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倡导下，国务院侨办等侨务机构陆续恢复，侨务工作在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书写了崭新篇章。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习仲勋同志以其丰富的侨务工作实践和深刻的侨务工作思想，为新时期侨务工作的拨乱反正和开拓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仲勋同志百年诞辰之际，重温他对侨务工作做出的不懈努力与谆谆教诲，对新形势下推动侨务工作科学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心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拨乱反正，认真落实侨务政策

　　1978年4月，经叶帅提名，刚从洛阳“解放”回京、恢复组织生活仅仅一个月的习仲勋便匆匆南下，奉命主持广东省委工作。广东是全国主要侨乡，但在建国后的土改、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大批有“海外关系”的干部群众受到无情打击迫害，严重挫伤了广大华侨和归侨侨眷的积极性，在海内外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据习仲勋夫人齐心大姐回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承志同志特地和她谈了广东省的侨务政策问题，希望习仲勋能大力肃清“海外黑关系”等极“左”遗毒在广东造成的不良后果。

　　习仲勋同志到广东后，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着手对侨务战线的冤假错案逐一加以平反改正，落实各项侨务政策。4月6日，甫下飞机，他便出席了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大声疾呼“必须坚决落实党的侨务政策，以及经济建设中的各项政策。”5月29日，习仲勋同志听取了省委统战部关于全省统战工作的汇报，指示他们认真落实各项统战政策。6月，他与国务院侨办负责人一同慰问归国不久的印支难侨，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7月11日下午，习仲勋同志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听取统战工作汇报，省侨办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这一年，中央还决定复办在海内外有着较高声誉的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由廖承志担任董事长。习仲勋同志认真执行决定，主持成立了复办暨大领导小组，动员广东省各单位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10月15日，他出席了复办后的暨南大学首次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1979年1月25日，习仲勋同志在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废除“海外关系”黑六条、落实侨务政策进行了专门部署。他指出：在林彪、“四人帮”路线影响下，1970年，当时的省革委会搞了一个《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影响所及，闹得人心惶惶。归侨侨眷、港澳同胞的亲属和有海外关系的干部，他们同海外亲人的正常通信联系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海外亲人汇来的养家侨汇，被说成是“特务经费”。“海外关系”成了“莫须有”的罪名，一批有海外关系的干部和归侨侨眷被当作“特务”，横遭打击和迫害，制造了一些骇人听闻的政治假案，在国内外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华侨和侨眷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华侨一向具有爱国的光荣传统。“海外关系”黑六条是反动的，应该彻底加以批判。凡因黑六条受到迫害的，都要平反昭雪。

　　在习仲勋同志领导下，广东侨务战线努力肃清极“左”流毒，各项侨务政策得到了迅速落实。据统计，至1980年底习仲勋同志赴中央工作时，全省共纠正“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因“海外关系”而造成的冤假错案5481起，涉及14271人；调整安置上山下乡归侨知识青年回城工作1803人(含子女)，调整安置归难侨及其子女到城镇工作落户8533人(含子女)。落实原被精简归侨职工的政策，共收回归侨职工5300人。为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挤占华侨房屋这一老大难问题，广东省委、省政府还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加快侨房落实进度。值得指出的是，因小说《刘志丹》而身负“反党集团”罪名的习仲勋同志，直到1980年2月才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主持下获得彻底平反。他在广东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认真落实侨务政策，饱含着非凡的政治勇气，承担了极大的政治风险。

　　重回中央工作以后，习仲勋同志仍长期分管落实政策工作。1983年9月15日，胡耀邦专门就此致函习仲勋：“落实政策，特别是落实党外朋友、归侨政策这件大事，须要请你代表书记处来抓。”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1984年初成立了由习仲勋同志负责召集的中央落实政策小组。截至1980年代末，共平反纠正了归侨侨眷在“文革”及以前的冤假错案64000多件，落实清退各类华侨私房近4000万平方米，清理了60多万名归侨侨眷职工的人事档案，重新安置了60年代初期被精简的归侨职工及其直系亲属，认真落实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政策，一大批归侨侨眷走上重要岗位。这些工作，为维护改革开放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调动侨胞投身祖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做出了重大贡献。

　　引进侨资，开创广东改革开放新局面

　　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的两年多，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期。经历“文革”十年浩劫的荼毒，当时广东经济社会发展遭受重创，百废待兴。习仲勋同志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率先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形势，发挥广东华侨众多等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

　　在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同志指出：“广东这个地方，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商品经济历来比较发达，这里又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只要政策对头，多做工作，可以成为广东的一个有利因素。”他提出让广东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解决农业机械化和开发海南(当时属广东)等问题。习仲勋同志还专门强调必须调动华侨建设侨乡的积极性。当时很多侨胞和港澳同胞强烈要求回内地发展加工装配、建筑交通、旅游观光和社会福利等各项事业，习仲勋同志就曾与霍英东等人士多次洽谈，为白天鹅宾馆等酒店的兴建倾注心血。为了适应侨胞建设祖国的需要，习仲勋同志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恢复华侨投资公司；二是请国家优先安排，帮助广州的建筑行业尽快实现现代化；三是对一些重点侨乡县，要帮助他们分别作出建设规划，以便利用华侨资金，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工作。

　　习仲勋同志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他引用广东侨务部门同志“不要杀鸡取蛋，要喂点饲料让鸡多生蛋”的话，希望中央让广东放活一点，先走一步。他向邓小平提出希望中央给广东更多的对外经济活动自主权，并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重要侨乡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邓小平认为这是一种新思路，是实行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邓小平还将划出来的地方定名为“特区”，要求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

　　是年5月，邓小平派谷牧率中央工作组赴粤考察。5月14日，习仲勋向工作组详细汇报了特区建设规划，提出允许华侨、外商投资建厂，并进一步落实侨务政策，改善侨汇物资供应，积极争取外汇。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其中明确提出“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了这个报告，轰轰烈烈的特区建设从此拉开帷幕，广东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实验区和排头兵。这项重大决策备受广东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中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它是对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理论的正确理解。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习仲勋同志表现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胆略，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提供了宝贵经验。

　　参加侨务活动，解决侨胞诉求，

　　践行群众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