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今天，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踔厉奋发，踏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厚德载物，胸怀世界，倡导人类文明多样性，主张在交流、包容、互鉴中走向共生共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

　　上述主张与倡导，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传承中生长出来的。谈论文明，不免要说到经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为人类贡献了诸多传承数千年的经典之作。经典具有迷人的魅力，吸引后世不断重读，激发人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释放经典中蕴含的智慧潜能。《易经》《中庸》《庄子》《国语》等先秦经典，虽有经史之分、儒道之别，但无一例外地强调多样性。

　　例如《易经》泰卦，其初九爻辞：“拔茅茹，以其汇；征吉。”此处运用了“拔茅茹”的意象。茹，相互牵引的样貌；拔茅茹，拔起茅草，根系相牵。按照三国时期经学家、玄学家王弼的解释，“拔茅茹”意象生动表达了共生共成的道理：不是同类相争，而是齐心协力、志同道合；不是异类相斥，而是双向奔赴、情投意合；由此，“天地交而万物通”，同异交得，万物共生共成。

　　在当今新的时代背景下，完全可以对“拔茅茹”意象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用以表达人类文明多样性主张：具有不同性格的多种文明在交流、包容、互鉴中走向共生共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如果说，人有人格，国有国格，文明亦有类似意义上的性格，那么，文明包容倡导一种平民化的文明性格。平民化的文明性格是一种自由的文明性格：每种文明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尊重自己与其他文明的个性；既不盲目自大，以自己的文明压制其他文明，也不妄自菲薄，在其他文明的影响下失去自身个性。

　　进一步看，具有平民化的自由性格的文明，固然主张每种文明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但它对于一种以自己的文明压制，甚至伤害其他文明的文明必不能无条件地包容之，必不许这样的文明享有为所欲为的“自由”权利。“拔茅茹”拥抱差异性，但并不意味着容纳一切差异。我们主张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文明优越正是主张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差异，即不同文明之间具有价值高低的差异。显然不能容纳这种意义上的差异。因为当我们说“价值”时，实际上是在说“正价值”，而一个事物是否有正价值，归根结底看它是否有助于实现人类的理想目标：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统一，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与“拔茅茹”相对照的，是主导冷战思维的免疫学模型。德国新生代哲学家韩炳哲敏锐地观察到，20世纪是一个被免疫学模型主导的时代，该模型在内外、友敌、自我和他人之间划出清晰界限。冷战即遵循了这种免疫学模型。

　　21世纪刚开始之际，全球化发展态势使韩炳哲乐观地认为，免疫学模型已经衰落，绝对排他的“他者性”被不会引起免疫敌对反应的“差异性”所取代。然而近年来，逆全球化潮流让人们不由叹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免疫学模型不但没有衰落，而且在特殊的历史情势下变本加厉，作为人类思维的定势仍然发挥着作用，禁锢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隐秘支配其行为方式。《荀子•解蔽》有言：“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冷战思维的免疫学模型，已是当今人类“心术之公患”。若不摆脱免疫学模型，难以想象人类如何走向共生共成的文明新形态。

　　如何摆脱主导冷战思维的免疫学模型，代之以更具建设性的新意象？比如上面论及的“拔茅茹”，又比如文明“互鉴”。实际上，当我们说“互鉴”时，已暗中运用镜与光的意象了，“鉴”正是“镜子”的意思。“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同的文明闪烁着璀璨光芒，交相辉映，重重无尽，这正是生机勃勃的文明“互鉴”。

　　此外，可以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传统中找到思想资源，丰富“互鉴”意象的内涵。相传，佛教华严宗开创者法藏为解释缘起无尽的道理，做了一个“互鉴”的实验：“取鉴十面”，也就是拿了十面镜子，“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余，面面相对，中安一佛像，燃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法藏身上，体现了文明互鉴的积极成果：佛教虽来自印度，中国化以后如华严宗已成为中华文明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华严宗开创者的法藏乃是旅居大唐的西域康居国人，而这一点并不妨碍他在生前为大唐人(包括当时的女皇武则天)所接受，也不妨碍他在死后因其成就进入中国思想史。海纳百川，容纳差异而非拒斥他者，是大唐气象，也是任何一种活泼的文明应有的气象，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应有的气象。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何尝不是中华文明传统与西方文明传统互鉴交流的积极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一词不得不处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之间是何种关系，是否存在一般的现代化，而此一般的现代化是否由西方式现代化所定义？

　　若我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式现代化，同时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不因其中国面相而失去现代化的地位，那么，就需要放弃西方式现代化之普遍性而成立一种新现代化观。一方面，新现代化既在西方式现代化之中，又在中国式现代化之中，但又不是西方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抽象普遍的共相；另一方面，新现代化既非西方式现代化所能代表，亦非中国式现代化所能穷尽。进而，在新现代化之中，西方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并非泾渭分明，因其中一部分乃是由西方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互激荡、交融相济而产生的新内容，非中非西、又中又西。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思考便会遭遇如何处理“一多”关系这一根本哲学问题。若拒斥抽象的普遍性，以及基于抽象之普遍性的一元论或本质主义，便不得不追问：除了共殊(普遍与特殊)、家族相似(维特根斯坦)的理解方式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更合理的方式处理“一多”？这也是应对不同文明如何共处的根本问题。“拔茅茹”意象或许具有这方面思想潜能，有待进一步探索挖掘。

　　在交流、包容、互鉴中走向共生共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历史上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也是中华民族需要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不仅因为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分子，而且因为中华文明具有养成平民化的自由的文明性格的巨大潜质。值此历史变局之际，我们有理由相信，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中华文明能够再度焕发勃勃生机，对人类未来新文明作出较大贡献。

　　(本文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东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