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正确的理论是指导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政策措施的行动指南。笔者认为，“中国侨务理论系统”不完全等同于中国特色的侨务理论系统，它既应有符合中国特殊国情、具有鲜明中国文化表述特点的指导中国侨务工作的理论，也应包括对各国侨务工作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侨务工作高度重视，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为我们概括中国侨务理论系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世界各国涉侨的一些先进思想和研究成果，为我们概括中国侨务理论系统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借鉴；中国广大侨务部门干部的创新工作实践和在几十年侨务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为我们概括中国侨务理论系统提供了宽广的实证研究基础。

　　笔者认为中国侨务理论系统，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拉迁移”理论

　　华侨是在海外住在国定居的中国公民，华人是加入住在国国籍的种族为“华人”的人士，归侨是从海外回国定居的中国公民。他们的形成、发展和变化，都与国际迁移密切相关，因而在中国侨务理论系统中应该包括有关国际迁移的理论。

　　国际学术界有关移民理论的探讨约始于19世纪末。一般认为，现代移民研究理论的奠基人是英国地理学家雷文斯坦(Ernst George Ravenstein)。他在1885年和1889年发表的两篇同名论文《移民的规律》中首先指出，移民活动的兴起与盛衰和移民输出地及输入地之间的地理距离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方面的考虑与追求富裕的本能乃人类迁移的最主要的因素。在雷文斯坦建立的理论框架基础上，1966年，美国人口学家埃弗雷特•S•李(Everett S. Lee)在其发表的《人口迁移理论》一文中进一步细化了有关迁移理论，提出了著名的“推-拉理论模型”。他把迁移定义为人们的居住地发生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变更，并认为决定人口迁移及其过程的有四个因素：一是迁出地因素，二是迁入地因素，三是中间障碍因素，四是迁移者个人介入因素。在上述四方面因素中，都存在有利于迁移的正(+)因素和不利于迁移的负(-)因素，以及不起作用的中性(0)因素，正负因素的较量和综合，促成最后是否迁移的行动。笔者认为在埃弗雷特•S•李提出的决定人口迁移的四个因素中，如果避开迁移者个人介入因素，在国际迁移中的推力与拉力主要表现在移出国与移入国之间由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决定的比较综合的生活质量差距，中间障碍因素则主要表现在移出国与移入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及其移民政策。尽管几十年来中国向海外移民规模变化的具体原因并不相同，但都不同程度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上述“推拉迁移”理论，对于中国侨务部门分析未来中国向海外移民与海外侨胞回国定居的变化趋势，研究制定侨务工作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和侨务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民族认同”理论

　　华侨、华人与祖(籍)国之间，既存在着是否中国公民的法律关系差异，又存在着民族感情上认同的共性。尤其在当前和今后愈来愈多的华侨加入住在国国籍的情况下，重视和强调“民族认同”理论对于进一步搞好中国侨务工作将具有更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在我国海外侨胞是否要加入住在国的国籍和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的法律关系上，几代中央领导人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我们希望华侨都选择当地国籍，但是不能拒绝他们选择中国国籍，不能造成一种情况，好象新中国不要他们了。”“我们鼓励华侨留在所在国，参加建设，选择那个地方的国籍。但是还要由他自愿。”他还强调“你们(指华人，笔者注)既然是那个国家的公民，当然要效忠于那个国家”，还有“一旦选定了中国国籍，就别再参加印尼政党的活动、人民的政治生活以及选举活动等等，界限要划得清楚”。然而周恩来同志又对加入缅甸国籍的华人说：“我们还是亲戚，亲戚有什么不好呢？就好象女儿嫁出去后，还是亲戚嘛。女儿可以出嫁，男的呢，男的也可以招赘嘛。……有些侨胞在选择了缅甸国籍后，中国政府看待你们是好亲戚，不管是男的招赘，女的出嫁，我们一律当成好亲戚看待。”他通过把华人形象化地比喻为中国人民的“好亲戚”，来表达加入住在国国籍的华人与作为中国公民的华侨一样仍具有民族感情上的认同性。上述“民族认同”理论，对于中国侨务部门在明确区分外籍华人工作基本方针与华侨工作基本方针的前提下，更好地研究制定关心外籍华人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华人及其眷属参照华侨及侨眷的“适当照顾”待遇、增进外籍华人同我国的亲情乡谊和合作交流、重视开展对华裔新生代的华文教育等培养民族认同感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三、“以侨为本”理论

　　早在1950年，从1936年起长期担任中共中央“海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朱德同志，就对建国后刚建立的华侨事务委员会提出“只要我们全心全意为华侨服务，困难是可以逐渐克服的，工作是会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正是从维护海外侨胞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华侨不应该参加”居留国的“非法政治活动或是革命”、“取消”“国外华侨的共产党组织”，甚至“希望华侨将来都成为侨居国公民的一部分，并十分高兴地生活下去”。近年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会见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根本利益作为侨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做到为国家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的统一”。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笔者认为，作为中国侨务部门工作对象的“人”，应该包括华侨、华人、归侨，以及他们的眷属。因此，对于中国侨务部门来说，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就应该坚持“以侨为本”，全心全意地为侨服务，始终把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根本利益作为侨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述“以侨为本”的理论，对于中国侨务部门明确侨务工作的宗旨，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为国家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的统一，进一步关心海外侨胞长期生存和发展，保护华侨和归侨、侨眷的正当合法权益，按照“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原则加大对他们中困难群体的关爱工作力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四、“大有作为”理论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就充分肯定了“海外华侨输财助战”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作用。1947年，周恩来同志在为泰国《真话报》创刊五周年的题词中希望“全世界的华侨团结一致，争取祖国的自由平等”。1993年，邓小平同志在与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时指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他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数量众多、具有资金和人才优势、热切希望振兴中华的海外侨胞，看作中国的一个特殊国情和宝贵资源，要各级领导在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高度重视并紧紧抓住这一独特机遇。1994年，江泽民同志在第五次归国华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侨务工作历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极其重要的工作。”并强调在“我国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做好侨务工作，对于加快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他明确指出：“侨务工作要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重点要抓好引进华侨华人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工作，这是我们国家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也是侨务工作的优势所在。”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接见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代表时提出了侨务工作的三个“大有作为”论断：“在凝聚侨心、发挥侨力、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贡献方面，侨务工作大有作为；在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方面，侨务工作大有作为；在开展民间外交、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扩大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方面，侨务工作大有作为。”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三个“大有作为”论断，不仅强调了现阶段搞好中国侨务工作的重大意义，而且也充分肯定了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对祖(籍)国已经并将继续做出的重要贡献。上述“大有作为”的理论，对于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增强各级党政领导重视侨务工作，搞好侨务部门的建设，激励广大侨务干部努力拚搏，充分发挥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独特作用，扎实推进“侨爱工程”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五、“和谐侨社”理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为海外华侨题词：“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周恩来同志在会见马尔加什外长时曾指出：“对于侨民，我们是不分哪一派的，只要承认新中国，到我们大使馆来登记，说他是侨民，我们就保护。我们不因为他过去承认国民党就不保护他。”邓小平同志也强调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指出：“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主张，他指出：为着“实现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国际社会要通力合作，不懈努力，建设和谐世界”。2005年，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他认为和平、发展、合作的历史潮流为实现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建设和谐世界具备了客观现实可能性；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条件下，“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是实现世界安全稳定繁荣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中国侨务部门领导人遵循胡锦涛同志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精神，多次阐述了建设“和谐侨社”的思想，提出应在侨社中积极弘扬和谐文化，倡导和谐理念，大力培育和谐精神，“提倡新、老侨胞之间，来自不同省籍、不同地区侨胞之间不分彼此，求同存异，更加广泛和紧密地团结起来。”并强调“海外侨团是华侨华人社会的支撑点。构建和谐侨社，关键是侨团的团结与协作。”上述“和谐侨社”的理论，对于中国侨务部门在海外侨团从过去的以同宗同乡团体为主发展到当今成立大批业缘性团体、政治性团体、世界性区域性团体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海外侨务工作，构建一个和睦相融、合作共赢、团结友爱、充满活力的华侨华人社会，促进侨胞在海外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六、“社区侨务”理论

　　社区是以一定地理区域为基础、具有共同利益需要并有着较密切社会交往的社会群体及其活动区域。现阶段中国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城镇中的居民委员会和农村中的村民委员会辖区。社区服务是指政府、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以及其他各方面力量(包括建在社区内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一切力量)直接为社区成员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其他物质、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服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社区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十分重要。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天津考察社区工作时说：“加强社区建设是新形势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服务直接关系千家万户的利益，也是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方面，前景十分广阔。要通过加强社区建设，充分发挥街道、居委会和群众的力量，不断提高为群众服务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居民素质和文明程度，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2000年，胡锦涛同志在视察北京市和平街街道青年文明社区时又强调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和人们就业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城市居民与所居住社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社区的地位和作用也显得越来越重要。搞好社区建设，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满足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巩固基层政权，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区侨务工作是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鉴于中国生活在城乡社区中的归侨和侨眷面广量大，在体制改革后都由“单位人”转为“社会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年老的归侨、侨眷愈来愈多，其中不少老人的子女都在国外。当他们在患病、失能、失智和经济上遇到困难、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迫切需要就近得到帮助。然而，中国侨务部门的专职干部数量少，在街道(乡、镇)分管侨务的干部都要身兼港、澳、台、侨、民等多重职务。因此，近年来中国许多地区尤其是归侨、侨眷聚居的地区，突破了传统侨务工作单纯依靠侨务部门开展服务的机制，利用社区服务平台，将侨务工作重心下移，通过开展社区侨务，建立“社区侨务工作站”、“社区华人华侨联系服务点”和“社区侨法宣传角”等，形成“侨帮侨”、“非侨帮侨”、“侨帮非侨”的社会化、制度化、网络化新机制。上述“社区侨务”的理论，对于在新形势下进一步争取中国各地基层领导和社会各界理解和支持侨务工作，深入了解广大归侨、侨眷及他们在海外亲属的所思、所需和所急，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增进海外侨胞的亲情乡谊，将侨务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七、“涵养侨资”理论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在 1987年由时任挪威首相的布伦特兰为主席的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的，并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与会者共识与承认，此后也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

　　侨务资源主要指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中的资本、科技、人才、信息、知识、网络等综合资源储备。近年来中国各地侨务部门针对海外侨胞中许多老侨团和著名华侨华人企业面临领导人的新老交替、新华侨华人数量迅速增加、华裔新生代中大批青少年不会汉语和对祖(籍)国文化传统了解甚少的新情况，以及在国际金融危机下不少中国侨资企业面临的困境，纷纷提出“涵养侨资，确保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并与有关部门合作举办了“海外华裔中青年杰出人士华夏行”、“华裔新生代企业家中国经济高级研修班”、“海外中青年侨领研习班”、“‘中国寻根之旅’夏(冬)令营”等活动，采取了“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大力加强海外华文教育师资的培训力度、增聘华裔新生代中的优秀代表为全国及各地“海外交流协会”的海外顾问和理事、成立省级“世界青年联会”等措施；同时又积极扶持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侨资企业特别是中小侨资企业，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笔者认为“涵养”一词虽然有滋润养育和修身养性两种不同意义的理解，但是当今侨务部门使用 “涵养侨资”时往往与使用“促进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因此，它的含义应理解为扶持、养育侨务资源，可以把“促进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理论简称为“涵养侨资”理论。上述“涵养侨资”的理论，对于侨务部门在新形势下进一步保护侨务资源，高度重视做好新华侨和华裔新生代的工作，加大对华文教育的投入，促进华文教育创新，搞好各项有利于未来中国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作者系国侨办专家咨询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