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商与华商网络

　　厦门大学沈红芳教授的论文《经济全球化下的东南亚中小华商企业》(《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阐释了东南亚中小华商企业的经济地位、对当地民族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对经济复兴所起作用；探索了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东南亚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转变、经济自由化政策以及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与销售网络对东南亚中小华商经济地位、资源配置及其福利分配的变化；指出东南亚华人中小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本身的天然弱点，提出了促进东南亚地区包括华商在内的中小企业成长的可行性建议。

　　厦门大学王望波副教授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东南亚华商》(《南洋问题研究》2007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东南亚华商在东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中国具有同文同种的优势，具备了在东盟和中国两地投资创业的成功优势，因而东南亚华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中独具优势，参与积极性也更高。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深入，东南亚华商在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尤其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这将有利于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全面友好关系，同时也为海外华侨华人自身提供更为有利的生存与发展环境。

　　福建社科院林勇副研究员的论文《海外华人网络与FDI流入中国大陆的实证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运用统计分析方法，以13个国家在2002-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建立了以经济规模、人均GDP、地理距离和海外华人网络为主要变量的分析模型，对海外华人网络与FDI流入中国大陆之间相关系数进行定量分析。表明：海外华人网络与国际对华直接投资流量之间成正相关关系，其在中国大陆吸引、利用FDI的过程当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中国对于FDI相关领域正式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海外华人网络对FDI流入中国大陆的作用强度将有所弱化。

　　厦门大学范宏伟博士的论文《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缅甸经济政策与华商》(《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论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缅甸政府为阻止经济恶化，采取了推进农业改革、加速国有企业私营化步伐、拓宽融资渠道和加强边贸发展等措施，为缅甸华商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机会，华人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而缅甸动荡的政治局势、经济改革中存在的弊端及中国新移民在缅甸的涌现，是缅甸华商未来发展必须应对的问题。

　　韩国全南大学崔承现副教授的《华人网络与韩人网络的比较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一文，通过当前韩国对于海外华人四个方面的“似是而非”认识的分析，对华商网络的倾向与特征、建设韩民族网络等问题的探讨，得出结论：韩国华侨与韩国所理解的海外华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代韩国政府希望能像中国充分发挥海外华人的优势那样，使海外韩人发展成为韩国在21世纪的新的成长动力并加以利用的认识是一种错误的“乐观判断”；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向心力，不只是来自爱国情，更重要的是其生存保障与利益的实现；中韩两国的侨务政策存在区别，中国致力于“护侨”，而韩国的目光集中于“用侨”。

　　韩国釜庆大学助教授李丹在《超国家民族经济网络的运营：华商大会与韩商大会的比较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一文中，选择世界华商与韩商大会作为个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华商网络与韩商网络的运营机制及其特征进行了阐述和分析。世界韩商大会与华商大会是两个最具规模的离线网络协力系统，在强化网络成员之间的联系与沟通乃至在构筑民族共同体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两个大会在会议周期、运营体系和世界性影响力方面又具有很大差异。韩商大会议题主要局限于韩国与海外同胞之间的联系上，其影响力不及华商大会。

　　二、华侨华人历史问题

　　厦门大学聂德宁教授在《二战前中马贸易关系中的华侨因素》(《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5期)中认为，二战以前，马来亚的华侨不仅人口众多、经济实力雄厚，而且其经济活动遍及马来亚的生产、分配领域的各个方面，在对马来亚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也对中国与马来亚的贸易关系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在沟通和增进中国与马来亚的贸易往来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厦门大学沈燕清的论文《新加坡与爪哇华侨鸦片包税制比较研究》(《南洋问题研究》2007年第3期)，以新加坡和爪哇的鸦片包税制为研究个案，比较分析了19世纪东南亚华侨鸦片包税制度中马来亚模式与爪哇模式的不同特点及其走向消亡过程的不同。马来亚模式与爪哇模式在消费主体及所依赖的社会基础上存在相当大的不同，就包税者的经济与政治前景而言，马来亚模式与爪哇模式各有特殊的优势与弱点。但包税制是一种过渡现象，无论其消亡过程有多么不同，马来亚模式与爪哇模式都逃脱不了被废除的命运。作者希望能通过本文管窥东南亚鸦片包税制度全貌。

　　三、有关当地国华人社会

　　暨南大学廖小健教授《华人政治地位与马来西亚的政治分层》(《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5期)一文，通过分析马来西亚华马两族执政党的不同地位、政府公共职位的族群分配比例以及选区划分的族群利益倾向，探讨马来西亚族群政治分层以及族群在政治领域存在的结构性差异。分析结果表明，华人明显处于政治弱势，在族群权益博弈中的地位由此大为减弱。

　　暨南大学黄昆章教授的论文《宽容与融合：泰国华人争取生存发展问题的思考——以泰北美斯乐“云南村”为例》(《八桂侨刊》2007年第3期)，论述了泰北清莱府美斯乐村聚居着的近二万名云南籍华人，50多年来，他们在坚守中华文化传统的同时，艰苦奋斗，转变观念，奉公守法，主动融入主流社会，赢得居留国政府和友族的信任；另一方面，泰国政府实行平等相待的宽容政策，采取各种提高华人水平的措施，也是华人得以比较顺利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洪丽芬博士的《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马赛克现象——语言融合的表现》(《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4期)认为，处于多元文化、多语社会的马来西亚华人在话语交际时，往往出现语码混用的现象，有时是不同的语言夹杂使用，如说华语时夹杂英语；有时是相同语种混用，如说方言时夹杂华语；有时则多语混杂使用，形成令人目眩的语言马赛克现象。本文根据在马来西亚进行的实地调查所得到的数据和实例，逐一分析相同家庭祖孙三代对当地华人常用的五大语言，即华语、英语、广东话、福建话和马来语，在使用时所夹杂的语言。研究发现，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马赛克是多元文化属性的表现，更是社会中多种语言接触的自然融合。

　　日本学者野泽知弘《柬埔寨的华人社会》(《南洋资料译丛》2007年第3期)一文，通过作者在金边就柬埔寨华人社会所进行的缜密调查，与柬埔寨华人理事总会会长以及广东、福建、海南、客家各会馆会长进行的访谈，了解到许多从文献中难以得到的有关柬埔寨华人社会的现况。作者认为，近年来，由于柬埔寨政府采取了极为优惠的奖励政策，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新华侨在金边定居从商。此外，回归柬埔寨的华人(原柬埔寨华人难民)也趋于增加。在柬埔寨，来自大陆、香港、台湾的新华侨们所组成的新兴中国人社会正在形成，新兴中国人社会和既存的柬埔寨华人社会共同存在着，两者的共生关系今后将会迅速地进一步加强。

　　四、侨乡与新移民

　　日本学者山岸猛在《改革开放后广东省侨乡的经济变化与海外华侨华人——以台山市的新移民和侨汇为中心》(《南洋资料译丛》2007年第3期)中，以中国最大的侨乡广东省为中心，就改革开放后侨乡的侨汇、侨户和非侨户的收入差距和新移民等加以考察。以台山市为例，具体论证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侨汇急速减少，但居民收入反而增加，来自海外的汇款、捐赠从“输血”变成了“造血”的进程。其原因在于：1、80年代中期以后华侨华人、港澳同胞的捐赠公益事业费增加，相当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2、通过侨汇的利用和对小型生产设备进口的优惠措施的利用，有效地创设侨属企业；3、与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保持密切联系的侨办和归侨联合会等机构招徕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的投资。这些大大改变了台山市的经济结构，逐渐加强了与海外市场的联系，摆脱了以往那种依赖侨汇和移民的传统体制。

　　福建师范大学陈金平的《福建省明溪县新移民社会调查》(《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4期)一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福建“旅欧第一县”明溪县内陆新侨乡的形成、发展过程。针对我国改革开放后不断涌现的新移民现象，注重从一个新兴侨乡的视角来剖析新移民产生的原因及对当地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并力图寻求伴随新移民现象产生的诸多问题解决的方式、方法。

　　上海师范大学肖文燕、张宏卿的论文《华侨与近代侨乡工业——以广东梅县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以学界研究较薄弱的山区侨乡——梅县为研究区域，对华侨与近代侨乡工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华侨在率先投资近代工业中，注重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西方近代企业制度及经营理念。在侨乡工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华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广西师范大学劳家全、熊志灵在《试论抗战时期东南亚华侨对广西的援助》(《东南亚纵横》2007年第8期)一文中认为，广西在抗战中的突出贡献，主要是广西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战的结果，也是与海外华侨(特别是东南亚华侨)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今天，在缅怀广大华侨爱国情怀的同时，也应该挖掘其现实意义，一方面构筑华侨华人与祖籍国新的交往渠道，全面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其他区域合作的步伐；另一方面，以此增加广西旅游的文化底蕴，为广西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历史根基。

　　五、华侨华人、新移民研究动态与评析

　　华中师范大学李其荣教授的论文《华人新移民研究评析》(《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5期)认为，做好新移民的研究工作，有利于他们在当地长期生存和发展，有利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利于我国同华侨华人所在国的关系，有利于所在国的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新华侨华人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既有宏观研究，也有微观研究，还有比较研究。但是以往的研究对现象解释多，理论探讨少，对策研究也不够。因此，我们应加强理论、方法和应用对策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把握学术史的发展，弥补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深化新华侨华人研究。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程希《中国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研究动态——以新近出版的专著为例》(《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5期)一文，对2001-2006年间中国大陆出版的华侨华人学术著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并着重对有关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评述。2001年以来中国大陆有关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研究专著主要涉及了东南亚华侨华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公共关系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所展现出的新的学术亮点与不足，不仅孕育着中国大陆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不断推陈出新的活力，也预示着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方兴未艾。

　　(作者分别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教授、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