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上午，北京的天空显得阴郁而沉闷，一如聚集在八宝山为彭光涵老人送行的人们的心情。伴随着低沉的哀乐，默默地凝望彭老的遗容，他生前的音容笑貌，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彭老留给我的最生动的记忆，是他光而且亮的头顶，笑眯眯的眼睛，总是显得慈祥而亲切。第一次见彭老，大概是在27年前。那时，我刚到中国新闻社华侨部任记者，而彭老已经从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的任上退休，担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的顾问。同时，他也是全国政协华侨委员会委员。政协和侨联的会议，他都时有参加。每次参会，他都安安静静地找个位子坐下，不是满场周旋寒暄，有人来问候他时，他就笑眯眯地站起来握手回礼。他的发言总是条理清晰、切中肯綮。他的态度也大多平和而沉稳。但一次我没有参加的座谈会，却让我对彭老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听参会的朋友说，彭老在那次会上激昂慷概，言辞激烈，那是为了民众的福祉。由此我深信，在他平和的外表下，有一颗为国为民的滚烫的心。

　　对彭老更多的了解，是阅读《归侨彭光涵的往事•今事》。那书刚出版时，一个朋友送了我一本，可很快又被另一位朋友要走了，我只好向彭老索书，他有些不舍地说：“我也不太多了”，但还是给我找了一本，并在我央求下，用略微颤抖的手，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赵健同志阅”，并工工整整地写下“彭光涵”三字签名。这时，他已有88岁高龄。对后辈的关爱，做事的严谨认真，让我心中更添对他的敬意。

　　正如彭老自己所说，他的一生与侨界息息相关，他的个人命运随着祖国的命运而沉浮，经历了许多坎坷，有胜利的欢乐和振奋，也有失落的困惑和无奈。

　　彭老出生在广东陆丰，原名彭海涵，直到22岁时周恩来总理给他改名。他的父亲是个秀才，是当地的头号文化人，以行医为业，深得村民敬重，但在彭老6岁时，父亲病故。彭老的母亲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华侨矿场主家庭，20岁时回老家陆丰入嫁彭家。正是这位见多识广、聪明泼辣的女性，积极支持他的儿子们参加海陆丰工农暴动，在彭老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革命的印记。在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失败后，为了躲避追捕，她毅然带领五个儿子和两个儿媳，漂洋过海，历经艰辛来到马来亚。在马来亚的日子，彭老一家同其他侨胞一样，栉风沐雨，艰难度日。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彭老始终能切身感受海外侨胞的疾苦，对海外侨胞怀有深厚的感情。

　　由于得到当地侨界人士的资助，家境贫寒的彭光涵得以进入当地华文中学学习。在校期间，他认真学习文化知识，更热切地阅读进步书籍和报刊，了解中国和世界形势，自觉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蒙。在同学和朋友的鼓励和带动下，他满怀激情地投身进步事业，积极组织华侨学生开展爱国救亡运动。1935年，他参加了马来亚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加华侨抗敌后援会工作，组织开展海外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募集抗日资金，为国内抗日战争提供财力、物力支持。组织青年学生、工人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开展反帝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他在新加坡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并曾任马共新加坡特别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40年5月，他在新加坡从事抗日活动时被捕入狱，后被马来亚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

　　从新加坡被押送到香港的彭光涵和他的战友，几经周折，终于与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在香港，彭老见到了他敬仰已久的廖承志，从此开始了他们延续几十年的深厚友谊。在这里，彭光涵和他的几名战友一道，由马来亚共产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由于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进入根据地十分困难，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已被迫暂停组织华侨青年和抗日干部前往延安。但彭光涵一行抵港后，廖承志考虑再三，决定为他们作一次特殊安排，送他们去延安。

　　一路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历经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国民党军警的严苛盘查，彭老一行经惠州、韶关、桂林、贵阳，最后抵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们走过的这一行程中，很多即是香港沦陷时，我党营救的滞港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走过的路线。今年1月，30多位当年“虎穴救援”行动的组织者、营救者、被救者及其他们的后裔在北京济济一堂，共同回忆70年前惊心动魄的救援行动，共同缅怀先辈的大无畏精神，共叙世代传承的深厚情谊。彭光涵老人也应邀参加了这次聚会，回首当年的经历，彭老对那些英勇无畏的营救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记得那天的北京，依然是寒意袭人，在丽斯卡尔顿酒店的会场，穿着米黄色夹克的彭老显得精神矍铄，我问候他说：您老身体挺好啊。他笑眯眯地说：还好，还好。没想到，这次聚会，是我和彭老生前最后一次相见。

　　在重庆红岩村，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同志接见了彭光涵。周恩来同志高度赞赏马来亚华侨的爱国精神，对他们给予八路军、新四军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还格外关心地问彭老：“你在新加坡马来亚读书和工作时都用彭海涵这个名字吗？为了安全起见，我把你的名字改一个字叫彭光涵，你同意吗？”彭老当即满口答应。此后，彭老就一直使用周总理给他起的新名字，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懈奋斗。

　　离开重庆后，彭老先后参加了太行抗日军政大学、延安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干部训练班、军委外语学院的学习、战斗。抗战胜利后，他曾赴冀热辽根据地、朝鲜、哈尔滨等地工作。1949年4月，彭老根据组织安排随军南下，来到刚刚解放的北平，由于连贯(原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的引荐，他被安排到中央统战部二室，任华侨专职研究员，后又被调到新政协会议筹备处秘书组，参与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刚到统战部时，彭老就参与了邀请华侨民主人士参与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在广泛听取归侨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邀请华侨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及出席第一届政协大会华侨民主人士代表的名单。当时，定出的代表包括陈嘉庚等15名知名华侨。

　　在此期间，最令彭老难忘的是，1949年他参加了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并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秘书参与这些方案的拟订。尤其是对国旗图案的选择，彭老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为此查找了大量资料，在众多不同意见中，他提出了自己建设性的意见。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亲手绘制了第一幅国旗草图，并找到大栅栏一间制旗社，制作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这事一直是彭老心中最珍贵的记忆。每当国庆纪念日，就有不少记者找彭老采访，彭老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讲述当年的情景。记得我采访他时，他依旧显得十分激动地说：“我那时候，脑子里整天想的就是搞国旗的事。1949年9月27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表决国旗方案时，展现的就是我在大栅栏做的那面旗，我当时就在台上拉旗子。”言语间，彭老的眼中，闪烁着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开国大典之后，彭老从中共中央统战部调到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后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担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从此开始了他全心全意为侨服务的人生新旅程。此后，他历任中侨委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厅副主任，中侨委党组成员、一司司长、农场司副司长，广东省侨办、外办副主任。其间，他曾被错划为“右倾”下放兴隆农场劳动，文革时被下放江西中侨委“五七干校”劳动。“文革”后，彭老调回北京，负责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筹组工作。1978年3月后，他历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党组成员、秘书长、副主任，此后又曾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顾问，直至1994年离休。

　　彭老的一生，始终与侨胞血肉相连、肝胆相照。正如他自己所说：“大半辈子从事侨务工作，直接为侨界服务”。在侨务部门任职期间，他参与了一系列有关华侨和归侨侨眷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为维护华侨和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而殚精竭虑。

　　我们在策划研究“新中国侨务政策60年回顾与探析”的课题时，我和王晓萍司长专程去拜访了彭老，他反复向我们强调，要写新中国侨务政策60年，就一定不要忘了华侨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支持。广大华侨希望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希望建立新中国，他们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说：当年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口号”以后，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侨领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这充分反映了华侨的迫切愿望，他们为此奋斗了这么多年，终于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这是海内外中国人的大事，所以华侨要派代表回来参加政协会议，这表现了他们对建立新中国的关心和支持。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侨务工作，彭老认为，改革开放前是充满坎坷的，有胜利、有失败，但主要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有错误的，也得到了改正。他说，最主要的成绩是确立了国外侨务工作的方针和“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国内侨务工作原则。如在土地政策、侨汇政策、华侨学校等方面，对华侨、归侨侨眷制定了具体的照顾措施。

　　2008年6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7周年前夕，我所在的政策法规司邀请了90岁高龄的彭老详细介绍了当年制定侨务政策的时代背景和侨务政策发展的历史脉络，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侨务历史课。

　　彭老表示：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关心侨务工作了。1942年成立了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目的就是团结华侨抗日，联合当地政府和人民抗日。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国外侨务工作方针有了很大的变化。彭老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各国的华侨很高兴，不少国家的华侨都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庆祝游行。1952年雅加达举行了20万人参加的游行。这引起了当地人民和政府对中国的疑虑。一些国家公开说中国是他们的威胁，华侨是“第五纵队”。要反对共产党，首先就要消灭华侨。他们开始驱逐华侨，关闭进步报馆、学校。在这种情况下，与东南亚国家和平友好，消除他们的疑虑，维护华侨的根本利益是迫切的问题。为此中侨委、外交部、中联办三部委召开了历时三个多月的联合小组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海外侨民工作的相关指示，作出了华侨停止参加当地国政治活动，鼓励华侨加入当地国籍等决定。这为后来与印尼签订不实行双重国籍的协定，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帮助华侨在当地长期生存发展都奠定了坚实基础。彭老有些得意地回忆，他当时参与草拟的报告，经讨论后报周恩来总理批示，“总理只在文字上改了一个字，将‘的’改为‘地’”。

　　彭老回忆：“当时争论很激烈，意见很尖锐。有同志认为，这样做是卖国，是背叛革命，但廖承志、张劲夫、王稼祥的态度很坚决。这之前刘少奇也和他们谈过，要他们不要怕有人反对。”周恩来总理也表示，要设身处地地看待这个问题。

　　此后，中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政府进行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谈判时，彭老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后方顾问和工作人员参加了谈判工作的全过程。也正是由于为谈判夜以继日地工作，使彭老积劳成疾，一场大病之后，他的头发就大把大把地脱落了，从此再没有一丝头发，那年，他才36岁。

　　分析当时的政策变化，彭老介绍，当时提出我国侨务工作的方针，要与解放前根本不同。解放前，在国外建立党支部，反对殖民统治者，与当地人民一起争取民族独立，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新中国成立后，东南亚很多国家都独立了，侨务工作要和外交工作相结合。如果我们仍然按照原来的做法去做侨务工作，就会违背我国的外交政策。而华侨只有融入当地社会，才能更好地长期生存发展，在一些国家，华侨不加入当地国籍，生存上会面临系列问题。

　　彭老说：这是建国后很重要的政策，国外的侨务工作都要遵循这个原则，后来与其他国家建交，也都涉及这个问题。他认为，建国初期党的海外侨务政策在今天仍然有巨大的生命力。

　　但是彭老也强调，对于加入了当地国籍的华人，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话很重要：他们虽然加入了居住国的国籍，但我们还是亲戚。他们对祖籍国有感情。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制定政策时要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不要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彭老回忆了当年他在广东时与多部门交涉，改变了华人回乡探亲只能在广州见亲人，不能回祖籍地的规定，推动了出台方便侨胞携带免税品的规定等。他说，这些都是为了照顾他们的特殊需要。今天，我们在吸引境外投资、吸引海外人才的时候，也应该考虑他们的特殊情况，照顾他们的正当利益。

　　在和彭老的多次交谈中，还聆听他介绍了土改中根据华侨特点制定相关政策及敦促实施，纠正地方错误的过程，制定保护侨汇政策的过程，照顾归侨学生的情况，以及文革后落实侨务政策、归还华侨房屋、吸引海外投资的工作情况。这些政策措施的制定和贯彻实施，都倾注了彭老大量的心血。为了制定《政务院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处理办法》，为了草拟《坚决纠正侨区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差》的报告，他广泛征求华侨、归侨、侨眷意见，深入侨乡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为维护华侨和归侨侨眷的利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回顾历史，彭老认为，解放初期，为侨服务是当作国家的责任来看的。他说：“从群众的切身利益来考虑问题，来制定我们的政策，这是最根本的。”他希望国务院侨办多为国家制定相关的侨务政策。他认为，侨务政策涉及各部门的工作，发文要用各部门会签的方式。原来制定涉及华侨的政策，就是中侨委起草，然后找其他单位签字。他说：“其他单位的人想不了那么多，侨办要牵头搞政策。有关华侨的问题要研究，要制定政策，而且政策要公开，要让每个人都知道，要让各个部门都要执行。”

　　彭老还语重心长地告诫青年人：给领导写东西要踏踏实实地讲一些切实的问题。要少一些文字游戏，少一些八股，少一些教条。要生动一些，有趣一些。

　　已是耄耋之年的彭老，依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侨胞的权益，依然孜孜不倦地关心着侨务事业的发展。他对侨胞始终如一的热爱，对侨务事业无私忘我的奉献，对国家坚贞不渝的忠诚，对亲朋真诚坦荡的情意，无不令人心生敬意。至今，彭老的教诲言犹在耳，却已是天人永隔。

　　听到彭老离世的消息，我的心情显得格外沉重和哀伤。在此，仅以此文，寄托我的哀思。-

　　(作者系国侨办政法司理论研究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