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侨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中发挥过重要且独特的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海外华侨的互动有一个从弱到强的过程。为了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援，团结侨胞抗日，中国共产党将海外华侨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海外华侨加强宣传，得到以陈嘉庚为代表的海外华侨的积极响应，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增添了重要助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中共对海外华侨的宣传

　　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指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继而在同年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团结一切爱国进步力量，建立包括海外华侨、各民主党派以及所有爱国人士组成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不得不与中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共在实际上主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反映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顾全大局，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并且重视发挥海外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为了获得海外华侨的广泛认同与拥护，中共在《八一宣言》中还将保护华侨权益作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一，明确宣布“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当时国民党拥有《中央日报》等成熟的对外宣传报刊，为了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创办了《救国时报》，明确提出“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共同救国”的宗旨，开设“要闻”“社论”“时评”“文件转载”“国内要闻”“国际要闻”“侨胞生活”“读者来信”等栏目。因为发表的言论代表最广泛人民的要求，《救国时报》迅速发展，发行量逾2万份，遍及43个国家，成为当时中共最有影响力的海外报刊。据时任主编吴玉章回忆，《救国时报》向海内外介绍了中共抗日运动的发展，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与政策，成为中共与海外华侨相互了解与沟通的桥梁，在欧洲、美洲、南洋、澳洲、非洲和印度等地都有忠实读者。

　　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开始重视对海外华侨及国际宣传工作，并成立了特设宣传机构，主管领导是周恩来同志。中共在香港以“粤华公司”为掩护，设立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由廖承志主持日常工作。周恩来指示廖承志创办《华侨通讯》等刊物，揭露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罪行，大量报道国内抗战的真实情况。同时，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群众》周刊也在香港翻印发行，成为中共对外宣传抗日、争取外援的重要阵地。此外，还创办了《华商报》《光明报》等进步报刊，形成了对海外华侨宣传方针政策与反日斗争的重要舆论阵地。为进一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党员胡愈之前往南洋担任《南洋商报》总编辑；金仲华担任《星岛日报》总编辑，邵宗汉担任副总编辑，羊枣担任专栏作者；胡一声、王任叔等人到菲律宾、印尼、新加坡等地协助海外华侨创办抗日宣传报刊；闻一多、陶行知等人到欧洲宣讲；方振武到美国宣讲，逐渐赢得陈嘉庚等华侨领袖的支持。

　　海外华侨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的回应

　　总体来说，抗战时期中共对海外华侨的宣传取得了良好效果，海外华侨对中共的抗日态度、政治理想等藉由中共的新闻宣传工作逐渐了解并熟知。国民党虽然借《出版法》等严苛的新闻出版法令来封锁中共的新闻宣传，但中共仍在艰苦的条件下成功突破舆论包围，主动创办《救国时报》等海外报刊不断凝聚海外华侨和国内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广泛宣传中共抗日救国的立场、方针和政策，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转变了海外华侨对中共的认知，从“拥蒋”最终转为“拥共”。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国将不存的危机之中，然而国民党内部仍在争权夺利，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矛盾不断升级。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内战政策。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前线浴血奋战，国民党却在积极剿共，此等新闻宣传至海外华侨社会，引发侨胞纷纷谴责。从1937年至1941年初，海外华侨援助祖国抗日的捐款数额达26亿元之多，惠及中共的资助却微乎其微。在认清中共与国民党的本质区别之后，海外华侨开始绕过国民党的阻碍，直接援助中共抗日，侨汇纷纷寄到《新华日报》或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由廖承志转交。

　　海外华侨对中共态度的转变以东南亚华侨领袖陈嘉庚为突出代表。陈嘉庚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华侨，1940年他组织慰问团回国考察，并在重庆的欢迎茶会上发表演讲，“祖国是华侨的父母，华侨援助祖国，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责任。华侨希望大家精诚团结，战胜日人。”陈嘉庚在重庆考察了一个多月，劝说国共两党要以大局为重，不要分裂，现阶段以抗日为首要任务。然而国民党腐败严重，蒋介石更是不肯放下对中共的成见，陈嘉庚想要去延安考察，却遭到蒋的重重阻挠。最终陈嘉庚冲破障碍到延安慰问中共军民，并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会晤，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促膝谈心，真正了解祖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两相对比，事实胜于雄辩，陈嘉庚回到南洋后将回国见闻如实向海外华侨汇报，作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论断。中共作为一个代表着先进性、纯洁性的政党逐渐得到了海外华社的拥护，海外华侨出钱出力援助祖国抗战，并在实际上认可了中共领导抗日战争的地位。

　　海外华侨对抗日的贡献

　　海外华侨深明大义，对祖国抗日的贡献良多，功绩彪炳史册。海外华侨不仅坚持抗日，更呼吁国共联合抗日，具有全局观念。华侨散落海外，抗日期间却能团结起来，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这使海外华侨逐渐从民族主义演变为爱国主义，加强了对祖国和家乡的认同。无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对海外华侨在抗日期间的付出与贡献都予以高度肯定。

　　在组织援助方面，各地华侨成立了抗日团体。1936年9月，“全球华侨抗日联合会”成立，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等40多个抗日救亡组织参加。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加紧武装侵略中国，海外华社掀起抗日爱国运动高潮，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1938年10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成立，英属马来亚联邦、缅甸、印尼、菲律宾、越南、泰国等45个商埠的华社组织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并派出168名代表齐聚新加坡发表宣言：“中国之抗战实为御侮而战，保障世界和平而战。号召全体侨胞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新加坡侨领陈嘉庚担任南侨总会主席，带头认常月捐2000元，印尼侨领庄西言和菲律宾侨领李清泉等担任副主席。南侨总会在各地设立分机构多达85处，成为东南亚地区华侨抗日最大的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相关资料统计显示，抗战时期海外华侨爱国救亡团体共有2794个。

　　在经济援助方面，海外华侨积极捐款、捐物。华侨爱国之心不分阶级，无论贫富，规模广泛，持续时间长久，直至抗战胜利。海外华侨捐款抗战的数额之巨难以确切统计。据资料显示，抗战八年侨汇总额多达95亿元，承担了当时全国抗战军费的七分之六以上，足见海外华侨之功。同时，海外华侨捐助战时物资，包括衣物、粮食、药品、飞机、枪械、汽车等数不胜数。为维持战时经济，海外华侨还积极购买国债，这些国债最后几乎都无偿捐献给了祖国。抗战期间华侨投资国内企业高涨，例如胡文虎投资了云南矿物公司，创办糖厂；陈嘉庚等集资合股投资重庆制药厂；王振相(马来亚锡矿大王)合股投资了西南胶轮厂等，这些侨资企业稳住了西南大后方，为祖国持久抗战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后盾。

　　在人才援助方面，海外华侨更是以身作则，多有回国参战、以身报国之人。虽然无法统计具体人数，但海外华侨报效祖国的身影到处可见。在当时中国驱逐机飞行员中，约四分之三是华侨。很多华侨是技术人才，成为抗战前线的医护人员、修理工等。其中一个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群体是“南侨机工”，约有3200人。当时中国主要的交通运输线、工业和港口几乎全部沦陷，为保障从国外购买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顺利到达国内，国民政府紧急修建滇缅公路，成立西南运输公司。这些回国抗战的华侨参加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机工服务团”，补充了中国境内紧缺的卡车司机岗位。南侨机工驾驶超过三分之一的运输车辆，为保障滇缅公路国际运输线作出了重要贡献。战后统计显示，一千余名南侨机工牺牲，约一千名机工返回南洋，另有约一千名机工留在国内成为归侨。

　　海外华侨在住在国通过多种斗争形式抗日

　　除了回国直接参加抗战，海外华侨在侨居地也通过多种形式抗日，从侧面瓦解日本法西斯的罪恶势力。例如南洋华侨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促进国货在南洋的销售。一些华侨参与罢工运动，减少当地对日本的物资输送。各地华侨还展开民间外交，从物质、精神和舆论方面争取国际援助，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对日本施加人道主义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反法西斯国际联合阵线的形成，为结束二战争取世界和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海外华侨对祖国的贡献功不可没，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我们都应铭记华侨之无量功德。海外华侨是国民党与中共都试图争取的对象。中共积极抗日，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侨心的天秤逐渐往中共倾斜。中国共产党与海外华侨的互动增加，务实的侨务政策更使一些海外华侨在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继续以各种方式回馈桑梓，并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了中外关系发展。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