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是一个探寻规律，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顺应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发展过程。比如，人际交往要了解对方的性格，操作器械要掌握其性能，处理事务要先辨其性质……，都是在探寻和把握事物的规律。侨务工作要实现科学发展，就要探寻和把握侨务工作的规律。凡研究侨史和侨民问题的学者都知道，移民现象是人类社会的历史现象、侨民问题从始有邦国以来也一直未有停止……；凡从事侨务工作的同志都感觉，侨务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抑或还会遇到一些敏感问题……。简言庇之，前者决定了侨务工作的性质；后者又是侨务工作的特性使然。那么，侨务工作又有哪些特性可寻呢？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本文试图从侨务工作的特殊性和一般性问题去探寻侨务工作的规律，并就教于读者。

　　长期性 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的本性，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古往今来，迁徙就是人类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考古学界有物新证推论，今天的亚洲人和欧洲人的先人都是从非洲迁徙过来的；美洲的印第安人则是中国3000年前殷人的后代。近而推之，有了现代国家的概念后，一些由移民构成主体民族的国家被通俗地称为移民国家。今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主体民族就主要来自英伦三岛移民的后裔。地球村概念形成后，移民、侨居现象更为普遍。可见，移民历史之长堪与人类历史比肩，侨民历史之久则与国家历史同步。只要地球上还有人类活动，就会有移民问题；只要国家还没有消亡，就会有侨民问题，就需要侨务工作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中国是最早关注侨民问题的国家之一。中国的侨史研究可朔至秦代，汉唐以降文字记载愈详……。中华大地分分合合，几度开放，几度锁国，天灾人祸，朝代更替，中国人向外移民的历史从未停止，不同的只是集中、分散和地区差异、人数多寡而已。1909年，清王朝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条例》以血统主义为原则，规定凡中华种族之人，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均属中国国籍。当时即使持有他国国籍的华人也仍视父母之邦为“祖国”。尽管这是一部有名无实的法典，尽管满清政府并未负起保护中国侨民的责任，但它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反映(确定)了国家和侨民的关系。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国籍法》(1914年，经过修正后重新颁布)。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了民国历史上第二部国籍法。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国籍法》从“尊重人权，保全国体”的角度认识华侨的地位，不再把华侨当作可资求援的对象；放宽了对放弃中国国籍的限制，体现了单一国籍倾向；突出对于个人权利的尊重和男女平等；采纳出生地主义……，中国国籍条法的沿革反映了人类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发展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周边国家的疑惑，中国政府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签署了《中印两国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条约》。《条约》突出了不承认双重国籍和尊重本人意愿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新中国先后与尼泊尔、蒙古、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邻国解决了华侨双重国籍的问题，不仅创建了有利于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生存发展的环境，也建立了互信，打开了新中国的外交局面。可见，世情、国情、侨情的发展和变化，是制定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开展侨务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随着科技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移民(侨民)的心态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上世纪初侨民“落叶归根”的主流意识已普遍为“落地生根”、为“认同”和“融入”居住国所取代。因此，制定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开展侨务工作不仅要肩负历史的责任，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还须有长期的战略眼光和思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战略性的工作。任何近视、短思，急功近利的行为都不利于侨务工作，甚至是有害于侨务工作，有害于国家利益和侨胞利益的。

　　国际性 当今世界恐怕已经找不出没有移民(侨民)的国家了。2002 年10 月，据联合国人口司发表的《2002 年国际移民报告》估计,全球移民人口总数目前已经达到1. 75 亿。该报告称,在发达国家,几乎每10 人中就有1 人是外国移民,而在发展中国家,平均每70 人中有1 人是移民。目前欧洲有5600 万移民,亚洲有5000 万移民,北美有4100 万移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总数约占全球移民总数的40 %。风水轮流转，今天的发达国家成了移民输入国，而在19世纪初，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造成了欧洲人口“严重”(相对)过剩，并形成了大规模的移民高潮。据美国社会学家D.S.Massey研究估计，1900年，英国就有约41%的本国人口向外迁移，挪威约为36%，葡萄牙约为30%，意大利约为29%，瑞典约为22%，连比利时这样的小国也有约3%的本国人口向外移民。据学者统计，1900——1915年间，欧洲平均每年外迁人口逾150万；从17世纪到二战结束，欧洲移居其它大陆的人口约有6000万之众。不足百年的光景，西方国家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严重的社会现实，使原先的移民输出国又因劳动力短缺成为移民输入国。今天的英国、法国、德国都生活着数百万的外来移民。无论是经济移民理论(从移民输出国观察问题)，还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从移民输入国观察问题)，抑或是移民网络理论(从移民群体观察问题)，还是移民系统理论(从诸因素综合观察问题)，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变化、长衰、交流、动荡，都可能成为促使和加剧国际人口迁移的因素。虽然日本人的后裔当选了秘鲁总统，意大利人的后裔当选了法国总统，非洲人的后裔当选了美国总统，还只是少数国家、特殊时期和个别人物的特例，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五大洲各色人种相互融合组成了今天的国家、民族和社会则无疑是当今世界的现实。这一变化证明，移民(侨民)是人类社会中一个勇于变革敢于开创的群体，他们最少保守思想、最尚顽强拼搏、最勇探索开创。移民(侨民)发挥着推动经济一体、文化融合、世界大同的生力军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国家(无论是向外移民的国家，还是接受移民的国家)认识到移民(侨民)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并越来越关注和注重移民(侨民)问题。有学者统计，当今世界已有70多个国家设立了侨务机构或移民(侨民)管理部门。

　　中国是一个华侨华人众多国家。过去讲，有海水、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侨华人，说的是中国人梯山航海、劈暑冲寒向海外谋生，寻求发展。改革开放仅仅30年，今天在13亿中国人民生活的土地上也出现了“非洲街”、“韩国村”，以及阿拉伯、俄罗斯人聚居的街区。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都能看到操英语、日语、俄语、韩语、阿拉伯语的外国侨民与当地市民别无二致的生活、工作和休闲；当我们不时听到，谁家迎娶了洋媳妇，谁家招赘了洋女婿，不由让人感觉到婚姻国际化、家庭国际化、移民国际化在中国的变化之大发展之快。移民现象、侨民问题日益国际化的趋势，要求我在制定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开展侨务工作时必须要有世界的眼光和国际化的思维。中国虽不是一个吸纳移民的国家，但我们在思考移民规律和共性的时候，在思考国人走出国门生存发展，与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同时，也面临着他国侨民在中国合法居留、有序发展，和谐相处的问题。

　　社会性 战争、自然灾害、气候变化、政治动荡、经济发展(凋敝)、科技进步、文化吸引、社会变化、交通便捷、家庭团聚……，都有可能成为促使和加剧国际间人口迁移的因素，成为移民现象社会化的助力和推力。当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移民的原因、目的和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当今移民的原因、目的和方式较之早年移民的原因、目的和方式更趋多样和复杂。与历史上那种以躲避战争(上世纪九十年代，索马里内战造成300万国际难民，波黑战争造成国际难民220万)、灾害(1845年的爱尔兰大饥荒造成逾百万人移民美国，1984年非洲遭受特大干旱24国发生饥荒造成1000万难民背井离乡)、迫害(二战时期的犹太难民潮，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印支难民潮)的非常态的被迫移民不同，当今移民或侨居的原因、目的和方式更多的是以投资、贸易、婚姻、依亲、技术、劳力、求学等常态性的自由移民(非法移民也很普遍)。繁复的移民方式，移民目的和移民原因，使得移民构成可以来自任何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来自不同的信仰或职业，不分身份的尊卑、贵贱，也无论性别和老幼之差异，从而使移民这一人类社会现象和群体具有极其广泛的社会性和群众性。而人类的社会属性又使人的从众、趋众特性在移民、侨民的群体中显得尤为突出，以致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中形成了出洋闯世界的习俗。爱尔兰、印度、中国、墨西哥以及阿拉伯等国都是有移民传统和习俗的国家。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还有以家有华侨为荣和“出去一个人，致富一个村”的观念。移民的艰难和辛苦常常被缩小和掩盖，移民的憧憬和成功又往往被夸大和渲染，于是，移民现象和移民群体如同滚雪球般扩大开来。这种现象使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了侨乡是如何形成的，侨民大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移民国家为什么相对集中了。

　　侨务工作对象的社会性决定了侨务工作的社会性，侨务工作的对象之众、数量之巨，侨务工作涉及的领域和范围极其广泛，这也增加了侨务工作事有巨细如何作为的难度。中国的侨务工作面对的是两个几千万的特殊群体，他们(华侨华人)或他们(归侨侨眷)的至亲生活在海外不同的国家，他们生活的环境不同，从事的职业不同，生存发展的困难和需求也不尽相同；他们(归侨侨眷)或他们(华侨华人)的至亲生活在国内，他们的权益如何保护？权利如何体现？特点如何照顾？则是中国侨务工作需要思考的问题和义不容辞的职责。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已越来越为社会所认识。他帮助我们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想、引进了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理念；他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将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更加紧密。许多方面的工作都涉及华侨华人，实现了侨务工作由侨务部门向社会化的可喜转变。侨务工作的社会化从另一方面决定了侨务工作的社会性。为了更广泛地开展侨务工作，侨务部门有责任推动和引导侨务工作社会化的深入，为了科学有序地开展侨务工作，侨务部门又有责任规范日益社会化的侨务工作。

　　民族性 民族问题是移民现象和侨民问题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上类似土尔扈特人那样整个部族西迁，又整个部族东归的情况(东归英雄传的故事)，在现代社会不可能再现；“白澳政策”(白人澳大利亚政策)和美国、南非曾实行的种族隔离法也都已成为历史垃圾，但因政局动荡、经济下滑、文化冲突、社会纠纷等问题而迁怒于移民、侨民的情况却经常在国际间发生。只有300万人口的蒙古国竟有几千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新纳粹党)，威胁着外侨的生命财产安全；美国是一个需要移民的国家(美国每年批准移民绿卡就达14万人)，但据美国百人会于今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亚裔美国人对美国政治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美国的主流社会仍然对他们存有歧视。许多国家对外来移民采取过强制同化的政策，但强制性同化不能解决民族差异性的问题，也有悖于现代政治和社会的基本原则。由于差异性的存在，移民先进发达国家者往往自卑，移民落后发展中国家者又往往自亢，这种心理上的差别更增加了移民融入住在国的障碍，也增加了民族融合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唐人街是中国移民在海外的聚居地，而唐人街的形成正是华侨华人的民族性使然。从外因看，这是华侨华人为在异国他乡聚地互助自保、抵御欺辱的被迫所为；从内因分析，它有利于华侨华人在异国他乡五缘(血缘、地缘、文缘、业缘、法缘)交流，寻求精神慰籍、传承文化和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正是移民(侨民)这种与生俱来的顽强的民族性使我们得以领略世界各地不仅有“唐人街”，还有 “犹太城”、“法国城”、“德国村”、“印度街”、“小东京”、“小西贡”……。有研究移民社区文化的学者认为，即使是完全融入主流社会的成功移民人士也依然有与同胞交流，保持与维护本民族文化的渴求。因为这种文化与种族认同为他们带来心理的满足与慰籍，而这种满足与慰籍在他们日常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中是难以得到的。学者的研究提示我们，即使随着社会的发展，催生(有形、狭意)“唐人街”的外因可能弱化或消失，传统“唐人街”的存在和作用可能不再那么迫切和紧要了，但只要民族差异还存在，(无形、广义)“唐人街”的影响和作用依然会长期存在。

　　多元共存、和谐共生，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表现。随着多元文化、多元社会观念的被认同和接受，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的认同也呈多元组合的复杂趋势。文化认同不同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不同于国家认同，国家认同不同于政治认同的情况不仅在移民、侨民群体中普遍和常见，甚至在主权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也有不同表现。如何扬其利抑其弊，正确面对和包容民族(跨国民族)的差异性，不仅是多民族国家和移民国家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也是侨务工作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复杂性 移民问题可以引发国家间的战争(上世纪90年代，北约以难民压力为借口介入南联盟战争；而巴以战争因移民和土地问题，已经持续了六十年)；移民问题也可以作为国家间示好的橄榄枝(今年5月，美国主动与古巴恢复移民谈判，以确保古巴人“安全、合法、有序”移民美国。有分析认为，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显示善意加大与古巴接触)；移民问题还可以引发国内的骚乱(2005年，法国二名少年移民因躲避警察追捕被高压电击死亡引起全国性的骚乱)。欧洲国家已经把移民问题作为当今欧洲国家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近年，所罗门选举引发骚乱冲击华侨华人、西班牙发生针对华商的“烧鞋事件”、意大利因文化差异与华侨华人产生磨擦、东帝汶因社会矛盾伤及华侨华人，这些事例无一不在警示我们，移民问题和侨务工作的复杂性。移民现象、侨民问题的长期性、国际性、群众性、民族性决定了侨务工作的长期性、国际性、群众性和民族性，而侨务工作的长期性、国际性、群众性和民族性又决定了侨务工作的复杂性，从而使侨务工作兼具政治性 政策性、原则性、灵活性、敏感性等特点。侨务工作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侨务工作的复杂性决定了侨务工作的重要性。形势要求侨务工作必须紧紧围绕为国家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的需要，实现科学发展；形势要求侨务工作越来越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的复合型人才，以期能够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全方位地，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地开展侨务工作。

　　中国国内有几千万归侨侨眷，海外有几千万华侨华人生活在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侨务工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帮助华侨华人生存发展和传承中华文化、保护归侨侨眷权益、发挥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独特作用、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等方方面面，体现了侨务工作之艰之巨。中国侨务部门以人为本，为侨服务，凝聚、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中国侨务部门以三有利原则，公开、合法、透明地开展国外侨务工作，严格区分华侨华人的国籍界限，体现了中国政府负责任的态度。2005年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侨务工作的指导思想：坚持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宗旨，坚持以国内侨务工作为基础、以国外侨务工作为主导，坚持为国家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的统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在海外发展一支宏大的友好力量，促进侨务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独特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祖国统一和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而奋斗。这既是对侨务工作复杂性的认识和把握，也是对侨务工作规律的探索。

　　今年6月2日，胡锦涛主席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要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方法、手段协调和集成起来，不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不仅是对中国自然科学家、人文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提出的希望和要求，也是对中国侨务工作者提出的希望和要求。认识规律是一次飞跃，它使我们从知性上升到理性；而把握规律则是一次升华，它使我们理性地进行实践活动。新中国的侨务工作经历了60年的实践和认识、新中国的侨务工作还将继续经历再实践、再认识，从而达到中国侨务工作的知行统一观。中国是一个华侨华人众多国家，中国侨务应该走在世界前列，中国侨务应该为建设“和谐世界”贡献力量。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自觉地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侨务工作一定能实现新的历史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