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移民非洲的历史概览

　　华侨华人移民非洲经历了数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清末时期，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当时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内忧外患，生存环境日渐恶劣，农民被迫离家出走，到国外寻找出路。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地需要劳力修建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与公路的建设；南非发现金矿，经过英布战争后对劳动力的需求颇大，移民非洲成为华人讨生活的途径之一。因此，当时在法属殖民地刚果、德属殖民地坦噶尼喀、葡属殖民地莫桑比克以及法属马达加斯加等地都有过华工，或修路，或开矿。其二，一些反清志士或遭清政府追捕不得不背井离乡，或为发动海外反清力量到非洲游说动员(如杨衢云等)。其三，中英签订条约，为南非金矿提供契约华工，在1904-1910年共约64000人到南非金矿工作，其中少数留下来，也有一些国人随劳工辗转抵达南非谋生。

　　华侨华人移民非洲的第二次浪潮是上世纪60-70年代。这一次的主要移民来自台湾、香港等地。这批移民与以往移民不同。虽然台湾当时尚未全部开禁，但已有相当多的国际间流动，一些留学国外特别是欧美的农业、机械等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来到非洲创业。有的是台湾农耕队在非洲完成任务后留下来定居此地。这些来自经济发展迅速的台湾地区移民，多有在外国生活的经验，也有从事各种职业的技能。他们投资的行业颇为广泛，如杂货业、百货零售批发业、进出口贸易、制衣业、农业及水果种植等，大大促进了非洲的经济发展。在工业方面，各种新型工业及加工制造业兴起。这些工厂包括面粉、纺织、成衣、花边、皮革、塑胶化工等行业。最重要的是，这些都是台湾移民自带机器、技术和资金开拓出来的新产业。

　　这一移民潮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1977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418号决议，正式对南非实施制裁。由于以前的制裁主要停留在口头上(集中在石油和武器禁运方面)，南非经济所受影响并不大；从70年代末以后，西方国家加入制裁行列；特别是80年代中期南非政府在国内加紧镇压运动，在国际上触犯众怒，引起新一轮的制裁浪潮，南非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此时，一些来自台湾的新移民(如后来活跃在南非政坛的陈阡蕙、黄士豪等)，一些大陆、香港或东南亚的华人(王建旭和苏华杰等)或从其他地区再移民至南非的华人，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这一浪潮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台湾对外观光解禁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为非洲华侨华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中国对华侨政策大大改善，容许国内侨眷到国外继承家业或协助经营各种企业或餐馆。这种政策促使一些侨眷到非洲国家(特别是毛里求斯和马达加斯加)继承祖辈或父辈的产业。

　　1995年以来，移民非洲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期。随着中国对“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这一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进军非洲。与此同时，一些非洲国家也适时放宽移民政策，欢迎各种移民。这些因素大大鼓励了中国人移民非洲。由于开放政策，华侨华人与家乡的联系开始增多，华人或回国探亲访友，或回乡寻根扫墓，或积极捐资捐物投身于家乡的慈善事业，相当多的华人开始投资国内或家乡建设。这一点在广东和福建尤其明显。同时，有的移民欧洲的华人发现欧洲难以立足定居，便开始再移民至非洲大陆各国。

当代非洲华侨华人的现状及特点

　　对非洲华侨华人人数的估计有多种多样。从目前掌握的各方面资料看，对非洲的华侨华人尚无确切的统计。如果将第一批华人与目前正在奋斗的新移民一起计算，笔者估计非洲的华侨华人约有50万人。

　　非洲华人新移民的特点主要是抢滩迅速(特别在批发、零售、餐馆等方面)，增长很快，来源地多元，成份复杂等。

　　非洲华侨华人移民目的是多种多样。就近几年移民非洲的华人而言，他们中有的是凭着对商机的感悟，直接到非洲来投资的；有的是希望到非洲来看看，结果被这一块富饶的大陆所吸引而定居下来的；有的是在这里读完学位后(特别是在南非)定居的；还有的是希望以非洲为跳板移民欧洲大陆的。

　　他们中有的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以投资或继承父业方式来到非洲的。这些人中有南非侨领陈阡蕙、王建旭、李新铸、胡介国等。这些侨领或企业巨子都是经商比较成功的人士。以台湾移民陈阡蕙为例。1981年，她抱着“年轻时应多一些经历”的想法来到南非，从公司的英文秘书做起，经过多年拼搏，拥有了自己的房地产、农产品和进出口等7家公司。1994年，陈阡蕙加入了南非主要政党之一的新国民党。她敏感地认识到，华人对南非的经济贡献很大，却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没有人从政，也就无人站出来维护华人群体的利益。为此，她决心成为南非华人的一名代言人。她先是当选为约翰内斯堡市议员。作为华人的代表，陈阡蕙认为自己一定要为当地侨民说话。约翰内斯堡议会原来规定仅在公历新年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在陈阡蕙的坚持和争取下，华人得以在中国农历新年保留燃放爆竹的传统习俗。2004年，陈阡蕙被补选为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相当于上议院)议员，成为进入南非国会的首位华人。作为商人，陈阡蕙热情地向中国投资者介绍南非的各种政策法规；作为一名议员，她不忘为中南两国文化交往牵线搭桥。1995年，她曾率领一个南非歌舞团前往青岛参加啤酒节，随行的还有3名南非国会议员，取得了良好的交流效果。

　　在非洲各国存在着许多自己闯天下的大陆人士。何烈辉是代表之一。何烈辉毕业于上海海事大学的法律专业，父亲何先永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私营企业家。199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根本不会说英语的何先永只身闯到博茨瓦纳，本来是为了收款，却看到了这块土地上的无限商机，于是毅然决然地留下来开办了工厂。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何烈辉弃法从商，决定也去闯荡非洲。博茨瓦纳的签证迟迟办不下来，恰好有个朋友对加纳比较熟悉，建议他改道加纳。换个目的地，意味着不能利用父亲在博茨瓦纳打下的基础，必须白手起家，这倒没关系，但何烈辉当时没有留意到，同为非洲国家的博茨瓦纳和加纳，经济发水平度截然不同。博茨瓦纳的人均GDP达5000美元左右，加纳人均GDP只有100多美元。然而，正是加纳的困境成就了何烈辉的事业。他后来又转战尼日利亚，并被授予当地“酋长”的头衔。为了促进非洲国家政府和企业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何烈辉自己出资100多万元举办了一个中非经贸论坛，为非洲代表团提供费用，促成了中非双方的经贸对话，效果极佳。会后，何烈辉还带领非洲国家代表团前往上海参观18届华交会。

　　像陈阡蕙、何烈辉这样幸运的华人不多。更多的则是那些仍在不断拼搏的创业者。我在博茨瓦纳的一个商场碰到一位从江西来的年青人。他一个人在博茨瓦纳闯荡了4年，最后租下了商场的一个房间作摊位，又将自己的妻子从国内接来，生意做得相当不错。

　　此外，还有完成中国援建项目后留下来的华人。前面谈到，台湾农耕队的一些队员服务期满后，认为在非洲发展不错，就在非洲国家定居下来。中国援非医疗队员完成派遣任务后，也有的在当地留下来，坦桑尼亚、赞比亚、博茨瓦纳等国都存在着这种医疗队员留下来自己建中医诊所的现象。还有的是随着建筑工程队到非洲后对非洲产生了感情，也看到了商机，决定留下来。

　　定居非洲的华侨华人近年来增长很快，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各种人都有。由于对当地法律颇为模糊，加之创业阶段不能约束自己，有的在货物质量上以次充好，不讲道德，还有的违规偷税，在当地引起了民众的反感。廉价的中国货物和大量的华侨华人商贩对当地的纺织业和贸易特别是零售业构成了一定威胁，引发了一些矛盾和冲突。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2005年曾经发生过反对和支持中国人(货)的两场完全对立的游行示威。

　　综观华侨华人在非洲的发展，我国政府对华侨华人的政策与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

　　第一，文革结束后，中国政府开始大力鼓励华侨华人子女出国继承父业和祖业，一些颇有成就的华人企业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非洲的。

　　90年代初，随着中国对“两种资源、两种市场”这一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进军非洲。随着中资企业的涌入，华人的数量大增。在安哥拉、赞比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塞舌尔等国，中国建筑工人比比皆是。这些建筑工人中间的一些人干了数年后，觉得当地的条件不错，当地也欢迎外国人进去，便留了下来。

　　第二，对华侨华人到非洲定居或投资进行适时引导。

　　首先，向国内提供各种商品信息，以鼓励国人投资非洲。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到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迅速增加，为了正确地引导这些企业进军非洲以及中国移民到非洲投资办厂，中国有关部委积极发布信息，指明各非洲国家所需的商品及市场情况。中国商务部对世界各国的需求及时掌握并在商务部网站发布，各中国大使馆经商处积极收集有关国家的经济信息，为国民走进非洲提供各种资讯。例如，中国驻科摩罗经商处最近发表的信息表明，该国对外来投资表示欢迎，并建议“我企业利用科摩罗优惠政策，从事农业、渔业、农产品深加工、旅游业、矿产资源和海上石油的勘探开发，火山地热资源、太阳能资源开发等，也可参与科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

　　其次，向国人提供有关当地国家的相关法律条文，避免为移民他国或投资过程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中国商务部的网站上专门列有各国的有关方面的法律，驻非洲各地的中国使领馆将当地有关商业、税收、环保以及禁令等法律法规及时传到国内，并刊登在商务部网站上。中国奶制品出问题后，各使领馆一方面积极敦促国内加强对奶制品的出口监管，同时及时发布信息，使国内掌握有关国家的反应和处理意见。再次，中国政府对中国在非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进行了多方管理。2007年8月，中国商务部等国家部委组织中国在非州的67家国有企业召开加强在当地社会责任的大会。会议明确指出了中国企业要想在非洲长期投资，必须加强对社会责任的重视。与会的企业公开发表了有关加强社会责任的宣言。

　　第三，护侨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之一。随着移民非洲的华侨华人日益增加，非洲一些国家也出现了针对华侨华人的暴力事件。近年来，先后在南非、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苏丹等国出现了一些伤及华侨华人的恶性事件。针对南非华侨华人屡次发生命案的现实，中国政府于2004年9月派出外交部领事司司长访问约翰内斯堡，与南非外交部和警方专门磋商旅居南非的中国公民及华人的安全问题。中国政府随后与南非政府签订了一系列警务合作协议，以加强与南非警方的联系和沟通，并决定于2005年向中国驻南非大使馆派驻警务联络官员。

　　(作者系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