壮烈殉国。

　　若潮和王丽是华侨的精英，他们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育民回国四十多年，他时刻都关怀着广大的海外侨胞，他在惠阳、东莞、博罗、增城等广大地区领导着由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各地回国参战的华侨战士打击敌人，一直奋战到迎接南下大军解放整个华南。新中国成立，育民先后担任过中侨委处长、我国驻越大使馆的二等秘书、驻印度大使馆的专员和驻缅甸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使馆党委委员等职务，保护当地侨胞的合法权益。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印尼无理排华时，育民担任中侨委接侨工作组组长，奉命去广州担负接待和安置归侨的工作。缅甸排华，育民又奉命去云南西部负责接待和安置难侨等工作。在外扰内乱中，他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各种难关，排除各种干扰，不辞劳苦地给侨胞带去祖国的关怀，带给华侨祖国的爱。在育民身患癌症后，他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仍刻苦读书，写学习心得，用笔继续战斗。从接受放射性治疗起，他十年如一日，日以继夜地赶写了十三万字的革命回忆录，为受“四人帮”迫害的华侨战友写历史证明材料和申诉几十份，想方设法为他们投诉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还接待归侨、华侨来访；给国务院侨办领导写改进侨务工作建议书，受到国务院侨办领导的表扬。直至1982年11月26日逝世前，他还念念不忘的叮嘱自己的爱人杜娟同志：“为党工作为侨胞服务，团结广大侨胞，建设亲爱的祖国。”

　　敬爱的育民、若潮、王丽，你们永远活在我心里，永远……。

　　(作者系民政部归侨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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